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对话本质凸显人际功能

王坚

道术并用，引领阅读

首先给予孩子一个坚实的阅读时空。李希贵担任山东高密一中校长时推行了一项语文教育改革，名曰“语文实验室计划”，运用课程化的方式强化名著阅读和针对性写作训练。读写空间叫“语文实验室”，类似今天的专业学科教室，配备经典名著、精选报刊和相应工具书。语文课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课时来“语文实验室”完成。阅读的经典分为核心、紧密、松散三个层级，写作分为规定性写作和个性写作。表面看并没有琳琅满目的技术元素支撑，但是元气淋漓触摸到了母语教育的核心，而且不仅提升了语文素养，还提升了学生的精神品质。其实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推行，虽然时空定位不一样，然而读书只有好坏之别，并无新旧之分，过去匮乏图书，今天匮乏读书。

——《中国教育报》2022年3月16日

摘要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对高中语文文本解读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高中语文文本解读却依旧停留在传统的语义和语形层面，忽略了作者到底为何要写，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等诸多涉及交际层面的问题。本文将结合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部分语篇，尝试就交际意图、交际称谓、交际效果这三个维度，以一种全新视角予以观测。

关键词语篇交际对话策略

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继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又引发了一次语言学革命。该理论认为，语篇是由句子或话段构成的相对独立的，且形式衔接、语意连贯又合乎语境的语言单位，而构成语篇的语言主要存在三种表达意义：概念意义（作者的观点与态度）、交际意义（如何运用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来影响他人以实现交际目的）以及语篇意义（通过语言组织实现语篇连贯、完整与一致），相对应的，语篇也具备了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以及成篇功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视角更多专注于语义、语形层面，基本对应了韩礼德所言的概念功能与成篇功能，而人际功能的研究则成为了韩礼德之于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创新与突破，这也向以语言学习为主的基础学科的研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稍显遗憾的是，较之于英语学科，语文学科的理论吸纳较为保守与迟缓。在文本解读领域，大家还是习惯于从传统的语义（内容）层面与语形（形式）层面进行分析，重点挖掘作者到底写了什么，又是如何写的等问题，却忽略了作者到底为何要写、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等诸多涉及交际层面的问题，善于静态分析，而非动态观察，忽略了语篇的對话属性。当然，传统的语义分析与语形分析之于文本解读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这里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去观测语言世界，从文本走向语篇，从语义学、语形学走向语篇学。

语篇的内涵和外延归根到底由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交际性表现为语篇有主题，表现为语篇为达到目的会进行结构的调整，形成不同的文体结构。交际性是汉语语篇最根本的特征。相较于传统的文本解读，交际功能分析主张将语篇还原为一场作者与读者之间基于文字形式的对话，主要回答的是“语篇为何这样说”以及“说后的效果怎样”，具体涉及主题、意图、称谓、效果、变化等诸多要素。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将结合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部分语篇，就意图、称谓、效果这三个角度展开说明与分析。

一、交际意图：语篇分析的现实指向

进入语篇世界，畅游语言文字中，或被华美辞章吸引，或折服于高深见解，或深陷于高超技法难以自拔，产生心灵互动，乃至精神碰撞，是不是意味着语篇解读便结束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仅仅是基于读者的主观感受。我们还要进一步思索的是，你所看到的是不是作者想要传达的，你所理解的是不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虽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是莎士比亚心中的哈姆莱特毕竟只有一个，了解作者的交际意图，明确语篇的现实指向性，更有利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深层次对话，从而使得语篇理解走向深处。

苏询《六国论》这一经典语篇，多次入选教材，不少学者对这一语篇的经典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在逻辑层面，存在诸多漏洞，算不上一篇论证严密的政论文。通过还原语篇的推理过程，不难发现，苏洵确实在论证失当、论据失真等情况，如“弊在赂秦”只是外因，而非内因;对待土地态度的对比并不能作为“赂秦而力亏”的有效证据;“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等。然而，如果据此而判定苏洵文章的失准，怀疑其经典性，那就失之草率了。正如吴格明教授所言，“《六国论》作为议论文，当我们进行批判性思维讨论、研讨、理解的时候，是在语义层面上进行的;当我们说这个文本主要价值的时候，是在语用层面上说的。它们互不影响”，如果跳出语义层面，从语用层面去研究作者的交际意图，不难发现，此时的北宋正在“陪邻”：向契丹纳银20万两，绢30万匹;向西夏纳银10万两，绢10万匹，茶3万斤，如此一来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苏洵的论证确实存在失洽之处，所用史实亦不乏失真之时，以赂秦为六国破灭之道确有“缥缈”之感;然而苏询却仍要牢牢将原因定位于此，何故？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胸怀天下，深忧国事的不死老泉之心：不能观点鲜明地批评执政者的懦弱政策，便只能采取迂回策略，从历史中去挖掘素材，借古讽今、警今，对六国灭亡的原因做了艺术上的处理，屏蔽了主要原因，放大、强化了六国中部分诸侯国“赂秦”的部分，特意以偏概全，将“赂秦”上升为亡国的主因、内因，从而影射当朝执政者：输币纳贡割地求和并非上策，长此以往，终将步六国之后尘！而明代何景明对此也早有论断，“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二、交际称谓：语篇分析的情感指向

