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谍海大决战（二）出击隐蔽战线上的功臣

“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这段碑文刻在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碑上，纪念的是1949年中国大陆1500余名赴台红色特工。它也适用于所有的红色特工。

1949年，此前的三大战役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大局，但华东、东南、西南等地仍是战火纷飞，英雄喋血。在这些战场上，无数的红色特工隐蔽于战火中，通过一幕幕情侦策反，减少战争损失，加速了战争胜利。而在新疆、湖南等多地皆无战事。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背后，同样是无数隐蔽者书写的传奇。

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名字鲜少有人知道，在70年后的今天，他们应该被想起、被书写、被铭记。

江阴战役，隐蔽之中还有隐蔽者

1949年的早春，蒋介石一边下野“引退”，一边在浙江溪口老家召集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开会，要求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东西两大战区。他的算盘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为中心，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长江上空战云密布，江阴要塞是必争之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便在江阴加紧扩修，以70多门大几径火炮、7000多名军人，严守从张家港到黄田港的25公里江防。

江阴之战，势在必行。自1947年起，中共苏北区党委开始对江阴要塞展开策反工作。1949年3月，在江阴之战即将开始之际，时任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王征明奉命抵达淮阴。

王征明到任后马上了解情况，“要塞的参谋长王德容、炮台的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的营长唐秉煜、步兵总队的总队长吴广文都是我们的人”。王征明的判断和要求是：“我们要策动要塞起义，基础不错，但要注意不能暴露。不准盲目行动。要服从隐蔽，不发展党员。”

为了将要塞炮台的一些关键部门掌握起来，王征明提出多派一些骨干过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叶飞、韦国清选出了4人，王征明对他们进行了培训，“教他们如何应酬。晚上我还查铺，看他们说不说梦话”。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和朱德翌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在东起靖江、西起九江东北湖几的500余公里战线上发起总攻，强渡长江。

4月21日凌晨1时许，第十兵团29军的先头营率先在长山北麓抢滩登陆。驻北岸八圩港的国民党21军要求炮台给予火力支援，已经被策反的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借口夜问观察困难，容易出现误差，要炮台缩减400米射程，结果把21军设在江北的一个指挥所打掉了，气得21军参谋长在步话机里破几大骂。

当日午夜时分，王征明与江阴要塞参谋长王德容判断解放军前锋部队已过江，便在游炮团前线指挥所给唐秉琳打电话。王征明下令：“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全线渡江，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调转炮几，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时间紧迫，不得延误。”接着，他把话筒重重一摔，对王德容说了一声走”，一起走出前线指挥所，在场的国民党官兵无不大惊失色。“我就是要敲山震虎，要总炮台先发制人，举行阵前起义。”王征明回忆说。

唐秉琳等人得到王征明的命令，迅速按照既定预案派人剪断通往外部的电话线，发射拆掉雷管的炮弹。江阴要塞的少将司令戴戎光看到炮弹没有爆炸，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你们这是在打什么炮？打的是欢迎礼炮吗？！”唐秉琳也不理，干脆命令总台掉转炮口，向南闸21军打了两炮，造成要塞大乱。戴戎光大叫大嚷，说要砍了唐秉琳的头，当即被起义官兵拿下，直接押送至解放军29军军部。

4月22日上午，蒋介石派专机接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去杭州见他。刚上飞机，何应钦就对李宗仁说：“江阴要塞昨天晚上已经完了。”李宗仁吃惊地问：“怎么，不是说可以守住3个月吗？”何应钦沮丧地说？天晓得，要塞的炮一声没响。”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

这样的地下策反活动是隐蔽的，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有些参与人一生都在隐蔽之中，其中一个就是戴龙。他任戴戎光的办公室主任，表而上是被策反的大军中的一员，实际上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1945年，戴龙任江苏丹阳县警察局局长，王风臣在该局担任文书、警长并贴身保护戴龙。江阴要塞起义之后，戴龙被党组织秘密调到上海工作，王风臣则回到射阳老家。王风臣多年后回忆：“我在他身边那么久，一点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只觉得他勤政爱民，当地治安很好，我愿意跟着他这个好官。”戴龙的家人都以为他是在江阴要塞起义后才为共产党工作的。就连王征明也不清楚江阴要塞起义时还有戴龙这个人。

