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

时间：2024-04-24

1940年3月24日，以陪都重庆为首，大后方几乎所有尚未沦陷的省份，都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公祭仪式;国内几乎所有大报，无论何党何派，都发表了悼念他的挽联、悼词与评论，人们用的最多的两个词分别是：“楷模”和完人”。蔡元培的绝无仅有，不仅在于他凭借一己之力，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树立了一个老大帝国向现代文明转变进程中所当有的人格典范。

开篇“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

提起蔡元培，世人都会想起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是他一于塑造了北大精神，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革新北大，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摇篮。

当年的北大，有三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陳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然而，“所有陈（独秀）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能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梁漱溟语）

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等守旧派人士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斥责他们“毁圣灭伦”。守旧派人士一再造舆论，致使北洋政府的首脑们向蔡元培施压，乃至传出要蔡元培辞退陈独秀、管教胡适等人的声音。蔡元培忍无可忍：“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字字掷地有声。

“五四运动”爆发后，爱国学生被捕，蔡元培邀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并当场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愿意“以一人抵罪”。

“有益于国家”，是蔡元培一生所有行为的出发点。

他是中国第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年轻时科考顺利，曾官至晚清翰林，却在仕途通达之时拉起了革命的大旗。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问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给予自己身份、名位的封建秩序之命的，除了蔡元培，再也数不出第二人。

他是一头真虎。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无论是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还是蒋介石统治，他始终屹立不倒。“五四运动”后，北京军阀与安福系军阀开秘密会议，商讨对付蔡元培之策，谓“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以不以全副武装对付”。

他是国民党“党国四大元老”之一，但毛泽东相信他的人品。1936年9月，毛泽东亲笔致函他，希望他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全民抗战：“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日可行，知先生亦必日可行。”

此前，蔡元培曾当面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表明严正态度：“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话未说完，饭桌上大家看到这样一幕：激动的蔡元培眼泪夺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掺着泪水的酒杯，一饮而尽。举座之人见此情景，无不动容，汪精卫如坐针毡，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尴尬之余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无争议的历史人物，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其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则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晚清翰林造反 “纵观晚清数十年问，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背叛本阶级、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仅蔡元培一人而己。”北大学者张寄谦曾如此评价蔡元培。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著名学者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他的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急中生智既见出他的涵养，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这个地方还走出了周恩来、鲁迅、朱自清、秋瑾、马寅初、竺可桢、钱三强等为近代中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

蔡元培乳名阿培，进私塾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后来他自号民友”，意为人民的朋友。再后来，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民友”呢？遂改为孑民”，意为遗留下来的老百姓”，典出《诗经》？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他声名远播之后，人们都很尊重他，就称他为孑民先生”。

蔡元培的父亲早逝，母亲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在蔡元培19岁那年病倒了。尽管服用很多药，却一直不见好。有一天，蔡元培听说割臂膀上的一块肉入药，可医好母亲的病。于是他偷偷用小刀割下一片肉，入药煎煮，让母亲服下。蔡元培的三弟听了，也偷偷效仿哥哥割肉救母。可蔡母最后还是走了。蔡元培为了报答母亲的生养之恩，更加刻苦学习。有多刻苦呢？楼上读书，楼下起火浑然不知：夏天读书蚊子多，就找个空坛子，把脚伸进坛子里。

从16岁到26岁的11年间，蔡元培走完了科考入仕的整个过程：1884年考中秀才.1889年考中举人.1890年成为贡士，1892年考中进士，被钦点为清朝最高学府翰林院的庶吉士。1894年，他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清中叶以降，殿阁大学士、总督、巡抚、军机大臣等朝廷要职大多系翰林出身）。这一年，他只有26岁，受到户部尚书翁同稣的赞赏，前途可谓一片光明。然而，他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蔡元培进入翰林院不久，“甲午战争”爆发。闻知战败的消息，蔡元培悲愤交加，与文廷式、徐世昌、张骞等朝中忧国之士一起，联名向皇帝上奏，针砭时弊，出谋划策。然而《马关条约》还是签订了。在极度的愤懑和失望之下，1895年秋，蔡元培向上司乞假归乡一年。1897年，又发生了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的事件。蔡元培气愤地说，当朝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

