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

刘志辉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并于1943年1月7日至9日连续向大会作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报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党的历史教训与党性等问题。这篇报告的一部分，以《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为题，收入《任弼时选集》。主要包括4个问题：抓紧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转变工作方法；发扬民主以反对官僚主义；建立正确的领导方法；使组织工作适合于发展生产的任务。任弼时的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陕甘宁边区情况讲的，但也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敌后根据地。如今重温起来，仍然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富于创造能力是改善领导方法和作风的重要前提

在报告中，任弼时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环境的特点。一方面，全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敌人与边区隔河相望，边区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以求保卫边区的人民和边区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边区又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属于前线的后方，敌人还没有踏进边区里来，国共之间虽有武装磨擦，但两党的抗日合作并未破裂。他指出，“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

怎样建设？建设些什么呢？他指出，应当从可能和需要出发，根据边区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必要的建设。最可能与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140万边区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只有抓紧这个中心环节，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以物质保障来完成教育与培养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务，以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

环境和任务改变后，工作方法就要随之改变。他清醒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①然而，边区的许多干部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没有抓紧中心工作，转变领导作风，仍采用老一套的办法。不管什么性质的工作，缴公粮、运盐、组织冬学、办合作社等，一律当成动员工作来看待，一律采取动员工作的方式去处理。他认为，“这种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不但办理不好许多细腻的、经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觉到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都只是动员，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如此一来，“老百姓对于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关系，自然没有从前那样亲密”。他尖锐地指出，如果长此以往，就会脱离群眾，必须“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②。

任弼时鼓励干部、党员通过大胆创新来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他指出：“必需（须）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③。经济建设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上级的指示，不可能包容所有的实际情况。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只有这样才可能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他主张，这样独立解决问题，不同于闹独立性，其区别就在于，一是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二是群众需要且适合边区建设利益。

如何发扬这种独立工作的能力？他提出两点要求。其一，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尽量运用群众日常惯用的一些方式。比如，不用劳动互助社的新名词，免得老百姓听不懂、害怕，以为又是向他们要东西的新花样，而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变工队、扎工队一类的形式而加以改进，使它们实际上成为劳动互助社的性质。其二，善于组织人民的力量。改造那些群众不喜欢的东西，定出适合群众口味的办法，使群众感到所开展的事业对他们是有利的、方便的。他以象南区合作社代缴公粮的做法为例，认为推行这种做法，老百姓既可免去麻烦，又可作为股金，自然是非常满意。他坚信，“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④。

同时，他又指出，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所谓领导是艺术，就是指的这个道理”。经济建设是一项很繁杂的艰苦工作，这“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⑤。

反对官僚主义倾向是改善领导方法和作风的重中之重

任弼时指出，当时，党政军民组织中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在有些地方贯彻不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他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限制了对问题的理解等。但必须指出的是，官僚主义倾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报告中，他列举了官僚主义倾向的4种表现。一是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仅凭脑子里的想当然和大概估计而制定计划。二是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关在箱子里，束之高阁，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不制定具体执行的办法。三是在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没有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向群众解释，而是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的办法，本来是对群众有利的，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四是有计划不执行，更不按期检查执行的程度，醉心于“不执行的计划”，形成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对这种文牍主义，他引用固临县委组织部部长所讲的“在桌子上跳舞”来进行比喻，只是在办公桌上写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计划可行与否以及如何才能行得通。

在他看来，这些官僚主义倾向都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⑥。

对于官僚主义倾向，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进行斗争呢？他认为，“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斗争去克服它”⑦“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⑧。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倾向的斗争。对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者之间的关系，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一方面，对边区的党来说，边区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有可能和必要将民主的范围扩大一些，发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对党政军民的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他认为，“不如此，坏的东西就无法肃清，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彻底转变也会受到阻碍，即使这次高干会所通过的很好的计划， 哪怕是毛主席亲手写成的，也会落空，也会无法贯彻”。另一方面，对边区的留守部队来说，也是处在和平驻军的环境中，部队中的党内民主可以有意识地扩大一些，发扬部队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与批判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

任弼时认为，这次高干会就是正确运用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所以才开得好，才能改进今后的工作。他要求与会同志把这种精神带回去，发扬起来，在召集各地党的会议时，也要采取高干会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民主讨论的办法，丝毫不隐瞒地揭发工作中的某些弱点或某些倾向，以治病救人的办法，使大家认识那些错误，纠正那些错误，改正自己的作风。在他看来，这是转变整个边区工作作风的一个关键。

一些同志害怕别人批评他的缺点，喜欢把缺点和错误包藏起来。任弼时以“一个人生了疮毒”为例，认为这是讳疾忌医，既找不到改正错误的办法，也找不到改进工作的办法。还有的同志说：“发动下面的群众来检查领导机关工作和进行批评，那岂不是要丧失领导人的或者是领导机关的威信吗？”任弼时却认为，正确地扩大民主，发展群众的批评监督，不仅不会损害领导人的威信，反而会因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接受群众批评，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把工作做得更好，从而获得群众的真心拥护，进一步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建立正确的领导是改善领导方法和作风的根本保障