起义之后，真实身份仍在隐蔽之中的戴龙再次接到任务，这一次他改名王恭陶，身份是台湾某测量学校的一名教官。惜别大陆时，他匆忙回了一趟家，讓老母亲保重身体，又深情地对妻子说：“你辛苦了！”再抱起儿子亲了又亲，热泪盈眶地说：“爸爸要走了。”

到台湾后，戴龙等人先后5次将台湾的陆海空军情报送达解放军。1950年7月，戴龙被人出卖，和战友王瀛成、刘鸣钟等6人入狱受审。

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记载，戴龙受尽酷刑，双于、双脚均被打断，身子被宪兵吊在车上示众，最后送往马场町的河堤边“伏法”。此后十余年里，戴家对戴龙的消息一无所知。直到1964年，戴龙的儿子戴筱萍才在部队拿到一纸革命烈士证书，得知父亲己牺牲在台湾。

2014年，戴筱萍来到台北六张犁墓区，把泥土拨开，将根根碎骨放进骨灰坛里。他说：“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

杭州战役中收获的“黎明”

就在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江阴要塞和长江防线的两天后，南京、镇江及芜湖一带的国民党7个军，分别沿宁杭公路和宁沪铁路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逃。4月24口，解放军快速展开追击战，敌人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奔郎溪、广德，妄图突出重围，退守杭州。

攻取杭州，是京沪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夺取钱塘江大桥是解放杭州的关键。在解放军横渡长江时，何应钦匆匆飞至杭州密谋炸毁大桥。为粉碎这一阴谋，解放军第七兵团21军越过层林叠嶂、道路陡峭的天目山区，分两路昼夜兼程，直插杭州。5月2日，21军军部到达余杭县城，兵临杭州城下。

5月3日上午，解放杭州的战斗打响。拂晓时分，62师185团翻越五云山，占领二龙山北侧高地。此后，担任主攻大桥任务的2营5连向六和塔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控制了这个可以俯瞰大桥全貌的制高点。接着，在火力的支援和4连的配合下，又向大桥北端桥头堡发起攻击，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几个小时后，解放军顺利占领钱塘江大桥。当口下午3时许，解放军在广大市民的夹道欢迎下，列队进入杭州市区。

就在这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事情很小，但对整个隐蔽战线的影响却大得不得了。”中共党史专家、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顾问叶孝慎说。

这件小事，就是厉培明被策反。此人1937年加入军统，历任军统济南分台、长沙总台、贵阳总台、重庆总台报务员、合肥支台台长、保密局第四处华中股股长。1948年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打响，全国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国民党保密局匆忙“应变”——以保密局上海站为中心，进行特务潜伏布置。所有特务人员都在本系统内选拔，突击培训，分别装备小型电台，发给活动经费，让他们各自为战，秘密经营。为了绝对保守机密，保密局先在杭州临时建立支台，与华东各地潜伏电台一一试通，厉培明就是杭州支台台长。

1948年12月，厉培明从南京抵达杭州，将原有浙江站台合并，让杭州支台负责联络沪宁沿线的全部保密局潜伏组台、苏南站台以及所属各分台、浙江站属各分台及潜伏台……算起来总共有40多个电台。

在此期间，有一人三次从上海跑到杭州，他就是厉培明的表弟、复旦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武振平，目的是策反厉培明。1949年5月3日，正是在武振平的陪同下，厉培明主动找第七兵团保卫部部长王芳，悉数说出自己掌握的电台机密。 “厉培明就像导火索一样，噼里啪啦把所有暗处的电台都点明了。”叶孝慎说。从这一天起，厉培明有了新代号——“黎明”。 “黎明”并没有在解放杭州的战役中发挥作用，而是在上海乃至整个苏南地区的敌我争夺中派上了大用场。上海公安政保机关将他调过去，配合内线侦察。1949年6月14日晚，上海破获8个潜伏组台，捕获各组组长、各台台长及组员23人，缴获收发报机9部、密码6套。 “黎明”所起的作用还不止这些。1950年2月6日，上海风和日丽，车水马龙。中午12时多，市郊突然响起了一阵防空警报声，近20架国民党飞机直扑工厂密集的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对发电厂、自来水厂等目标空袭。机群投下的炸弹，有10枚准确地落到了担负着上海80%供电能力的杨树浦电厂内，上海市瞬问大而积停电停水。还有近千问民房被毁，1400多人被炸死炸伤。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上海“二六”轰炸案。