情感是语言的外衣，世界上不存在绝缘化的语言，特别是在注重人际功能的语篇当中，语言的情感性被进一步放大，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的选择与定位显得尤为必要，尤其在特定人物称谓上，不同的称谓方式往往寄予这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借此为突破口，便可管中窥豹，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体会其更加细腻且私密化的情感表达。

人物称谓有静态与动态之分。静态的人物称谓，其称谓是固定的，带着某种特定的身份标识，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一称谓是鲁镇人民对她的共性称呼，颇值得玩味。我们不禁会想：祥林嫂的本名是什么？如果是从夫起名的话，为何嫁人贺家后，大家依旧叫她祥林嫂，而非贺家嫂嫂？经过分析，不难发现“祥林嫂”压根没有自己的名字，嫁人贺家后，因其改嫁行为，大家都看不起她，觉得她有晦气，从而得出在以鲁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里，底层劳动妇女的地位是极低的，夫为妻纲，且要从一而终，为夫守节。再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在称呼众多弟子时，都是直呼其名一“赤”“求”“点”，而并非出于礼貌性的称他们的字，这是为何呢？结合语境不难发现，孔子刚刚才批评轻率冒进的子路，问答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通过直唤其名的方式，以示亲昵，缓解尴尬气氛，鼓励弟子们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一小小称谓便可看出孔子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师者形象。

动态的人物称谓，其称谓富于动态性，随着语篇的不断丰富，称谓会呈现出不同变化，而称谓变化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作者内心情感的细微变化，对于把握语篇的意脉和情脉起着关键作用。如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对司马光的称谓就经历了“君实”“儒者”一“士大夫”的变化，而称谓变化的背后也寄予了王安石情感态度的变化。“君实”为司马光的字，称其字以示尊敬，不难发现语篇首段，王安石还是很怀念与其相处的昔日时光的，只是政见不同，不过也是坦坦荡荡;“儒者”为司马光的身份特征，在朝为官，此时的他便不再是王安石的朋友，而是同事关系，要抛却情感因素，因此王安石就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及怨非之多五个方面，义正言辞地予以驳斥，语带机锋，犀利异常;“士大夫”为司马光的政治群体，此时的他与王安石也不再是同事关系，而为政敌关系，因此在这个部分，王安石不留情面地对其抨击，认为其党群“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通过三个不同称谓，可分明见证王安石内心的情绪变化。相同的用法在诗经《卫风·氓》中也有体现，卫女对“氓”的称谓也经历了“氓”一“子”一“尔”一“士”的变化，其背后也隐含着卫女心理的变化以及对待爱情态度的变化，囿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做细致分析。

三、交际效果：语篇分析的策略指向

语篇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一场基于文字的对话，如何通过对话让读者了解并认可作者的交际意图，以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是语篇分析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此时需要交际策略的介入，毕竟对话也需要掌握技巧。在语篇分析过程中，可尝试探寻和挖掘作者言语之外的交际策略，思考对话何以形成，又何以有效。

《燭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说服秦伯的部分历来为人所称道，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烛之武的论辩艺术，在这一场与秦伯的对话中，烛之武将交际策略使用到了极致，最终也达到了预期交际效果秦伯退军，危局化解。那么烛之武是如何达到交际效果的？换言之，其交际策略究竟是什么？首先，“秦晋围郑，郑既知之矣”避其锋芒，坦言知亡，博取对方好感;接着，“若亡郑而有益于君”至“君之薄也”，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进行利弊分析，对于自己利益则闭口不谈;再者，“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至“君亦无所害”，开出优厚条件，抓住对象心中所想，给秦国提供东进的通道，开始利诱;最后，“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至“唯君图之”，结合历史现实，巧妙离间。整个过程可谓步步为营，逐渐敲开秦伯内心，最后达到最终的交际效果。

与之不同的是，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时，则使用了不同的交际策略。蔡元培上任校长之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在思想领域，人们失去了旧有的道德规范，北京腐败成风。此时的北大也是乌烟瘴气，学生都为升官发财而来，并非求学。那么，蔡元培想通过这场演说，达到何种交际效果？便是希望唤起现场学生的共鸣，抛却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拥护自己即将开展的校务改革。为了达到交际效果，蔡元培的交际策略主要沿着两个方面而展开：一方面着重树立自己的权威;如“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等语言的使用，将自己打造成一位权威、客观、谦和、魄力的校长形象。另一方面巧妙拉近与学生的距离。首先寻找共情点，如开场白的一番寒暄，强调自己与北大的渊源;然后善于从学生角度出发，承认学生的地位，如“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还善于自我暴露，拉近双方距离，从而引起共鸣，如“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

[作者联通：福建厦门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