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

解放战争胜利后，一场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新战役摆在了新政权面前。而对这些战犯来说，共产党是怎样对待犯人的，谁也说不清。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进了监狱，即便不死，也得被扒一层皮。因为在国民党这边，一向如此。然而，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回首过往，他们的命运沉浮令人唏嘘，他们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共产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

1949年春，柳亚子、徐铸成、叶圣陶等几十位爱国民主人士参观了山东解放区，并参观了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俘营。

当时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驻地是山东青州，解放军官训练团也在这里。

著名报人《文汇报》主笔徐铸成在青州意外地遇见了老相识王耀武。徐铸成参观了被俘军官宿舍，一屋一个大炕，室内温暖清洁，被褥整齐，桌椅齐全。王耀武单独住一间，陈设要好一些，有衣橱及桌椅。徐铸成与王耀武略事寒暄后，便问他生活习惯否？有无不舒服的感觉？

王耀武的回答很实在，也很有意思：“从我被俘以来，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责骂或侮辱，只是劝导我们好好学习。像我这样地位的共产党，要被我们捉住了，早没有命了。现在，人家如此对待我们，我们心中只有愧感。你问我生活是否吃得消？像我們这类人，过去饭来张几，衣来伸于，寸草不拈的人，现在要自己劳动，自己铺床、洗衣，自己扫地，自己去打饭，当然不习惯。但仔细想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只为了剥削别人的劳动，自己享福么？想到这些，心坦然，安心学习了。”

和陈毅、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交过于的杜聿明也被关在青州，但他有反抗企图，所以被另外单独关押。3月13日下午，柳亚子等人见到了杜聿明。杜聿明被俘时曾用砖击头部自杀，这时头上还缠着白布，并且戴着于铐和脚镣。

主管华东文化工作的夏衍也曾到青州解放军官训练团参访，当时管教人员对于训练团内的国民党将军一律称同学”，但有些战俘却认为这是共产党“虚伪”。

夏衍说：“战败一方被胜利一方捉去，称其为俘虏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为什么不称俘虏而称同学呢？那不是虚伪，而是体现了共产党人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你们在这里不是受虐待，而是受优待，大家一起学习，共同探讨真理，研究中华民族怎样振兴，难道这不是学习吗？如果你们有人认为称同学是耍手腕，那么我们可以建议，今后不再称同学们，而是称俘虏们，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王耀武在山东的老搭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的遭遇和王耀武差不多，他在济南战役的炮火中化装成难民逃跑，在临城被解放军便衣队俘虏，随后被送到青州。到青州训练团后，庞镜塘首先看到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批是“你也来了”。后来他才知道，对联是王耀武写的，王耀武比他早十几天“进来”，两人编在一个小组。虽然被俘，庞镜塘还忘不了经常做王耀武的“思想工作”。

当时全国各地有不少战俘营，战犯大概有千余人，情绪极不稳定，给看管单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中央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指示，对于这些战犯，有病的治病，有伤的养伤，给予政治学习，参加劳动改造，待时机成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周恩来建议将战犯改造工作交给公安部门，要求罗瑞卿马上组织实施，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而杜聿明、王耀武和庞镜塘的情况，实际上是国民党被俘高官的缩影。★“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

1959年9月18日，一个消息传到功德林，被改造了10年之久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欣喜若狂。

最先看到这个消息的是徐远举（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他负责当天下午收工后分发报纸。

据沈醉（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回忆，当时他们正在郊外的秦城农场劳动，刚刚收工，还没有吃晚饭，徐远举到管理员办公室拿报纸，第一个看到消息。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徐远举）特别放大嗓门，用他那地道的湖北大冶几音高声宣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

沈醉还记录了一件趣事，当徐远举大声念报时，宋清轩（原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司令）突然高声喊道：“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随后脱掉上衣，赤膊向远处树林里狂奔乱跳。宋希濂大声喊他回来，他却大喊大叫、越跑越远。文强连忙追上去，边跑边喊：“刚才老徐读的消息是假的！”但是没有用。最后文强追上宋清轩，一下拦住他，他才慢慢清醒过来。

文强后来也回忆，听到这一喜讯后，康泽（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紧紧握住他的于，嘴里呢呢喃喃说不出话来，猛然一斜身，差点儿倒下，当晚即被送进了医院急救。

但由于没有公布特赦名单，战犯们的心里患得患失。郑庭笈连续几天睡不安稳，一闭眼总看见一名正颜厉色的法官站在眼前，一睁眼总不由得想自己会不会被释放，吃饭时也总发呆，几次把菜送到了鼻孔。廖耀湘原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说，那几天人睡不着觉，小便也多了起来，一夜起床六七次，“胡同里的人来来往往，我看都差不多”。

当别人悄悄整理衣物准备出狱的时候，末代皇帝淳仪对自己却不抱希望。别人都不愿放过这个热门话题，他却只听着，不参与议论。有人问他：“能否首批获赦？”他回答说：“我不行，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不但溥仪自卑，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接受改造态度又好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最乐观的是那些参谋长和校级军官，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获释的准备，而溥仪显然是“首恶必办”的首要对象，即使全部战犯都放了，怕是也轮不到他。

在这期间，电影制片厂和一些新闻单位经常到功德林来拍摄。他们走了之后，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国庆节前肯定能回家，但一直等到9月30日也没有特赦的消息。10月1日清晨，被关押在功德林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受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

盼望特赦的战犯们终于捱过了入狱以来最漫长的两个月，盼来了特赦大会。首批特赦的名单到这时才公布。这次特赦的战犯全国共有33名，自认为还不够特赦条件”的溥仪也在其中。

功德林管理所释放了10名战犯，法官唱名时一字一顿：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王耀武（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郑庭笈（第49军军长）、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陈长捷（天津警备总司令）、邱行湘（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周振强浙西师管区司令兼金华城防司令）、卢浚泉（第6兵团司令）和杨伯涛（第18军军长）。