敌机投弹如此准确，是巧合吗？当然不是，是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电台给他们导航。

负责此案的领导人让“黎明”也参与侦查此案。在熟悉案情时，“黎明”看到了罗炳乾的名字，不由想起特务中也有一个叫罗炳乾的人，这会是同一个人吗？在几个测定地点监测无异常后：黎明”在罗炳乾住处福佑路362号附近50米处架起一个测向仪监听，第三天晚上8时，沉寂无声的测向仪突然接收到清晰的发报信号。凭着多年的经验，他断定秘密电台在50米到80米的范围内。他循着指针方向搜索-30米、20米、10米……最后精确地定位到福佑路362号。被抓捕的那一刻，罗炳乾正在向台湾保密局总台通报消息。

叶孝慎说：潜伏上海的特务电台里，最有名的就是‘万能台’罗炳乾。‘万能台’的特点就是一个人即一支队伍，集报务、译电、情报于一身，情报不需要别人传递，可以直接发给台湾。‘黎明’和罗炳乾两个人是一起受训的。罗炳乾的发报习惯甚至指法，’黎明’都一清二楚。如果说‘黎明’和罗炳乾是军统留下来的两个拳头，那我们就是用它的一个拳头打了另外一个拳头。”

上海战役，张权牺牲在胜利6天前

蒋介石在杭州失守后，于1949年4月末亲临上海，坐镇复兴岛，声言要在上海打一场立体战争。5月12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起攻击。南线进展顺利，先后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等地。北线很快拿下浏河、太仓、嘉定。但之后意外遭到月浦、杨行、刘行守军顽抗。在海军、空军支援下，国民党守军依靠大量钢筋混凝土碉堡，以及多达七八道工事和障碍的阵地，用密集的火网封锁解放军。他们还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实施连续反冲击。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国民党军针对上海居民区及工业设施进行了数十次的轰炸，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及财产损失。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二六”轰炸。

但4天后，蒋介石叫嚣打立体战争的气焰就被一场未遂的兵变破坏了。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气急败坏地登上上海江面的“江静号”，聽取兵变的报告，听说主导者张权坚不吐实、宁死不屈后，立刻下令杀无赦：“对张权的审问已经没有意义了，予以处决，立即执行！”随后，他又说：“一定要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处决，对外不得公布实情，以免影响士气。行刑后用大号标题登在报纸醒目处，以震慑同党。”

让蒋介石如此动气的张权是何许人也？张权，18岁考入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唯一的装甲车团团长属师级编制），后任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因训练军队有方，1941年晋升为中将。战车防御部队参加了滇缅会战，在抗战期间屡建战功，张权声名大震，并牢牢掌握了国民党的机械化炮兵部队。

但张权身边的秘书王亚文，是一名共产党员。1941年在重庆，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亲自把王亚文介绍给张权。王亚文经常去张权家中做客。张权也通过各种途径，悄悄进入曾家岩50号，面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张权得知王亚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后，曾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王亚文向董必武请示，董必武让他转告张权：党组织认为张权将军不加入共产党比加入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希望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沙文汉希望王亚文说服张权利用他在国民党部队的地位，策动起义，同时搞一些情报，便于解放军全而掌握国民党部队的动向和军事部署。