这一时期，蔡元培以极大的热情去阅读新式书籍。他后来写道：”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接下来，1898年戊戌六君子”的死极大地震撼了蔡元培，他再也没有心思在北京做官了。

成为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双料会员

归乡后，蔡元培到一所中西学堂当校长。任教没多久，他就与叶浩吾、蒋观云等同志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爱国学社”。这些组织成了蔡元培革命工作最好的掩护，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三十六岁（指虚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1904年，杨笃生等东京留口学生秘密成立暗杀团，打算从暗杀下于，行刺清廷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暗杀团成员何海樵回上海活动，介绍蔡元培入团。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研制化学毒药，并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介绍进暗杀团。在加入暗杀团时，举行了类似会党的“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据蔡元培叙述：“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沥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

俞子夷后来回忆说：

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口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物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临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

陈独秀说：“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同时，蔡元培在爱国女校注重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埋下革命的种子，因为他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隐蔽。为避女学堂中有男人出入之嫌，还在门几贴一“假期音乐研究会”的纸条作掩护。此时，陶成章等在学校还研究催眠术，蔡元培对此颇感兴趣，原因是据说催眠术也可用作暗杀。

1904年底，蔡元培联络江浙一带的同志，一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三大革命组织之一（其他两个是同盟会、华兴会）。入会仪式上，蔡元培胸前佩戴一个金牌徽章，中间用篆文刻了一个“复”字。他举于念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一时间，蔡元培成为中国东南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人物，经他介绍入会的有黄炎培、秋瑾、柳亚子、刘师培、马宗汉等著名革命人士。

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比光复会的成立晚了一年。鉴于蔡元培的声望和影响力，同盟会成立后，任命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蔡元培成为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双料会员。

大儿子病死，他仍在外为革命活动筹款

那几年，蔡元培还积极制造社会变革的舆论。为筹措办报以及其他革命活动的经费，一天，他启程前往南京筹款。当来到码头正准备上船时，忽然传来消息：他的大儿子在家中病死了。蔡元培强忍内心的悲伤，毅然登船向南京进发，三天后如愿借得6000元而归。

办《警钟日报》的时候，蔡元培不仅剪掉了辫子，也不再穿旧式的长袍马褂，而改穿新式的中山装，外套一件蓝色棉大衣。上海的冬天非常寒冷，编辑室里又大又空，也没有火炉。蔡元培的右于因冻疮溃裂，肿得像个大馒头，他只好在右于上套一个半截露指的手套，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一边发抖、一边给报纸写文章。蔡元培每天晚上必须赶在出版之前写两篇报纸评论，一篇是文言的，一篇是白话的。

对于编辑所的印刷、发行乃至于办公人员的伙食等开销，蔡元培都得操心。到了过年时，蔡元培发现编辑所里的账上一分钱都没剩，只好向人借了一串珠子让同事拿到典当铺去抵押换钱。结果，典当铺的老板说珠子是假的，只能当一元钱，让蔡元培大失所望。这样一来，大家也就只好不过年了。

最让蔡元培着急的还是报纸的销路和影响力。为多卖报纸，他让一位工人老乡背着一而旗子，上而写着爱国标语，或画上爱国漫画，然后于里敲着一面小锣，带着报纸到街上叫卖。这种新奇的促销于段倒也有效，每天居然比平日里多卖出一两百份报纸。蔡元培非常高兴，用家乡话夸这位工人“真弗错气”（真不简单的意思）。 “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为尊，吾将求学于德。”1907年4月，蔡元培随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赴德国，开始了他的首次欧洲之行。

民国宦海沉浮

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政权更迭，但蔡元培始终屹立不倒，为各方势力所推崇。朱熹曾说，“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袁世凯“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武昌起义后不久，沪军都督陈其美向蔡元培发电报，敦促其回国。1911年11月28日，蔡元培抵达上海。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组建政府部门的时候，准备任命蔡元培当教育总长。蔡元培不愿意，他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谁也想不到，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一课，居然是被派去北方和袁世凯周旋。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15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被委任为“迎袁专使”，和魏宸组、宋教仁等人赴北京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这不是一个风光的差使，蔡元培自己也知道，“此行人人知不能达成目的”。朋友们纷纷劝他辞去这个任务，但“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