十个人的名单很快念完，其中有8人出身黄埔。台下凡是没有被点到名字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叫了声：“完了？！”被点到名的则激动不已。“我的血液好像凝固了。”郑庭笈回忆：“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

一场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新战役

杜聿明、宋希濂等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从被俘及至获赦，他们面临回归社会、重建生活、实现价值等多个“战场”，命运沉浮令人唏嘘。就连他们自己回想起所走过的这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时，也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共产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

这些被俘战犯中既有国民党的党政大员，也有国民党军队的中流砥柱、蒋介石的心腹战将。刚开始，当他们意识到败局己定，将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的时候，多数人装扮成普通的士兵，妄想瞒天过海。少数顽固分子则想以“杀身成仁”来保全“气节”、尽忠“党国”。

原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王云沛，在被捕时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喜剧。他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下走投无路时，把枪一丢，翻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没想到杀身未能“成仁”，他被解放军战士从海里捞了上来。

一个解放军指挥员和蔼地问他：“你是干什么的？”王云沛因早己换上了士兵的军服，便信几答道：“当兵的。”

“当兵的为什么要跳海？”还没等王云沛编好搪塞的话，对方己拿出了一张他过去的照片：“你认认看，这是谁？”王云沛一看，立时沮丧地垂下了头。

有些人因为过去无恶不作，杀人如麻，自忖被俘之后不会得到宽恕，遂决心继续与人民为敌。刘秉哲、罗贤达二人，曾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长，在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个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时常寻找逃跑时机，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一天夜里，周元圣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趁夜持斧行凶，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这些人后来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即使进了战犯管理所，仍有不少人演出了各式各样效忠“党国”的自杀事件：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问，把想自杀者安置在里面。

一场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新战役摆在了新政权面前。

来之前，共产党的监狱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样对待犯人的？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谁也说不清。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进了监狱，即便不死，也得被扒一层皮。因为在国民党这边，一向如此。

可當他们迈进“地狱”之门时，竟对共产党的许多做法感到疑惑起来。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局本部专员李约勒非常惊讶地说：“按我原先的想法，这里关押着一批如狼似虎的战犯，必然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这里白天根本没有警戒，只有夜晚才设置岗哨。为这一点，管教干部还特别向大家做了说明：这是由于战犯当中有不少的人怨恨很大，为了防止意外，保证安全，所以在晚上安置了岗哨。

令人惊奇的是，关押战犯的地方不叫监狱，初期称“解放军官训练团”，后改名为“××战犯管理所”，战犯之间彼此以同学相称。因而，不少战犯当时竟天真地以为自己是解放军军官，集中在这里就像当年在国民党的军事学校里受训一样，一俟受训完毕，就会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混个一官半职。

更叫大家感到诧异的是，他们在这里不但没有受到一点儿皮肉之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管教人员一个个态度和蔼可亲，十分尊重大家的人格，对每个战犯都一视同仁，从不辱骂犯人。在起居、饮食生活上，对大家处处体贴入微。

曾任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沈醉，一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每时每刻考虑的都是死的问题。有一天，管理所为给犯人登记，叫沈醉出去照相，但他误以为照完相，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因而情绪失常，整口坐卧不安。在绝望和恐惧的重压下，夜深人静之时，他跪在床上，叩首东南，在心中与家人、老母哭别，天将破晓时，又含泪写下“终宵坐立待更残，今口方知一死难”的绝命诗。

但第二天，沈醉并没有被绑赴刑场，他对自己的多疑和怕死感到十分好笑，可一想到早晚还是会死，又笑不出来了。他觉得死既不可免，便应当保全气节”，趁还未被处决，活一天应尽可能多做一点儿对共产党不利的事。于是，沈醉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在笔下，短短几个月中，竟写了上百首指桑骂槐的“反诗”。

“而今他是千古名将，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

类似沈醉这样在初期不肯认罪的人有很多。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有人病重或病危，便组织名医会诊、抢救，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从各方而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大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下《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没有使他觉悟。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不仅不服罪，还动不动就发火。

1950年11月，他被转到功德林。这次被送往北京，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他在棉裤里藏了60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动态后，开始对他进行正而教育，着重让他学习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时，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实际表现的，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还反复以同是名列44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启发开导。

杜聿明渐渐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交代了安眠药片的来源。原来，他在山东解放军官训练团期间，曾以失眠为由，多次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积少成多，然后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他表示，自己再也不干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了。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喂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陈赓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

在功德林一号改造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当初是表现最差的一个。黄维原来是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生。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官越做越大。被俘后，他仍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对蒋介石忠贞不二。

他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促使他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被关押期间，功德林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

黄维病了4年多，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他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有了兴趣。这4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滿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书呆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黄维代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宣读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放下讲稿，即兴演讲起来：“我知道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我之所以要发明永动机，就是要把三年内战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啊！”

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现场掌声雷动。在接过特赦证填写决定去向时，黄维坚定地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

在功德林里，没有“杀身成仁”，也没有“忠臣烈夫”

1955年底，中央决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俘集中管理，并于1956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六地的战犯管理所。北京功德林是收押级别最高的一处：仅限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1956年1月11日，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蓝色部队”会师了——国共内战中被俘的100多名国军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功德林监狱关押。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黄埔四期生文强，原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黄埔五期生郑庭笈……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出身“黄埔系”，曾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的老同学，现在又在同一面高墙内接受“改造”。

这一天，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高墙内，惊诧、欣喜、激动……难言的情绪写在每一个战犯的脸上。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虽然有的被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但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而且，当时谣言很多，沈醉曾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上面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

沈醉说：“我1956年从重庆战犯管理所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杜聿明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己被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所以一见面，他们无不兴奋异常。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怀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

在功德林里，没有“杀身成仁”，也没有“忠臣烈夫”，曾经烜赫一时的将军们在失去自由后，似乎与贩夫走卒、市井小民并无二致。

据沈醉回忆，被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战犯们的生活待遇也提高了：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小灶饭”，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大多数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中灶饭”。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的，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口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镇反”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大家才洒泪吃了最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