张权马上答应下来。他设法留在京沪杭地区，谋得太湖警备区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的职务，可以到各部队视察兵力部署，还冒险进入重兵把守的最高参谋本部地下保密室获取信息。王亚文的夫人张端元回忆：“他不止一次地深入敌人的防区。敌人一连一营的所在据点，他几乎了如指掌。回来以后，他就在我们家里，用了3天3夜将他的沿途所记，将那些做了记号的小纸片，都铺在地上，让王亚文和我帮忙，一起绘制了一幅敌军的兵力、工事布防图，提供给了解放军。”

上海前线告急时，张权和王亚文决定发动起义，里应外合，帮助解放军进沪。方案是：5月16日上午10时，以升旗为号，由驻扎在西体育会路上的机械化炮兵团率先起义，先占领施高塔大楼今山阴大楼）.再突袭淞沪警备司令部，彻底摧毁国民党指揮系统;策动第51军、182师和青年军230师临阵倒戈，给长驱直入的解放军让出通道：打通蕴藻浜、张华浜一线，配合解放军围歼月浦、杨行、刘行的守军;破坏机场，封锁吴淞几航道，使黄浦江里的国民党舰艇全都成为瓮中之鳖。

5月16日上午8时，王亚文准时赶到吉祥路121号的起义临时司令部，以期与张权会合。按照计划，他将拿到张权给他的6张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但是，张权却一直没有出现，军中一名情报科长背叛并告发了他。

70年前，在今天上海第一百货大楼矗立的位置，当时还叫上海大新公司的地点，人们旁观了一场行刑，被杀的人就是张权。“他的死太惨烈了，就在上海市中心的中心，西藏路和南京路的交叉口，这是所谓零度的上海。6天之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上海。”叶孝慎感慨。直到赴死之前，张权都没有在形式上入党，但他以受尽酷刑后的沉默，以对共产党员的保护，证明了自己的决心。上海解放后，王亚文回忆说：“周恩来曾说：。张权将军，我们一直是把他当做我党的干部来用的。’”

重庆战役，“死士”郭汝瑰给蒋介石致命一击

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攻势，揭开了解放重庆的序幕。

眼看继上海之后，另一个大城市、国民政府的临时驻地广州也于10月14日失守，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他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冒险深入重庆，直接插于西南作战。下飞机时他心潮起伏，不胜唏嘘：“此次渝东作战，实为党国成败最后之一战。“革命成败，党国存亡，历史荣辱，皆在此一举。”

蒋介石一下榻重庆西郊的山洞镇，便让顾祝同及其指挥小组约谈“云南王”卢汉、“西康王”刘文辉、“四川王”邓锡侯和潘文华。蒋介石认为，这四人虽然都有反对自己的言行，但实力有限，还不足以跟自己撕破脸皮，正面冲突。蒋介石哪里想得到，他走进的根本足一个剧场”——卢汉在与时任滇桂黔边区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壁商谈起义事宜;刘文辉的家里就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电台：邓锡侯与中共的联络工作在两个月前就通过密电正式建立起来了;潘文华早在重庆谈判时就派人暗中保护毛泽东。过不了一个月，他们四个人就要全部起义了。

这场约谈，还有一个人在场，就是郭汝瑰。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又进入陆军大学进修。1937年淞沪会战时，他写下遗书，苦战七天七夜未离阵地，一战而成名将。解放战争期间又一年三迁，升为国防部作战厅长。蒋介石、陈诚一直对他寄予厚望。

跟4个西南王”约谈后，蒋介石又找郭汝瑰和44军中将军长陈春霖谈过一次话。蒋介石问郭汝瑰：“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作战有无把握？”郭汝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

蒋介石日暮途穷，自以为还有足够疯狂的资本，这资本就是“军界精英”郭汝瑰及其麾下的72军。在蒋介石心里，与大多数将领精神的崩溃、道德的堕落”不一样，郭汝瑰的死忠”难能可贵。所以，在14军军长兼重庆警备司令罗广文“负了军长的责任，在战斗中弃部下几万人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一个人首先脱离战场”之后，蒋介石立即电令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21军、44军、72军和3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防堵解放军渡江，可谓是把最后的赌注押在了郭汝瑰身上。

但蒋介石不知道郭汝瑰早在1928年就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更不知道他主动请缨回川组建72军，正是想在大西南策动起义，缩短战争进程。