果不其然，蔡元培一到北京，就有很多所谓的人民团体”找上门来“请愿”，说首都不能南迁、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不久，在北京的一些官兵“真的”发生了“兵变”，一时间满城风雨。

眼见着袁世凯耍各种于段，蔡元培为“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只能作出让步，代表南方革命党人允准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完成这件事之后，蔡元培一心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

不料，袁世凯玩弄政治，肆意违反临时约法，蔡元培愤怒难当，最终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希望借助蔡元培的社会声望，对蔡元培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则回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对于袁世凯的步步紧逼，到了1913年7月，国民党被迫反击，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带着深深的失望与自责，蔡元培再次踏上了出洋游学之路。一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回国，出任了北京大学校长。

看错了蒋介石，私下里参与策划倒蒋活动

1923年7月20日，蔡元培偕夫人周峻、女儿威廉、儿子柏龄再度赴欧游学，直至1926年回国，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回上海的第二天，蔡元培就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声明矫除利用军阀之心理”，支持北伐。

为配合北伐，蔡元培和褚辅成、沈钧儒、黄炎培等人一起积极策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自治，以抵御这一区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蔡元培被选为三省联合会的委员。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国民党人筹组浙江省临时政府的活动。当北伐军打下杭州后，他转赴杭州，还写信给蒋介石说，虽然自己对政治问题毫无经验，但两奉于书，并委任状，承委以浙江政治会议委员及政委委员职，并于张静江先生回浙以前，代理政治会议主席，为国为党，义不容辞”。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发表了演说。这个时候，蔡元培从维护国民党大局出发，基本上继续站在国民党新右派一边，拥蒋反共。

然而，空前惨烈的“清党”大捕杀，让蔡元培对蒋介石等人十分不满。当他得知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20余名共产党员时，很是痛心疾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注意。”为力阻滥杀，他还写下《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追忆孙中山“不嗜杀人”。但这不足以约束蒋介石等一干国民党顽固派的行为。在此情况下，蔡元培亲自出面营救了很多可能遭捕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如朱权宜、史良、郑观松等。

1928年6月，在国民党大学院委员会会议上，蔡元培而对国民党政客的争权夺利，愤然辞去才当了几个月的大学院院长一职，以示抗议。9月，蔡元培发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警告国民党当局要谨防出现法西斯主义。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推蔡元培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检察院院长时，他感到这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需要，因此不愿意去趟这趟浑水。他私下里对胡适说？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

1931年，国民党早期领导人胡汉明被蒋介石软禁，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了“宁粤对抗”。蔡元培被蒋介石派去广东调解。据宁粤谈判会议秘书程沧波回忆：

蔡先生当时做主席，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伍朝枢冷嘲热调地骂，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蔡先生处之泰然。这一段期间，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不但白天有接触，晚上也常到他那里。他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

在私下里，蔡元培与国民党内反蒋的邓演达、陈铭枢来往，参与策划倒蒋活动。他们商定，看准时机在军事上占领闽粤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陈枢铭后来回忆：“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即邓演达）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们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

“值兹国难，伤痛己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震惊。为了避免国内政治分裂，使外敌有隙可乘，蔡元培遂放弃原计划，决定调和矛盾，以图一致对外。

当年12月15日，蔡元培在接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抗日的北平学生时，混乱中被激愤的学生打伤。他不仅不计较，反而说：“值兹国难，吾人精神上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伤痛已极！尚复何所怨尤？……对学生救国之轨内行为，纯洁热诚，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

1932年12月13日，驻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秘密逮捕了北大、北师大教授许德珩。14日，各报发消息，真相大白。蔡元培再也坐不住了。17日，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代电，其中质问：“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

同年12月30日，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蔡元培表示，尽管处于国难时期，但人民也要人权！

1933年1月，江苏《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下令拘押、杀害。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召开民权保障同盟新闻发布会，谴责这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要求严惩顾祝同。3月至5月间，他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或绑架的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人积极奔走……蔡元培以国民党元老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却在一系列事件中，处处与国民党的政治举措唱对台戏，南京国民党当局一部分主政者极为恼火，遂对其发出了警告，甚至是恐吓和威胁。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亚尔培路被设伏的特务枪杀。公祭仪式那天，鲁迅也去了，他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