战犯们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上的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有的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戴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做什么，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犯了狱规，还要受到比于铐脚镣更重的处分。不过大多数还可以，只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范围，每天还能出房间走走，也不随便打骂。不过一到夜问，看管都是相当严格，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在晚上谈什么，可能是怕这些人商量越狱吧！

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问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于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比一般犯人好。

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全国镇压反革命”期间差点儿被枪毙，后被押至北京，在赴功德林途中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对着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深鞠一躬，说道：“我要把枕头塞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

“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管理干部解释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才能较好地接受“改造”，而且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改造”的时间比一般人长，所以待遇要高一些。一听“改造的时间较长”，也就没人再继续闹了。

正规军人蔑视特务分子，嫡系将领瞧不起杂牌将军，文官和武官之间的成见也很深

上百名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集中到功德林后，按管理处规定，相互之问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犯人当中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承担。

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等当选为学委会成员。学委会下辖13个学习小组，每组设组长、副组长若干，在学委会的组织下，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业余时间开展文娱活动。

郑庭笈是第八组组长，同时兼管澡堂。文强回忆，这个“小海南”乡音浓重，每星期洗澡都由他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总是把“洗”字读成“死”音，喊“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总是引来笑骂：“你要‘死’就‘死’吧，我们可不想死。”

为此，郑庭笈在背地里为练“洗”字着实费了不少工夫，以致有天夜里做梦，还在区分着“洗”“死”二字。第二天一早，同屋的人都绷着脸、憋着笑说：“老郑，你怎么半夜三更做梦都想叫我们去死，太不够朋友啦！”说罢，一个个全都大笑起来。郑庭笈只好苦笑着摇摇头，表示确己无能为力，并自嘲道：“乡音不改，证明是数典未曾忘祖啊！”

在文强眼中，郑庭笈是功德林里的先进分子，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曲子，“虽然发音不准，但唱得很有感情”。积极改造的态度和文强大相径庭。

在功德林监狱管理员雷皓看来，国民党内部原本存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在功德林，这些人虽然都穿上了统一的囚服，但矛盾并未消除：正规军人蔑视特务分子，嫡系将领瞧不起杂牌将军，文官和武官之问的成见也很深，“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恰好使我们便于从中了解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

战犯们常在一起漫无边际地闲谈，正因为此，搞特务出身的沈醉虽未上过战场，但却对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湘西会战等，听得烂熟。只不过，一提到国共内战，这些将军们个个如同关公“败走麦城”一样，都不愿多谈。

宋希濂平时爱背古诗，有时能一口气背出上百首，一次，当他背到后蜀王妃花蕊夫人的《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红润欲泪。因为这个曾经统领14万大军的“黄埔之光”，正好也是在四川被俘“解甲”的。

“拿起针线，却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几倍”

在对被俘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改造”的过程中，执行的政策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

除了每天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批判，战犯每周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缝纫、理发、烧开水等，“自愿报名，量力而为”。

沈醉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组成立后，只有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报名，因为他过去在山東监狱时学过理发。他后来动员沈醉参加理发组。据沈醉回忆：

开始不大愿意，因给人理发太脏，站着工作也累;他劝我说，久了就习惯了，我只好同意也参加这个组。

缝纫组成立后，管理所便搬来几部旧缝纫机，可是没有人会使用。正在为难时，却从黑弯里杀出个李逵来。原来杜聿明因病己摘掉了一个肾脏，规定可以免除劳动的，此时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缝纫组，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我以为他在吹牛，这位任过东北九省司令长官的“老病号”告诉我，他在担任机械化军长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由他妻子曹秀清任厂长，他不但对坦克车等有兴趣，会修会拆，对缝纫机也一样会弄。

果然，他一坐到机器旁便能运用自如。我跟他学了半天，也就开始干了起来。因为我们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关系。我开始小心翼翼，居然缝了半条裤子，便有点艺高人胆大”，骄傲自满起来了，正准备把另一只裤腿缝好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到“啪”的一声，针折断了！我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连忙跑过来，急得连连摇头。

一般人看来这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时却是大事一件，即使不被扣上破坏公物”的帽子，也起码是“损坏公物”。因为一部机器只发一根针，断了就得写检讨去补领。我写好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自请处分等送上去之后，准备挨批。结果却大出意外，管理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我和杜聿明才如释重负……

而缝纫组最爱闹笑话的，要算四川老军阀王瓒绪的儿子王泽浚军长了，他参加缝纫组时，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学习钉钮扣，看来这也是一件极平凡的小事，而这些将军们拿起针线，却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几倍，好不容易才把针从衣服的反面刺进了扣眼，抽针时比刺进去要用力些，不料用力太猛便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他把针刚一抽出，只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他扭过头一看，一针正刺在那个人颈子上，登时血流了出来，这一下把他可吓坏了。经过认真检讨，总结经验，才懂得抽针时，针尖一定要对着自己，这样即使碰到别人身上也是小指和无名指，不会刺伤别人。经过这一“流血事件”的教训，慢慢才摸索出一些搞缝纫的“技术”。这些人在解放前从来不会做针线活，解放后，住在单人牢房中，有时也得缝补一下，但也不存在会刺伤别人的问题，所以连这种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得。

在学习理发时，我也闹过不少笑话，一开始使用手推剪，一不当心，往往把别人头发连根拔了出来，不懂得一定要慢慢地把推剪提起来。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用旧了的工具，经常把头发夹在剪子里没有剪断，所以一而剪，一而只听到不停地“哎哟”呼痛之声，我自己也感到很难堪。不过有志者事竟成，多夹了别人几次头发，慢慢地总结出一套经验，给人剪发消除了黑白分明、被人称为“马桶盖”的情况。