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向所属各部发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解放军于27日、28日相继攻克重庆外围的江津、顺江场、渔洞镇等据点，向重庆城区进逼。此时，防守重庆的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望风而逃，解放军只在重庆近郊的南温泉、黄桷垭等地区与国民党守军发生小规模战斗，就顺利突破胡宗南部署的新长江防线”。

30日凌晨，蒋介石见势不妙，匆忙从林园官邸乘车前往白市驿机场，而后逃往成都。当口，重庆解放。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国民党军都穿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穿着夏季军服。士兵们时时勒令洋车夫拉他们的东西，滑竿夫抬着武器和弹药。通衢大道上军车拥挤，车祸司空见惯。”

比仓皇溃逃更让蒋介石暴怒的是，没过几天，他极为赏识的“死士”郭汝瑰就率部到了宜宾，于12月9日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布《起义告官兵书》，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和平解放川南33县。西南解放，蒋介石在大陆负隅顽抗的最后一点儿希望彻底破灭了。郭汝瑰宣布起义的第二天.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飞向台湾，他的战争结束了，他的统治结束了，他在大陆的岁月也彻底结束了。

陶晋初，带着“祖之先生”的秘密任务进疆

几年前，一部名为《北平无战事》的电视剧火爆荧屏。在1949年，岂止北平无战事，新疆、湖南等多个行政大省、战略要塞、边疆重地也无战事。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背后，同样是无数隐蔽者书写的传奇。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结束了对苏联的秘密访问，启程回国。但代表团中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是邓力群。他带着3名报务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飞抵新疆伊宁，建立了直通北平的力群电台”。接下来的98天，他将突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封锁，发出124封电报，在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陶峙岳等人之问秘密联络，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在把地点标记到1949年的新疆之前，需要先将目光移到1948年9月的香港。一场秘密会见正在进行，见面双方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和国民党少将陶晋初。

彼时，陶晋初接到堂兄陶峙岳的邀约，考虑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陶峙岳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身份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统率10万国民党部队，主持新疆軍务。他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人事关系，要将蛰居湖南家乡的陶晋初调来新疆协助。陶峙岳哪里想到，这个堂弟虽然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早在1938年就向中共地下党员蔡迈轮提出了入党要求。1944年，陶晋初在重庆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新华日报》主编乔冠华（当时化名乔木），此后来往密切。1946年重庆谈判时，陶晋初两次通过乔冠华向中共代表团提供情报，并致信毛泽东：“自问爱护先生，不亚于一切共产党员！”

接到陶峙岳的邀请时，陶晋初颇为犹豫。他决定亲赴香港，听一听老朋友乔冠华的意见。乔冠华劝他立即赴新疆上任，充分利用与陶峙岳的关系，暗中掌握兵权，等候适当时机，配合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行动。二人约定：陶晋初化名楚君韬，乔冠华化名楚君略，彼此以兄弟相称，以“祖之先生”代称中共党组织。

此后，陶晋初奔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协助陶峙岳大刀阔斧地改组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机关人事，控制了首脑机关和部分作战部队。警备总司令部开始实施每日联合办公制度，各部门负责人每天上午集中办公，研讨和处理各项事务，这给陶晋初提供了极大便利。他拉起了以居住地中央军校九分校为基地、以总部处长们为主要成员的校园小集团”，政治观点都倾向于求和。

在扫清其他政治势力时，陶晋初得到了陶峙岳的默许：他让副参谋长左曙萍往返于迪化与南京打点关系;支走了直属国防部二局情报局）领导的二处处长宋克今;严格控制经费支出和运输车辆、军需物资的调配。

陶晋初《新疆起义前后我起草的几个文件和两位同志的来信》中就收录了1948年底“楚君略”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祖之先生来信说，吾兄最好回他家休息。我想他老人家的用意，大概是恐你在外不易照顾，不如回家，一切都方便。但烽火连天，如何走法，他老人家未说，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暂时静观，再图回里，不知吾兄以为如何？”这是劝告急于去解放区的陶晋初留在新疆继续工作，并让他行动更加谨慎。