校长的四堂课

美国哲学家杜威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实际上，蔡元培主政北大，并非他第一次当校长。第一堂课：几乎把旧派人士们全给惹恼了

1898年，蔡元培被推荐为绍兴一所新成立的中西学堂的校长。这是他第一次当校长，踌躇满志，聘任新教员，修订新章程，还把政府严厉查禁的《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拿来给学生看，学堂内一时哗然。曾在该学堂读过书的蒋梦麟后来回忆：

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时间一长，由于思想前卫，蔡元培几乎把旧派人士们全给惹恼了。

1900年，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之后，说媒的各路人纷至沓来。蔡元培一一客气地回绝，然后大笔一挥，抛出择偶五项原则：“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消息一出，石破天惊。旧派人士吓坏了，甚至认为蔡元培“人品不端”。

其中，旧派教员薛炳、任秋田特别不服，请学堂的督办徐树兰干涉。徐树兰一听，急了，将“正人心”的上谕送来，让蔡元培挂在学堂上，每天对着看几遍，好好“改造思想”。蔡元培不乐意，提出辞职。徐树兰以为蔡元培在吓唬他，可蔡元培愤而离去，头也不回，到另一所新式学校——南洋公学执教。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人物，如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都是蔡元培这个时期教过的学生。

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早晨，蔡元培从徐家汇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于，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儿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3岁，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

第二堂课：让鲁迅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民国初创，可谓无钹无粮。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问过孙中山，教育部在何处办公，结果孙中山答以“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蔡元培奔走两天，毫无结果。后来，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

有一天，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自己挟了块白布，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

这一切困难也挡不住蔡元培“创业”的热情。

由于新政府建立，所有与新政府有关的人纷纷跑来，找关系托人情，想谋个一官半职。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教育部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他私自开列了七八十人的名单，分别冠以司长、科长、秘书的职务，报请总统府颁发委任状。名单上的人多和教育行当没什么关系。蔡元培回来后，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后，总统府又将这批委任状退还了教育部。以致后来有人托胡汉民介绍进入教育部时，胡汉民抱怨地说，“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

1912年4月26日，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学部，蔡元培给部员们讲了一番话：“前清办学之种种靡费，其细情不外奢、纵二字……无已，惟有力行节俭，以为全国倡。”费用可以节省，人才不能节省。能给国家教育事业出力的人才，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鲁迅、许寿裳等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教育部工作的，还有蔡元培往日的革命同志如蒋维乔、钟观光，留德同学如俞大纯等。

有一个23岁的陌生青年王云五，给蔡元培寫了一封信，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蔡元培细阅之下，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于是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两人从此缔结了近30年的深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时，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一天，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孔学商榷》一文，很是欣赏，一打听，写文章的人叫胡玉缙，是清末学部的部员，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

此外，蔡元培力邀非同盟会派系的共和党人、教育家范源濂做了教育部次长。他两次登门，诚恳地对范源濂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范源濂被打动，接受了邀请。

当时教育部里曾发生过一次有趣的争论。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西方化的新学制，史称《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到全国各地教育机构施行。他还是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

蔡元培主政时期的民国教育部，上下融洽，全无暮气，“部里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所以期问很短，办的事很多”，乃至于鲁迅后来曾说出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这样的话来。

第三堂课：改造北大

1916年袁世凯死后，蔡元培从海外归来，准备就任北大校长。他风尘仆仆，到上海后，有朋友劝他不要率尔衔命：北大腐败透顶，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蔡元培选择锐意进取，改造北大。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其称之为大学，还不如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上乘的做法是猎官，下乘的做法是钻营。歪风邪气很盛，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

蔡元培迅即发出呼吁：“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为矫正学风，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趣书》，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等戒条;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戏剧讨论会等，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

蔡元培还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比如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和其他学生组织了国民社，这两个社团当时都非常有影响力。还有其他许多社团，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的新闻研究会。这些社团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当时北大的经费并不充裕，一个月全部的经费预算是4万元钱，但他光是给新潮社办杂志就要拿出2000元钱。

当时，学生许德珩交不起学费，去找蔡元培，蔡元培给他介绍工作;青年毛泽东到北京工读时，很穷，蔡元培接到介绍信后，写信给李大钊，请他在图书馆为毛泽东安排一职。工资不低，每月8元钱……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起到了春风化雨的效果。