正在我认为自己快“出师”了的时候，有天扩大哥（曾扩情）突然提出要我用剃胡子的刀给他剃光头。虽然我在初次使用这种锋利的刀子给人刮脸和剃胡子时，割破过别人的嘴唇和鼻尖，有次差点把人的耳朵都割下来，但后来掌握了使用这种刀法的方法，割破嘴皮的事没有了，但剃光头还是第一次。我还很谦虚地说怕剃不好，可是扩大哥却鼓励我：“一回生，二回熟。”我也就同意了。当我用温水肥皂给他洗过之后，他告诉我，最好让肥皂泡留在头发上，这样可以使头发柔软一些。

我便按照他的意见，给他头上抹满肥皂泡沫，袖子一卷，便操起刀子朝他头顶上剃过去。刀刚落下，只轻轻一拉，就听得他大叫一声：“痛！”我赶快把于一缩，禁不住喊了一声“糟了！”只见白色的肥皂泡沫上冒出一道鲜红的色彩。毫无疑问，是割破了老头皮。我正在惊慌中，“师傅”牟中珩跑过来一看，赶紧用手把出血的地方用力按住，马上送他去医务所。给他上了止血药等之后，牟中珩耐心地告诉我，用剃刀给人剃头时，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一于把头皮拉紧按住不使移动才能下刀，否则头皮会移动挤在一起，这样就非把头皮割破不可。

经过这些实践，我也慢慢成了一名“理发师”。

一名曾在功德林5号院上幼儿园的北京市民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幼儿园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只有一墙之隔，她从监狱后而经过时，常看到许多“穿黄色军服的叔叔伯伯们”在劳动，他们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有更老一点儿的，虽都穿着军装，却没有戴帽徽和领章，“许多人长相也不错，面容端庄儒雅，很像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通常都是而无表情慢悠悠地劳动着，也不说话，也没有笑容”。

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

1958年10月，功德林监狱管理处宣布，让犯人们自愿报名，到京郊秦城农场参加劳动。用沈醉的话说，消息传来，立刻引发一阵暴风骤雨，个个都紧张而又兴奋异常，几天都没有平息下来。

公安部秦城农场所在的燕山东麓，山间清流潺潺，半山腰还有一处龙泉寺遗址，公安部绿化队在寺前建平房数十问，是战犯们在秦城的居所，他们从功德林到秦城，接触到青山绿水，极目碧空蓝天，栖息农村旷野，顿觉耳目一新。

按照体力强弱，来到这里劳动的犯人被分成五个生产队，每队10人至20人不等，第一、二生产队承担大田作物的农活，主要栽培蔬菜：第三队负责拆作废的砖窑，垒猪圈鸡窝，被称为建筑队”;第四队负责果树葡萄的栽种管理;第五队是象征性的半劳半休队，队员都是年迈的“老将军”，负责饲养鸡鸭。

53岁的郑庭笈被编入体力较好的第一组，他回忆，这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挖鱼鳞坑，要求每人每天挖一个两米方圆、一米多深的大土坑，没想到三天他才挖了一个半，还算中上水平，可第四天就直不起腰了。

牟中珩己年过花甲，但不服老，干起活来总要与青壮年比高低。文强说，牟中珩半边脑袋没有头发，一年四季不戴帽子，在凛冽的寒风或炎炎烈口下，只要一干活，头上就冒着一缕缕热气。作为饲养员，有一次，母猪产了一窝猪崽，牟中珩像保姆一样，几天几夜不睡觉地护理，其中一头猪崽因缺奶死了，他竟伤心得老泪纵横，还写了一份检查。

这一年，犯人们在秦城农场度过了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晚上，对上床睡觉时鞋子的摆法，犯人们尤为注意：鞋尖一律朝外，因為这样第二天一下床，就可以很顺利地把鞋穿上向外而走，象征来年可以交上好运“走出去”;如果把鞋尖朝里，下地穿鞋脚尖还朝床不朝外，这等于来年还是没希望出去。

还有更加迷信的人，沈醉后来回忆：

桂系军阀张淦，是统率广西三个军的兵团司令。他一生都迷信阴阳风水，遇事必先求神问卦……为什么这位统率数万人马的将军，在新世纪中，还会对那些东西那么迷信，一切取决于两片竹笋？

我在战犯管理所时曾问过他，他十分自信地说，他过去从下级军官慢慢升到中将兵团司令，完全是依靠这一东西的指示，无一不灵，他叙述从前内战期间和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作战前，他每一次能打胜仗，都是先卜了三个“巽卦”才下定决心的，而且每次都取胜。

我便笑他为什么被俘前不先问卦，免当俘虏？他把头一摇，长叹一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又何况我辈哉！”我后来才从他部下一个军长口中了解到，他在和解放军作战时，也必先问卦才下命令，一进一退，都依靠卜卦来决定。结果一次次打败仗，他还不肯听信参谋长的劝告，最后连司令部也被包围。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他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便笑容满面告诉劝他逃走的人，说什么那个司令部的方位和卦上都指示他，可以逢凶化吉，马上会有援军将包围的解放军击溃，用不着跑！他决不干那种丢人的事等等。话未说完，解放军己冲入司令部，他连那一副宝贝卦都没有来得及带上便束手就擒。

在战犯管理所中，他虽没有卦，但还是遇事必问卜，没有卦就用自己穿的鞋子来代替，连分配他一个床位，他都先要用鞋子卜过之后才决定。为了这件事，管理所开过对他的批评会。最后，他还是表示，他死也不能改变这一相信卦上指示的信念，什么人的话他也不接受。话既说到了极顶，“死也不能改变”，也就没有办法对他再提意见了。

不少人竟给自己胡编罪行

在交罪、认罪的过程中，尽管管理所一再交代政策，强调交代罪行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整治惩罚，但仍有不少人顾虑重重，在交罪时避重就轻，只讲鸡毛蒜皮，不讲血案，唯恐交代出历史罪行会被判刑惩办。