陶峙岳劝阻了同袍一触即发的行动

不过，以上都算外围活动，中心任务——策反陶峙岳却迟迟没有进展。陶晋初对默许自己开展秘密工作却又不明确表态的堂兄颇感失望。1949年5月，陶峙岳飞往兰州联系南京政府请拨军费，陶晋初疾书长信《清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寄给兰州好友彭铭鼎转交陶峙岳。他写道：根据我数年来的研究，及数年来和中共负责人接触的经验，觉得他们大都很热情、很谦和，很富于正义感，很有廉洁的操守、刻苦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效法。如果纯为个人利害打算，不管中国人民的死活，不愿意中国独立自由、富强康乐则己。不然，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一定不能和这些优秀分子携手合作……为了新疆10万官兵的性命，实在不应该再有输钱不输气的打算，以及为独夫效愚忠的观念了。”看完信的陶峙岳仍然没有表态，但内心却受到极大触动。

2000公里外的北平，各方也在为新疆的前途奔忙。1949年4月，国共和谈尚在进行，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率领的代表团中有迪化市市长屈武。15日，即将携带和平协定飞回南京签字的张治中连夜交代屈武：“如果协定被否决，你还是回新疆去，你告诉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要走和平的道路，新疆不能放一枪！”次日凌晨，周恩来也紧急约见屈武，嘱咐他？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方而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果然，和谈破裂。5月，屈武赶回迪化。

暗流涌动中，陶峙岳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新疆的局势。但最惊险的一幕还是在起义前突然发生。

9月15日，邓力群奉中央指示，携带电台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住进了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家，并在第二天与陶峙岳见而，将已经归附中共、身在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张治中写的两封秘电亲于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二人。张治中在电报中敦促新疆起义，并向陶峙岳作了行动部署。

然而，邓力群的到来己被侦悉。9月19日晚，国民党强硬派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通报了“伊宁己派人秘密潜入迪化”的消息。他们决定拘捕陶晋初、屈武等主和派，行动定在20日晚。

唯一的变数在叶成。叶成与陶峙岳私交甚厚，他坚持行动前必须告知陶峙岳，马呈祥、罗恕人只好同意，限他半小时以内赶往陶公馆通报并返回。陶峙岳回忆那天：“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叩）门……我想叶之来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

陶峙岳当下留住叶成，并打电话给罗恕人与马呈祥，极诚恳地约二人来而谈。二人来后，陶峙岳单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一番形势分析，竟说得罗恕人淌下泪来：“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陶峙岳与三人一直说到东方发白，阻止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危险。

第二天，陶峙岳仍不放心，孤身前往迪化老满城城防指挥部，再向他们晓以大义。陶峙岳回忆：“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在此内外影响之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于续，许其遁南疆去印度。”

陶峙岳忍不住写道：“满天煙雾，至此始稍露曙光，就是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9月25日，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人离开的第二天，陶峙岳通电起义。

湖南老乡余志宏，从争取程潜身边人做起

1948年7月，66岁的国民党元老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尽管他与毛泽东有过交往，但大多数时间与共产党的关系是敌对的。就在到长沙上任时，他还发表演讲：“我今年六十有七（虚岁），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因此，对于要不要策反程潜、怎么策反、能否直接见面等问题，湖南地下党尚未接到明确指示。

一个月后，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成立军事策反小组，从争取程潜身边人做起。省工委负责人周礼选定了程潜的醴陵老乡、三十出头的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担此重任：“你在王东原曾任湖南省主席）那里当过秘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让你站在策反工作第一线，担任组长，直接和程潜身边的军政要员打交道，你的工作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在湖大附近的桃子湖畔，余志宏找到了第一个关键人物——方叔章。方叔章是程潜旧部兼好友。余志宏通过湖大教授的关系，常与他谈古论今，并获悉了程潜族弟程星龄欲回长沙的消息。程星龄也是国民党高官，但素来与蒋介石不睦，曾在抗战期间赴解放区见过朱德、刘伯承，1945年被蒋介石下令查程系异党分子，应予拘捕”而入狱，1947年才获释。