有一次，校方在大礼堂举行一场音乐会。到了晚上8时，音乐会将要开幕时，礼堂的秩序发生了混乱，原因是一部分座位被无票的学生占领了。蔡元培也在场，他走到台上，对大家说：“这次音乐传习所第一次公开演奏，在广大的场所中因为收不住音，仿佛是不甚相宜，所以定在这个礼堂中演奏，不能普遍的发给入门券，是因为会场小的缘故……我劝没有入门券而进会场的一律退出……爱好音乐的诸位，如果愿意听，我请音乐传习所的诸同人再为诸位演奏一次，不但一次，以后也可以常常演奏……”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北大校友多年后回忆：“蔡先生说完这些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了起来，依着次序陆续地出去，大家静悄悄的。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首……音乐演奏会还是按时开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里的泪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眼前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

后来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参观调查，每到一处，中国留学生们都组团”去码头迎接。据当年参与过接待的冯友兰回忆：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们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座无虚席。蔡元培一进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动作齐整划一，好像是听到了几令一般地不约而同。一个学者惊呼：“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而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会上，蔡元培发言，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他对朋友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朋友说，我不要金子，我要你那根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元培于是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门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根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作出贡献。”他的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

蔡元培能在北大取得成功，决非偶然。比如男女同校，他的做法是先让女生旁听，然后再行招收，并不向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到钉子。他心明眼亮，早看准了教育部的规窟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那些反对者眼见木己成舟，社会舆论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也就不吱聲了。

最巧妙的是，蔡元培引经据典，将自由、平等、博爱（他译为“友爱”）这一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举的公民道德纲领推演出中国式解释：“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此说一出，那些习惯訾议诋诃自由、平等、博爱的封建卫道士茫然迷失标靶，只好收声。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

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名学生，蔡元培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

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蔡元培向来温和尔雅，是谦谦君子，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好好先生”，“殊不知他‘外柔内刚’，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格’（罗家伦语）;“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蒋梦麟语）;“于其所不好者，绝不假词色。其行至方，语至直，从不阿合于人”（黄炎培语）：“在公义一方面，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任鸿隽语）。

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头号大贤人，孔子的好友，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过就改，精进不休。

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

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更在国内延聘名师，“英雄不问出处”。

当时，他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十分欣赏，于是决定聘其做北大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说：“你不要当足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没有学历、曾报考北大没被录取、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被招入北大，成为讲师。

听闻《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到了北京，住在一个旅馆里，蔡元培登门拜访，正式邀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没有答应。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候去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给他一个凳子，坐在房门几等候就行了。蔡元培比陈独秀年长，他这样诚意拳拳，陈独秀只好答应了。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出版家汪孟邹回上海，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

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批准录用陈独秀，在提请教育部“派遣文科学长”的函件中附有陈独秀的一条简短“履历”，上而写着：“陈独秀，安徽怀宁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但其实，除了前清秀才算是个正式文凭以外，陈独秀并无“日本大学毕业”的证书，亦未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

至于不合格的教员，蔡元培坚决黜退。一名被黜退的英国教员，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谈判，蔡元培不肯妥协。事后，朱尔典怒气冲冲地叫嚣：“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以党见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他的隔壁一问教室上课的教授，如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

由于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资质限制，这时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几岁，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岁，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摩擦总还是有的，当年北大的“骂战”至今仍广为流传。辜鸿铭对胡适很不买账，认为胡适治哲学史，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足畫虎成猫，误人子弟。黄侃也瞧不起洋味十足的胡适，但他对章氏旧同门诋诃更多，骂他们曲学阿世。于是众人暗地里戏称蔡元培为世”，往校长室去竟被谑为“阿世去”。据当年听课的王昆仑回忆：“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而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玄同）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比对。”