原国民党第12军高参陈启銮，曾在东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二处当过科长，因听说共产党最恨搞情报工作的人，会把这些人一律当作特务对待，而当特务不杀头也要关上一辈子，所以他一直不敢交代这个职务。有一天，他曾三次跑到管理所办公室的门口，鼓足勇气，但几次伸出去敲门的手还是缩了回来。在极度的矛盾中，他整天思索着：“交不交代？”

直到听说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的情况后，他才慢慢地放下心来。

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都是国民党军统局的主要干将，是有名的大特务。他们三人被俘后，曾先后被押往重庆白公馆关押。当时，一听说他们被押到了重庆，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一定会在那里被处决。

1952年清明节，重庆有数千人到白公馆烈士墓前扫墓，“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当时，他们三人吓得面无人色，蜷缩着身子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一口大气，唯恐被人发现抓走。当他们凑到窗口窥探外面的情况时，不由得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谁也没有想到，从白公馆通往山下的公路上竟站满了解放军战士。为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白公馆，政府调来了大批战士保护他们。三人见状，感动得流下眼泪。

听说此事后，很多人心里都很不平静，开始向政府坦白自己的罪行。

但也有人在感动之余，耍起了“小聪明”。他们过去在国民党部队里养成了弄虚作假的恶习，如今，看到交代的罪行越多，且越是不被人所知的重大罪行，不仅毫发无损，还会获得大会表扬的殊遇，便重操故伎。

往日，由于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多数人在被俘时隐姓埋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不少人以小充大，胡编罪行，想以此求得政府的重视和表彰。

曾在伪满军警界任事的黄鹤，谎称自己是18l师的参谋长。不料，该师师长米文和也在所内，两人见而，结果互不相识。由杂牌军被陈诚收编，从团长调充高参的魏季良，则为自己“封官晋职”，伪称自己是国民党某骑兵师的师长，管理所后来反复查核，在该师始终未找到有姓魏的师长。还有个军统的小特务，在交代罪行时，写下了不少有关军统的“重要”事情，还大书特书了不少台湾方而的情况。更有甚者，在大会上故作典型发言，痛哭流涕地控诉、交代自己的“滔天罪行”，然而经过核实，发现多数都是夸大和假造的。

当管理干部问他们这样干的动机时，不少人说：“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在这里受优待，我们怕自己的官职小，将来会被分散出去。我们想受到表扬，得到大家的重视，也好多受到一些优待。”

经过管理人员的耐心开导和教育，这种情况及时被纠正了。许多战犯惭愧地说：“几十年养成的恶习，真是积重难返。共产党诚心相待，我们也该以诚相报才是。”

对生活开始充满了新的憧憬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管教人员的处处体贴照顾，管理所中的战犯的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对共产党的看法也慢慢改变，对今后的生活也开始充满了新的憧憬。

自1956年起至1965年止，战犯管理所先后组织战犯们去各地参观，以加速战犯的思想改造。以往，战犯只从报纸上知道一些外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多数人心存疑问，是不大相信报纸的。因为过去国民党的报纸对各种事情的报道，其真实性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报纸也是这样。

当所有人带着怀疑和兴奋的心情看到外而的世界时，才不得不承认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原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来到武汉，故地重游。当他从汉阳龟山脚下步入雄伟的长江大桥时，眼望滔滔大江，禁不住浮想联翩。青年时代，他任排长时曾驻足汉阳归元寺。有一次，他因事到武昌，回来时，江上风浪大作，而对滚滚江水，只能长叹不已，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给以重金方得以横渡。小船在大江中沉沉浮浮，好几次船体倾斜，几于颠覆。想不到今日竟能站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之上。

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动情地说：“我身历四朝，走遍全国，只看过郑州铁桥、号称远东第一的钱塘江大桥。但以往建成的几座桥，都离不了洋人或洋技术、洋材料，可今天一看，前后一相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武汉长江大桥的建立，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回可给中国人长了志气！”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根本没有汽车制造工业，国内所有的汽车都是从国外买来的，因而不少人戏称：中国的汽车是“万国牌”的。曾在东北打内战的杜聿明，如今看到长春市郊突然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感到无比的震惊。当他同搞机械化部队起家的廖耀湘，以及郑庭笈走进工厂，亲眼看到一辆又一辆的解放牌大卡车开出厂时，内心激动不已。

杜聿明抑制不住兴奋之情，要求驾驶一下祖国自造的汽车。得到同意后，他在大家的注视下，跳进驾驶室，熟练地将汽车一溜烟地开出去。汽车转回来后，他高兴地连声称道：“太棒啦，太棒啦！”

在北京参观的宋希濂也感慨万千。市容风貌的变化自不待言，令宋希濂感到吃惊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竟一下子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根除了危害国计民生的三大害——烟、赌、娼。在参观京郊一座棉纺厂时，该厂领导介绍说，厂里职工大部分是旧北京八大胡同的失足妇女，另一部分人过去在帮会组织里，则是专干绑票不法之事的。解放后，政府为安置这些人，兴建了工厂，使多数人有了谋生依靠，开始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生活。宋希濂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过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无论是大小城市，有许多以卖淫为生的女子，她们多数出身良家，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帮会、道门组织，也是遍及各地。许多流氓地痞，无恶不作，到处欺男霸女。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作奸犯科，开烟馆，设赌场，贩卖人口、武器。只鸦片一物，就使得许多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

他记得有一次到重庆，过江后，叫了一乘滑竿上山。抬滑竿的轿夫面黄肌瘦，上山一趟，沿途竟要抽上三次鸦片。山道边设有专卖鸦片的馆子，一问小房，窗口架上几杆烟枪，烟是早已装好的，交钱后，便可吞云吐雾，大吸一番。宋希濂当时很奇怪，问轿夫：“你们为什么抽鸦片，难道不能不吸吗？”轿夫说：“抽上了瘾，不吸烟就没精神，上不了山。”那一次，宋希濂才真正感到烟、赌、娼，确为中国的三大祸害。但他自知是无力扭转这种局面，因而只能仰天长叹。想不到共产党在解放后的几年之内，竟使祖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巨大的变化，令其感到万分的欣慰。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分期释放”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以沟通两岸关系，促进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关于战犯处理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作过重要批示：“把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分期释放。”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同时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作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