程星龄一回长沙，余志宏就将他引荐给了化名唐光前的周礼。程星龄坦言，现在做程潜的工作为时过早。没过多久，方叔章举行家宴，邀请程星龄以及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等湖南名流参加，余志宏则作为方家常客赴宴。家宴上，大家畅谈时局。邓介松等人透露了很多军政界实情，湖大教授李达趁机直言：“颂云先生（程潜）应以三千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家宴上的情况，由邓介松等人传到程潜处，以打探其态度。程潜听到众人的看法时，频频点头称是。

此后，方叔章来到省府，直截了当劝说程潜。程潜尚有疑虑：“投降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吗？”方叔章笑道：“依我看，你那位本家兄弟指程星龄）就不平常，他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依我看至少有联系。”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程潜终于对程星龄挑明话头：“我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你能否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得到肯定回答后，程潜郑重托付：“我的决心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吧。”

程潜：我一定要跟毛润之直接接上头才放心

程潜仍有一个极大顾虑。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播发的第一批战犯43人名单中，程潜名列第26位。方叔章和程星龄都无法彻底打消他的疑虑。直到1949年3月，程潜在南京与章士钊见了面。章士钊此前己北上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他将会晤情况告知程潜，又说毛泽东对程潜期望甚殷，决不会将其当战犯看待。程潜当即给湖南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下了任务：“中共在香港有个南方局，你亲自去香港走一趟，你的关系很多，去找找南方局，我一定要跟毛润之直接接上头才放心。”

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和李默庵也在香港找到乔冠华，介绍了白崇禧进湘后镇压湖南和平运动的严峻形势。乔冠华当即秘电中央。6月2日，周恩来复电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而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1949年五六月间，在程星龄安排下，余志宏两次而见程潜，提出“希望颂公以书而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程潜于是委托程星龄起草备忘录，亲笔签名。备忘录上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

6月30日，备忘录放到了毛泽东案头，他立即做了两方面安排：一面电示第四野战军陈兵湘鄂边境，一而选调袁任远、李明灏前往武汉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并在7月4日复电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程潜捧读复电，激动不己：“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

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将领联名发布了宣告湖南和平起义的通电。

云南乌云罩顶，卢汉收到了周恩来的答复

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19日，香港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暗杀事件——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遇刺身亡。这是蒋介石亲自下的暗杀令，毛人凤部署执行。

大理人杨杰自抗战结束后回到昆明已经4年，一直利用自己军学泰斗的身份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脱蒋。1949年5月，潘汉年得到杨杰有危险的消息，立时通过昆明的地下党转告杨杰速速离滇到港，再北上参加新政协。但杨杰认为自己在西南的策反工作已有相当成就，应暂缓离开。于是，他拖到9月8日才飞去香港。

杨杰的死，将云南的紧张局势公之于世。当时，蒋介石不惜把蒋经国送去昆明做人质，以换得卢汉到重庆洽谈。国民党特务从9月9日到11日在昆明抓捕了300多名进步人士。卢汉进退维谷，云南乌云罩顶。腥风血雨中，唯一的好消息是宋一痕带回了周恩来给卢汉的答复。

宋一痕是个传奇的共产党员，1926年就在昆明成德中学入党，抗战时期追随卢汉。1946年，宋一痕来到香港，与“一斋书屋”联络点负责人黄浩峰接上线。1948年，华南局负责人方方给宋一痕下达任务：“现在的形势前后方一样重要，我们需要你回云南去做些工作。”

宋一痕在1948年6月初登上了飞往昆明的航班。卢汉对这名老部下很是了解，知道他和共产党素有来往。所以，在国民党派系之争中处于弱势的卢汉干脆利用宋一痕在云南和香港之间传递消息。

云南的地下党也一直在紧张工作，杨青田、唐用九、马曜3名老党员在1946年就当选为省议员，并在淮海战役后协助中共云南省工委控制了省参议会。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卢汉已经偏向起义投诚。