陈独秀称赞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

蔡元培所发挥的作用，远不仅仅是在组织方而。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所以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间，中国人沉浸在欢庆之中。蔡元培带领学生们参加庆贺活动。他向教育部借来天安门露天讲台，组织北大教员向民众演讲，宣扬爱国主义。他还亲自登台，作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讲。此后他又多次组织演讲，甚至对于不参加的学生，“请本班同学自检之，然后施以相当之惩戒”。胡适后来说，正是由于蔡元培的激情，使北大人人从那天起“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学生许德珩回忆，3日晚，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蔡元培不仅批准召开会议，而且为方便许德珩起草宣言，“立即批了条子，叫总务课给我一刀纸”。 “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成为先锋和主力。仅5月4日当天，就有32名爱国学生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蔡元培不顾反动当局烧北大房子，杀北大学生“大炮架在景山上，对准北大”“以三百万金收买凶手刺杀蔡元培”等恐吓，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当天晚上，他就拜访了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的故交孙宝琦，为了说服孙宝琦，他坐在会客室，“从下午9时左右起，一直过了12时以后不走”。他还和北京其他12所大专院校的校长成立了校长团，负责与北洋政府交涉。蔡元培表示，为使学生出狱，他愿“以一人抵罪”。

北洋政府迫于各界压力，不得不于5月7日将许德珩等32名被捕的爱国学生释放。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在红楼迎接他们返校。许德珩后来回忆：“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月8日，蔡元培以退为进，通电辞职。在他的辞职信中，他公开表明了对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态度：“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实际上，这并不是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一职。在任北大校长10年问，他曾7次辞职而未获允准：

1917年7月3日，因张勋复辟而愤然辞职，离开北京，复辟闹剧结束后才重回北大;

1918年5月21日，因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第二次辞职;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被捕学生被释放后，蔡元培第三次辞职。学生们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以致教育部新任命的校长无法到校，蔡元培于7月重返北大;

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们不满当时的教育部，全体罢教，蔡元培第四次辞职;

1922年10月19日，因北大学生讲义风波”而第五次辞职，由胡适调停得以解决;

1923年1月17日，为了抗议北洋政府行政干预司法而第六次辞职，总统黎元洪亲自出而挽留，最后干预司法的时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下台：

1926年6月28日，从欧洲回国后第七次辞职，表示不再与北洋军阀合作，仍没有获准，加上北大师生极力挽留，他又没辞成。直到7月，东北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被取消。

蔡元培对于抗议，有一个重要理论：不合作。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换了5人、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辞职7次，一直是北大校长。

蔡元培不在校期间，由蒋梦麟代理校务。蒋梦麟后来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他说，自己只是按照蔡校长的既定方针办校。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遂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几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然而北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标签口益彰显，最终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而，这是他始料不及，也是他无可奈何的。

无论如何，“五四”时代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了国共两党的人才基地。

第四堂课：“家祭勿忘”

蔡元培晚年辞去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的创设，是蔡元培整顿北大之后进一步领导学术界向专门研究路途迈进的开始。抗战前十年间，形成了民国以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其培养人才、学术救国的夙愿得以稍稍实现。

1936年，蔡元培因年事已高、过度劳累，换上了严重的伤寒病，几近病危，经医生全力抢救，于1937年春才告痊愈。上海沦陷后，蔡元培到香港避难，于1937年11月29日抵港。

1940年2月，旧历春节之前，蔡元培生活极度拮据，向旧友王云五求助：王云五在2月11日（旧历大年初四）请他在香港仔庐山酒店吃饭，并游览浅水湾。想到日寇入侵，蔡元培十分惦念战火中的故土，写下诗句：“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这时的蔡元培，还曾为友人之父写下题照：“家祭勿忘。”也許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不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了。

3月3日，蔡元培在寓所不慎失足扑地，3月5日去世，终年73岁（虚岁）。他去世时，连棺材都买不起，所有丧葬费均由王云五支付。而他只留下了一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痛惜。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代表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主祭，前往致祭的各界人士有300余人。同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分别发来唁电，毛泽东称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中共中央称其“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出殡之日，香港前往执绋者竟达5000余人。在中国的西南大后方、西北的延安以及海外，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周恩来赠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责编/陈小婷责校/王文彩来源/《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王开林/文，《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文人的骨气和底气》，王家声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蔡元培传》，李克、沈燕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I1月第1版《蔡元培传》，唐振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实庵自传》，陈独秀著，中华书局2015年6月第1版《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中华书局2015年6月第1版）

蔡元培大事年表

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城笔飞弄。

1871年：入私塾读书。

1884年：中秀才。

1889年：中举人。

1890年：成为贡士。

1892年：进士及第，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1898年：弃官从教，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等职。

1901年：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参与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

1904年：组织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