周恩来说：“毛主席的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于释放战犯的时问，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而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15日，毛泽东邀集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会谈，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且认为，释放国民党战争罪犯，对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将产生重大影响。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并根据宪法的规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问：“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

周恩来对获赦人员一直很关心，对他们特赦后的生活、学习、参观、探亲访友以及工作安排各方而，都作了很多具体指示。1959年12月14日，十多名获释战犯在中南海西花园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走到他们面前，依次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而前时，叫了声“曾扩情”。曾扩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在周恩来当主任的政治部任少校科員，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他没想到事隔30多年，周恩来还记得他。曾扩情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淳仪也紧张而又激动地叫了一声：“周总理……”就再也讲不出话来。

周恩来询问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了，身体健康。”周恩来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他的勉励，感到自己对人民有罪，非常内疚，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立刻回答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怪你们，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周恩来问。

志向——在这些人看来，原本戎马倥偬的抱负在成为战俘那天就戛然而止，经过10年思想改造，他们最想做的就是解甲归田，从此与世无争。杜聿明说他要当木匠，杨伯涛表示他更倾向做一名农民，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气，可以当一名搬运工。

“你们的志向很好，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历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为胜利者拥有，没有背而也就没有正面。”周恩来说。

邱行湘一行人对他的话颇感意外又摸不着头脑。周恩来说，他打算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家会中，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文史专员办公室。“你们的职位就是文史专员，身份就是国家干部”。

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周恩来讲完话，章士钊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从战犯到国家干部，从将军到“文人”，这样的角色转换让他们既惊喜又惴惴不安。

三个月后，周恩来的承诺兑现。

此时邱行湘己回到南京，每日在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坐定，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文史资料选辑》，某天读到《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这篇文章时，邱行湘呆住了，作者正是与他分别不到三个月的杜聿明。

对于杜聿明来说，促使他完成这篇文章的部分动力来自陈毅的一句“揶揄”。一天，杜聿明接到国务院通知，陪同周恩来宴请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席问杜聿明神色凝重，沉默寡言，周恩来为抒破沉默的气氛，向蒙哥马利介绍：“杜聿明先生是我国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指挥过百万大军呢！”蒙哥马利突然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愣了一会儿，随即笑着指向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陈毅没有笑：“你哪里有那么大方？你的百万大军是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杜聿明一时无言以对，这时周恩来出来打了圆场：“不以成败论英雄，杜聿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也不失壮士断腕的勇气。”

事后，杜聿明忍不住向杨伯涛发牢骚”：“陈毅的话我只同意一半，但是国民党军队至少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杨伯涛一个劲点头，突然叫起来：“你可以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当年你的第五军驻守云南，正是在你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吃掉龙云的……”

杜聿明说写就写，连续“作战”5个夜晚后.2万多字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完成，杜聿明在结尾这样写道：“蒋介石经过这次事件后控制了云南，表面上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殊不料为以后卢汉在云南通电起义埋下了伏笔。”

明面上，邱行湘为杜聿明的文章感到“钦佩”，但由于两人分属原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邱行湘暗自较上了劲，不久《洛阳战役蒋军就歼实》写成，邱行湘一直对当年孤守洛阳耿耿于怀，这从文章里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一二：“我为了防守固地，只有‘通天一术’，于是连电蒋介石，迅速由北平空运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增防，可是蒋介石说气候的原因空运困难，最终没有结果。”

杨伯涛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经常对台湾方而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早口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争取台湾的工作很有帮助。

周恩来对待国民党战犯的宽厚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他发明的“文史专员”职位，不仅让本毫无生存尊严的“战犯”们能够体面生活，也发挥出了他们的社会价值。

1964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议，特邀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党和政府的宽大和信赖使特赦人员受到巨大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他们中侨居海外的人，也始终牢记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

“周总理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自1959年后，特赦战犯的工作，一直在中央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着。从1959年开始，到1975年，中共中央先后分7批共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至此，所有在押的战犯，已全部释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的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1975年获释人员中，有280余名战犯向政府提出欲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还有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党和政府很快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当即批准并发给路费和往返通行证，可以来去自由。中央统战部举行欢送宴会，他们于4月14日到达香港。这一事件轰动了国际舆论界，也轟动了香港。消息传到台湾，也引起轰动，有人形容这是对台湾的“冲击波”。

然而，由于台湾当局的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10个人最终没能与家人团聚，最后有4人去了美国，2人留在了香港.3人返回大陆，1人自杀身亡。

回到大陆的三人受到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特赦人员的欢迎。之后，有关部门又分别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留在香港的蔡省三（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曾向香港中国旅行社提出申请，请求让其在江西省的夫人曹云霞去港团聚。经周恩来批准，中央统战部把他的夫人送到了香港，蔡省三深为感动。

后来，蔡省三在香港接受《七十年代》杂志访谈，该刊发表了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在这篇文章中，蔡省三分析了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了蒋经国的经历及其他情况，为对台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该文于1975年9月3日被《参考消息》转载后，9月4日，即被重病之中的周恩来关注。周恩来在这份《参考消息》上批示：请罗青长、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语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连写四个“托”字。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获赦人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为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祖国大陆特赦战犯的和平呼吁，台湾方而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规定：今后不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蒋经国也表示：“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1985年，赴美国探亲回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淡忘了，唯有同周总理会而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总理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回忆录）》，沈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实录》，王淼/文，《读书文摘》2018年第12期;《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王庆祥、张临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新中國特赦战犯决策始末》，杨亲华/文，《百年潮》2019年第9期《北京功德林：被俘将军们的“监狱风云”》，金可镂/文，《南方都市报》2014年12月23日;《<特赦1959>背后的历史风云》，王凯/文，《团结报》2019年8月22日）