正确的领导，首先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即在订计划、写决议时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政策和办法。任弼时以毛泽东起草经济建设计划为例，号召广大干部学习毛泽东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起草经济建设计划，毛泽东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根据边区有多少荒地、多少劳动力、多少半劳动力、能够移民多少，决定究竟可以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而不是笼统地提出开荒和增产要求。任弼时还举实例指出，延安、靖边、清涧的一些同志在组织春耕、开荒、移民、合作社以及植棉、水利、防治等工作时，都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其次，解决问题的决定确立后，就要组织这些决定的执行。他认为，执行决定有3个重要环节。一是各级党组织要仔细地研究與讨论这个决定。按照各县各区各乡不同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执行决定的具体办法，并坚持执行下去，克服一切中途的困难。二是要对群众进行很好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所作决定对他们是有益的，使他们拥护并自愿为这个决定的实现而行动起来，把领导机关的决定变为群众的决定。三是挑选和配备适当的称职的干部。在报告中，任弼时以集体生产性质的变工队队长为例，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干部的重要性。如果任用一个劳动能力和劳动经验都不够强的，甚至是吊儿郎当好吃懒做的人去当变工队队长，那么其他队员就会不高兴、不满意，变工队的工作就无法做好。相反，如果挑选被大家所佩服的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像吴满有那样的劳动英雄来领导变工队，那么在春耕、夏耘、秋收时他指挥别人从事劳作很得法，参加变工队的农民自然就会很高兴，就会拥护变工队。为此，任弼时强调：“每个正确决定通过之后，事情还不算完结，而必须进行很精细的耐烦的组织工作，特别是慎重地挑选和配备干部，因为干部的才力和品质对于一种事业的成败，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⑨

最后，决定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经常的审查和督促。他认为，通过审查，可以了解干部的品质，了解他的德和才是否适合于所担负的工作，及时调换不恰当的干部，用称职的恰当的干部代替他们；可以了解执行机关是否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及时改造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执行机关，或者设法纠正执行机关的这种错误态度；可以发现决定是否带有主观主义的成分，是否真正从实际情形出发，及时修改或补充有缺点、不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计划，使其成为真正能够行得通的可以实现的计划和指示。

如何进行审查呢？他强调，要注意方式和方法，避免两个错误倾向：一是不能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具体结果；二是不应当仅仅从上而下，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审查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审查。在他看来，“只有采取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配合的审查方法，才能使我们对于工作执行的实际情况了解无遗，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⑩。

审查的目的，在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工作。他强调，必须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教育工作，因为它是最好的最生动的最具体的教育材料，并且要把这些经验教训在各地运用起来，使它更加丰富。

使组织工作适合于发展生产是改善领导方法和作风的重要目的

鉴于陕甘宁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任弼时认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其机构、人员、业务，能够适合于发展生产的新任务。

对农村支部与乡政府来说，要把如何领导农村生产事业作为中心工作，改变过去那种多开不必要的会、多花费有用时间的老作风。在报告中，他提到一个统计数据，边区30万的全劳动力花费在开会和其他勤务工作上的时间，每年约为20万人的一个月时间，用它可以再生产出10万到12万担的粮食。他强调，这方面的浪费应该减少。

对群众团体来说，要用变工队、运输合作社、纺织小组等群众所接受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去进行工作，不能再采用打土豪、分田地时那样大刀阔斧的做法。他认为，只有这样，群众团体才不会脱离群众。

在这里，任弼时再次强调干部工作，认为“干部决定一切”，。

一是要做好干部的审查工作。重新审查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工作中的干部是否称职，是否适合领导这些工作，不称职的或不适当的，必须加以调动，另选派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给以训练，培养与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

二是要做好干部的配备工作。鉴于生产建设是繁重的工作，同时又是最实际的工作，不但要用脑子去考虑问题，而且要用手用脚去改变事物，在一些重要的领导和执行机关中，一定要配备有工作能力和党性坚强的干部。他提出，为着加强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甚至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比较次要的部门抽调到下级的主要部门中去，从上级不直接组织生产的岗位抽调到下面直接组织生产事业的机关里去工作，也是应当的、必要的。

三是要做好干部的奖惩工作。他认为，只有各级党委都能抓紧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党上下都能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才能保证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因而，他把干部奖惩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加以奖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加以处罚。他还注重在生产建设中发展新党员。要求把群众中努力生产和富有创造性的模范者吸收到党内来，使党增添新的血液，增添许多对生产事业抱有极大热诚和进取心的新的成分。

四是要坚决克服贪污腐化现象。他特别强调，在统一战线的和平环境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下，产生了贪污、腐化和堕落的恶劣倾向，是值得警惕的。如果不加注意，不努力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干部与党员就会起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逐渐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还结合锄奸工作提出，汉奸和特务分子正是要寻找贪污腐化分子，抓住这些人的弱点，利用他们去进行破坏工作。因此认为，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把那些思想上已经蜕化成为异己的分子，坚决地清洗出去，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结语

陕甘宁边区在一切根据地，乃至全国中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因而责任也就特别重大。任弼时强调：“我们要在这个地区里坚持贯彻各种进步的政策，才能进一步地巩固自己，提高自己，并且推动全国的团结和进步。”-中心任务改变之后，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是“贯彻各种进步的政策”的一种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其中，也包括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比如，不断提高“政治三力”。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必须对党中央精神进行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又如，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领导14亿多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这些本领包括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等。再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不仅要从思想上作风上坚决反对，而且要从制度上坚决反对，扫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的领导方法和作风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有领导方法对头，领导作风过硬，才能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義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注释：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

②③④⑤⑥⑧ ⑨⑩，《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278、284、285、294、287、294、290、292、298页。

⑦《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1月7日至9日。转引自《任弼时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2页。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