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生活桥梁的修辞行为

何永生

文题中的所谓“修辞行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话语行为，而是指为了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实际效果，为了更好地实现话语活动政治目的的言语活动。研究这样一类言语活动的学科在西方称作“修辞学”。在中国古代没有一部类似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专门著作，然而类似《修辞学》中谈到的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却是一点不比西方古代社会少。

汉代的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谈到修辞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家个人命运中的重要作用时，就曾说过：“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这里把修辞上升到“尊君重身，安国全性”的无上高度，足见人们对修辞功能的认识之高，关于修辞实践的实例也不少，我们学习过的《烛之武退秦师》、《触龙说赵太后》、《勾践灭吴》都是十分典型的政治美学实例，本文探讨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例证之一。

诚然，在社会政治与修辞行为方面，东西方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就政治活动中的修辞行为而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强调的是辩论的技巧，而在中国古代强调的更多的是说服的艺术。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我想主要可能还是与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生存环境过于严酷有关。

政治家的修辞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社会政治的PH纸。对于这样一个说法，凡是读过韩非子《说难》的人可能都不会认为这是妄论。《韩非子》涉及人臣与君王相处言说之难者，有《难言第三》和《说难第十二》两篇，前者是对人主讲人臣，特别是忠直至贤之言臣的难言之隐；后者是告诫言臣，作为人臣言事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而逆则足以制祸，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不可不慎之又慎。

比韩非子说得更透彻的还属刘向，他在评论《战国策》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观。”①

政治家们言语活动的开放程度，没有制度的保障，完全依凭君主的道德修养和个人胸襟。在战国时代，因为列国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日益见重，无论“士”还是“仕”对某一国君的依附关系还是相对松弛的，其言论活动也相对开放，即使这样，在总体上仍然无法改变“士”和“仕”同君王之间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所以，刘向分析说因为“君德浅薄”，所以，为君王谋者，即使是“高才秀士”，能够“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也“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瞅准情势，掌握时机。政治家们的修辞行为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

也许正是因为君臣关系紧张，从而导致了君臣之间互动的犯难，而忠诚至贤之臣或出于忠君，或出于护民，或出于爱邦国，或出于逞能行志，或出于生计，有的是出于职责，像本文中的邹忌，自齐威王二十一年（前358年）自鼓琴游说齐威王成功之后，就被任命为相国，责任所系，装不得糊涂，还有的甚或出于性格，看得破，忍不过，不得不言，不能不说，这就使得“怎么说”的问题常常远远超过了“说什么”的问题，“怎么说”有时候甚至决定了“说得怎么样”——决定了预设最终是否如愿生成。

“邹忌讽齐王纳谏”之所以在历史时空的长轴上延传久远，在很大程度也并非邹忌“说的什么”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人们，虽然这一思想，在我们今天同样弥足珍贵，建立制度性的言论通道，保障人民的话语权力，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但是，《邹忌讽齐王纳谏》垂之万世，惠施无穷的，恰恰是因为其“怎么说”的言技让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在这一点上，我们又玩了一次买椟还珠的游戏。

“讽齐王纳谏”这个题是刘向安上去的，刘向的括题艺术也有一提的必要。“讽”与“谏”，在我们今天常常合成为“讽谏”，解作讽刺批评。在这里，却是手段与目的昭然若揭的关系。讽，《广雅·释诂四》：“讽，谏也。”《玉篇·言部》：“讽，譬喻也。”讽，就是谏，但不是一般的谏，而是以“譬喻”的方式来谏，即用暗示、比喻之类的方法委婉地规劝或指责，是一种柔性的批评，所以《后汉书·李云传论》：“礼有五谏，讽为上。”在这里，讽被活用作状语，用柔性的批评方式，用隐晦的批评方式，用设喻的批评方式。谏，是批评；纳谏，就是接受批评。

邹忌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使齐王纳谏的呢？在对其修辞策略的分析上，历来有两种争执不下的观点。一种说是比喻的论证方式，一种说是类比的说理方式。仔细辨别，可以说都没有错，因为文章中既用了比喻的方式，也用了类比的方式；也可以说都没说对，因为无论是笼而统之地说文章运用了比喻方式，还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全都以类比来作分析，都是不准确的。严格地讲，邹忌借用自身的容貌是设喻，他从“妻之私我”、“妾之畏我”、“客之有求于我”体察出直言之不易，在话语秩序中权力主导者容易受蒙蔽是设喻；而类比手法的运用表现在“王之蔽甚矣”这一点上的，他把生活中的小事同国家大事之间相类似之处进行比较，达到了“讽”得理趣盎然而又犀利有力的效果。

此外，文本在构成上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重复手法的运用，基本上呈现出四组三个排比的形式。前面铺陈邹忌在家里受到的三重蒙蔽：“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有求于臣”，后面相对应地重复齐王在国中受到的三重蒙蔽：“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再加上齐王开悟之后采取的“三赏求刺”的措施：“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于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以及三个阶段收效：“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这样一种重复手法的运用，不能简单看成是一种行文构段上的技巧，这种形式上的重复，在本质上加强了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在前面是强调臣受蔽与王受蔽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同质性；在后面是突出措施与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整篇文章涉事由小而大，由家事而国事，由闺闱夫妻私话到王国公共话语空间；文字的风格也由谐而正，由谑而雅却浑然一体，不正是得益于这种看似重复少变化，实则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形成吗？简单的行文有不简单的道理：它使复杂的事理逻辑简单化了，简单的逻辑带来的是强有力的说服力。

我认为，像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只要用心去体会都是不难发现的，尽管目前还没有人做这样的思考。在文章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明确的问题是：作为相国的邹忌主张广开言路的政治倡议为什么不能向齐威王开宗明义地提出来，而非要通过使用设喻、类比等委婉动听、形象生动的修辞方式才能为齐王接受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或者说特定语境下的产物。在这样的条件或语境下，作为修辞行为主体的邹忌不可能游离于语境之外，他在话语组建行为过程中，话语信息的预设、话语方式的选择，都必须符合在社会政治权力干预下所建立的言语行为秩序，否则其言语行为及其效果就会受到干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文题表达的立论：邹忌的修辞行为是其政治生活的桥梁。

注释：

①《刘向叙录》，《战国策》。

［作者通联：湖北武汉水果湖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