链接

蔡省三自述：我的25年战犯生涯

1975年3月19日6时30分，抚顺战犯管理所，100多名两鬓斑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播音员一字一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整个大礼堂立即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流满面。”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回忆说。没有人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己就“这次会特赦谁”的问题讨论了一整夜，几乎每个人都在暗地祈求残生能获得自由。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已经呆了十几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战犯，也己年过半百。

蔡省三，就是这批最后被特赦的战犯中的一员。他曾经是蒋经国“太子系”的核心人物，拒绝撤离，潜伏大陆，几度生死，被判处死刑，度过了25年战犯生涯……下文为蔡省三口述。

蒋经国“太子系”的核心人物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我的家乡张榜招生。当时我正在贵溪县读高中，看到这个招生布告之后，就去报了名。结果在江西考区考了个第一名。不久进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受训练。在中央训练团”接受训练的，绝大多数都是已经工作的，年纪比较大，而我只有20岁，又是高中生，所以在中央训练团”就得到了蒋经国的接见。

蒋经国对我说：“你还年轻。”意思是说我还应该读书。我回答说：“我愿意抗战，愿意上战场，为民族献身！”蒋经国说：“上战场是很危险的”。我说：“我不怕死。”这就是我与蒋经国的第一次见面。

1938年7月，蒋介石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并自任团长。我作为第一批团员跟随蒋介石、蒋经国等在武汉一起参加了宣誓仪式。10月，日军攻陷武汉，三青团中央匆忙将学员按籍贯分配到各地。我家乡在江西，于是就被派往赣南，筹建三青团江西省支团部，同时协助蒋经国在赣南开展工作。当时，蒋经国是赣南专属专员。

在做宣传工作中，我结识了我的第一位夫人曹云霞。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蒋经国还亲自为我们主持了婚礼。

1941年5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批准创办《江西青年日报》，由蒋经国任社长。他提名我担任该报总编辑。1943年12月，蒋经国在重庆创办三青团中央干校，名义上由蒋介石任校长，而实权则操纵在教育长蒋经国于中。蒋经国又任命我为干校支团部书记。

抗战胜利后，我得到了进一步信任和重用，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专门委员、总统官邸汇报宣传小组成员、中外文化资料供应总社总经理、国防部戡建总队设计委员、中华印刷出版总公司编辑主任等职务，以至于社会上有“省三兼四职”之说。我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蒋经国的心腹，“太子系”的核心人物。

被俘、被放、被抓、被捕

1949年春，许多国民党高官纷纷准备逃往台湾。而我对于国民党的失败很不服气，向蒋经国提出要回老家建立反共基地。结果被蒋经国委任为“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到江西上饶和共产党打游击。第二年，江西全省解放，我被人民解放军逮捕。

抓到我之后，解放军的指挥官中，有一个姓赵的委员对我说：“你组织反共游击队？国民党都被打垮了，你为什么还这么顽固？你说应该怎么对待你？”我回答说：“你们怎么对待我，我没有发言权，部下都枪毙了;但是你们没有成功，我研究过共产党，共产党过不了五关。”

他听我这样说，没有命令部下枪毙我，要我进他办公室，还泡了茶，对我说，蔡先生，你坐下来谈，你认为共产党过不了五关，有什么根据，尽管谈，今天我听你的。于是，我就向他谈了我对中共政权的观点。我说中国共产党过不了“国际关、经济关、政治关、社会关和文化关”……一条一条地分析，和他谈了一夜。谈到快天亮，他叫我休息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对你不逮捕。然后就把我放了。

可是到了1951年，我又被人检举，被抓了起来。在江西关押的一段时问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考验”。这次的经历是这样的：有一次政府要镇压几个犯人。镇压犯人的时候，把我和另外六个犯人一起押上了刑场。随着行刑的指挥官一声令下，枪声响起了。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六枪，随着一声声枪响，我旁边的六个人一个个倒下了。就在我等待那属于我的第七声枪声的时候，枪声却没有响。原来，政府并没想打死我，是让我陪了一次绑。

就在这次陪绑后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十六个字方针，我得到了再生的机会，被送进江西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工地上”

当时我有气管炎，对于能不能经受劳动改造，心里没底。开始我被分配搭建很高的绞塔。跟我一起的犯人大多是土匪之类的刑事犯，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

我想好好表现，所以干活的时候就抢着干。干了一个月，我的身体出现了浮肿。先是腿，后来一直肿到胸口。监狱干警看见了，就不让我干活了。当时病号都是被抬出去的。我怎么能让人家抬出去呢？我就对监狱干警说，我还要劳动。干警说，你有病就不要干了，或者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我没有答应，我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工地上”。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想：同是干一样的活，为什么别人能行，而我却不能行呢？反复琢磨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原因就是以前我不参加劳动，所以只要能坚持就一定能闯过这一关。结果，我真的坚持下来了。

以后，那些干警对我很照顾，告诉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勉强。后来我的于也肿了，干不了别的活了，监狱干警就让我做在劳动竞赛现场插旗子的活。就是把道路旁边都插上旗子：干得好的插红色旗子，落后的插黑色旗子。由于大家都卖力干活，所以一般情况下道路两旁都被我们插上了红旗，所以就有走红色道路”的说法。

我还做过生产紐扣的活。就是把一大块贝壳，弄成小的纽扣。开始是手工，后来是机械生产。改成机械生产之后，我很快掌握了操作机械的技术。监狱干警也信任我，机械出毛病的时候，就让我把机器拆了，修好了再重新装上。我也从中学到不少技术，最后，我成了技术员。由于我的积极表现，江西省公安厅还给我记了功，减了刑。这些事还上了江西省的报纸，我也成为劳动改造的模范。

1956年底，公安厅召集我们开会，说为了给我们创造更好的改造条件，要我们北上，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工作做得好，不少日本战犯都是在这个管理所被特赦的，在全国、全世界都很有影响。