1949年5月，卢汉给正在香港的宋一痕发了封急电：“有要事相商，火速回昆。”见面后，卢汉开宗明义：“有关起义的事我已跟云南的老部下商议过，大家都愿意走这条路。有关起义事件，起义后的安排等，得要有人去联系，你已到香港两年多了，没人注意你，以前你参加过中共组织，我想只有用你的关系同中共方而取得联系了。”卢汉还写了一份决心书。当晚，宋一痕的家人就将这份决心书缝进他的西装马甲内。他经香港到北平，汇报了云南的情况和卢汉的态度。周恩来就卢汉起义作出指示：一是欢迎，二是既往不咎，三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云南起义的时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指示进军西南，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西南。节节败退的蒋介石部队蜂拥进入云南，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向卢汉要地皮、要物资。疲于应付的卢汉索性宣布闭门戒烟。

卢汉的缓兵之计给了各方势力活动空间。表面看，昆明街头特务横行。但实际上，云南地下党已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铺开了一张触及国民党军、警、宪、特、政、企及社会舆论、娱乐等各个方面的情报网。比如，当时云南地下党基本掌握了云南特务的情况、部分军事情报和物资信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及所属秘密组织的大部分人员姓名、职务、住址、照片等都被地下党获取，国民党第26军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联络時问、密码底稿和密电抄件也都被侦破。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不仅没有掌握这些信息，更想不到和自己家一巷之隔的地方，就是中共昆明市特工支部最早的机关。他在昆明的行动，都被地下党组织看在眼里。

时机逐渐成熟。1949年12月，卢汉认为不能再等，请周体仁前往香港和广州，面见叶剑英，陈述详情。周体仁和傅作义一起在北平起义，并协助朱德、叶剑英改编了北平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他和卢汉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又都足少数民族将军，二人比较能交心。他回云南后，卢汉曾吐露心声：“傅作义带的兵比我多，所在的地方比我的富，他尚且要投奔共产党，我卢汉何苦要死跟老蒋卖命呢？”12月3日，周体仁和卢汉的私人代表林南园，带着卢汉交付的使命抵达香港，先见了在港负责情报工作的张铁生。

张铁生请他们转告卢汉，要争取时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撤退到昆明前起义。随后，周体仁和林南园买了7日前往广州的火车票，准备见叶剑英，请示云南起义事宜。哪知，6日清晨，张铁生就派人赶到林南园的住处，转达华南局意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昆明的形势已迫在眉睫，我们建议林南园先生速返昆明，向卢汉先生转达我们的意见，尽快采取果断行动，否则贻误时机，会误了大事。”周体仁、林南园二人一惊，马上决定由周体仁继续前往广州，林南园改道返昆。当晚，在港的云南名士龚自知起草了一份云南起义通电，缝进林南园的大衣衣角。12月7日清晨，林南园飞往昆明，将电文交给了卢汉。

12月9日下午5时，卢汉亲自于书通知，召集各部将领晚上9时到卢公馆开会。会议按时开始，主战派的国民党军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控制缴械了，有人还大声质问：“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得到的回答是：“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

宋一痕在10日凌晨向香港的联络点发去急电：“陆先虫（指卢汉）已在12月9日动身，请速告诸亲友。”电报马上转发至北京。卢汉还用预约好的密码向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潘文华和邓锡侯发了电文。

寂静的寒夜一分一秒过去，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一切平静如常，只有省政府里负责升旗的战士犯了难：“升旗时间己到，该升什么旗？”警卫营长徐振芳也答不上来，小跑着去请示卢汉。卢汉哈哈大笑：“当然是升新国旗哕！”宋一痕让家人连夜缝制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昆明上空。

新疆、湖南、云南，都是1949年的切而，相似的故事在那一年的中华大地不断上演。无论是无战事的北平，还是追穷寇的渡江，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谍报战场，充满危险，也充满信念。★ （连载完） （责编/闻立 责校/陈小婷 来源/《火线上的红色特工》，王媛媛、李洁琳/文，《环球人物》2019年第14期;《和平解放背后的隐蔽功臣》，张丹丹/文，《环球人物》2019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