第三批进来的是日本人，一进门就来个45度鞠躬

我们坐火车到抚顺。那个时候冷呀，零下30多摄氏度。我们是南方人，虽然换上棉衣，但还是像进了冰窖，就想这可糟了，不要说改造，恐怕没改造好就被冻死了。停车后，车厢里进来一个干部，一手提着开水壶，一于拿着一盒大饼，对我们说：“你们先喝点儿开水，吃些大饼，暖和暖和。”

这是抚顺给我的第一印象：温暖。

这位干部是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长金源。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监号。第二天晚上，管理所为我们放映了电影。这次看电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走进俱乐部，就看到许多熟人。这些熟人，也都是国民党战犯。除了我们这些从华中地区来的外，还有从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来的。等我们坐好之后，又进来一批人。这些人我们不熟。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人是伪满的战犯。这些人进来后，又进来第三批。这批人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他们一进门，就来个45度鞠躬。原来这第三批人就是日本战犯。

这件事情，对我们国民党战犯的影响很大。日本战犯是我们民族的敌人。现在，中国政府还给他们人道主义待遇，使这些日本战犯变了，从人的本质上变了。所以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真是很杰出。

尤其我们国民党战犯中曾经做过看管日本战犯工作的人，感触更深。比如我们国民党战犯当中有一个人叫蒋文鹤，他是国民党国防部战犯管理处少将副处长。日本投降后，蒋文鹤就在南京管理日本战犯。但他们那时候怕日本战犯闹事，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或者说根本不敢想去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

“你不到三个月就不能领，这是人民的血汗”

管理所的伙食是非常好的。我们管理所的厨房有烤箱，可以自己做面包。而且，我们吃饭是没有定量的。记得当年中央曾经派人给我们作报告。作报告的人说：“我们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毛主席现在都不吃肉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好好体会。”尽管如此，管理所还是千方百计为我们改善伙食。我还记得，供应紧张时，管理所曾经专门派管理所的警卫连战士到长白山上打野猪。然后把这些野猪运回来冻上，或者腌成咸肉，给我们这些战犯吃。

我们的住宿条件也很好。管理所有个锅炉房，每年立秋或者一过国庆节，就开始供暖，比外而供暖时间长了很多。

管理所还有自己的澡堂。大家每周都可以洗一次澡。

管理所还很注意让我们锻炼身体。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做广播体操，白天还可以打排球、篮球，或者踢足球。管理所有自己的排球、篮球和足球场地。另外，管理所每年还要组织我们开运动会。

这些活动，对于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我在抗战的时候就得了气管炎，还挺厉害，咳嗽起来就不停。在战犯管理所有一个战犯是广西人，叫梁金，每天早上练太极剑，我就跟他练太极剑，每天都坚持。过了三年，折磨我多年的气管炎好了，我不咳嗽了。

我在战犯管理所还协助管教干部管理过战犯的生活。有一次发牙刷，我把四川战犯唐明权的扣了下来。他自然不满意，跑到我而前说？你是什么东西？我领战犯管理所的东西。你怎么给扣下了？”我说？牙刷是三个月发一支。你不到三个月就不能领，这是人民的血汗。”他说：“你管不了。”我说：“你要打仗吗？”这时候，大家都来劝我们，就算了。以后发东西时，我该不发他的还是不发，因为我觉得要对管理所负责。有一次发放褥单，我没有发给他。他跑来找我算账。一拉我的褥子，发现我的褥子只有褥单，没有褥套，褥单下而就是棉絮，他没有话说了。当时战犯管理所里的战犯都是国民党的高官，要想节省一点儿是相当不容易的。

大家商量要让溥仪也上台演个角色

我们刚到战犯管理所不久，埃及爆发了“苏伊士运河风波”。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而英法不肯放弃，并联合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根据这件事情，我们编了一出多幕剧《苏伊士运河风暴》——是从英国议会讨论英国是否要出兵埃及这一角度写的。演出的时候，大幕一拉开，人们看到的就是英国议会正在开会的情景。议长坐在主席台后面，下而就是议会的议员。议长主张支持英国出兵埃及，抢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却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

当时好多战犯都被安排了各种角色。大家商量要让溥仪也上台演个角色。可是溥仪不愿意演，结果就给他安排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议员的角色。

溥仪的台词很简单，也并不多。但是，那时候的溥仪很自卑。比如谁要是迎着他走来，哪怕只有一个人，溥仪也要规规矩矩地让路给对方。我们大家都知道溥仪是末代皇帝呀，大家就跟他说，叫他不要这样，但是，溥仪还是那样不变。其实，在当时的战犯管理所，如果战犯遇到管教，也不一定要讓路。当时管理所没有我们必须给管教干部让路的规定。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大家在排演这出戏的时候，就希望能让溥仪也表现一下。所以在演到议会讨论是否同意英国出兵埃及的时候，演议长的演员在要求议员发言的时候.就点到溥仪，指着淳仪说：“请这位议员发言。”

可是溥仪半天也没发言，因为他把台词忘了。他憋得没办法，最后干脆说：“我不干了，我走了！”说着就真的离场而去。

虽然这是溥仪忘了词被逼无奈的所为，可是演议长的演员却很机灵，把淳仪这句话当成一次绝佳的表演，紧接着淳仪的话说：“既然议员都不干了，我们就休会！”结果这次演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原来剧本编得还好。

演出结束后，大家都说溥仪具有表演天赋，演得真好。可是溥仪说：“不是我演的好，是我忘记台词啦！”

后来有一次我到北京参观，又见到了溥仪。当时溥仪已经重获自由，他态度很诚恳地对我说：“我现在是真诚地拥护人民民主制度，它给我带来了幸福的前途。”

我在管理所待了近20年，时间很长。有人会抱怨，而我在这儿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我是真正愉快了。我们全部被特赦后，除了段克文一人对改造生活不满外，其他所有战犯都发自内心地说好，说感激。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最后的国民党特赦战犯蔡省三自述：“我的改造岁月”》，蔡省三口述，闫振民、李秉刚整理，《环球人物》2015年第25期;《最后的战犯》，无名氏/文，《文摘周刊》2009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