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铸魂党史

时间：2024-04-24

杜桂平

1982年初回到雁北后，因是历史专业毕业，我被安排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其间，广泛接触了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干部们，有几位还深度接触过。本文重点向大家介绍我跟随刘苏将军访问老干部、征集党史资料的一段经历。

薛书记请回了刘司令

其时，雁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还没有一个正式单位作依托，为方便对外往来，就临时组织起“中共雁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领导组办公室”，由地委书记薛凤霄任组长，副书记郑浩任副组长，地委各机关负责同志为委员。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刚刚组建，极度缺人。我到岗后，见到只有薛书记从江苏请来的一位老战友、离休干部康世安在维持局面。那时，薛书记即将离休，雁北地委的主要工作担子已由第一副书记白兴华承担。这样，薛书记就有时间和精力，着手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薛书记把工作重点放在老干部身上。当时，正值大批老干部离退休，他便发动曾在雁北工作过的离休干部参与征集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史资料，因他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便由他出面写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组织动员老干部开座谈会、写回忆录、接受采访等，这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如此一来就可以随时随地、很直接地联系到或见到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

刘苏将军是开创和坚持雁北抗战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成为薛书记重点联络的老领导。薛书记了解到刘将军从国防科工委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岗位上退下来后，便亲自登门拜访并邀请他参加雁北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刘将军爽快地答应并很快进入角色，在出人、出力的同时，还把国防科工委干休所分给他的住房——一栋三层小楼，当作雁北党史工作人员往来北京的住地，为我们长期驻扎北京提供了极大便利，节省了大量经费。

由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雁北党史资料大多寄存于北京。其中，档案文献资料大多集中于北京各大文化和军事机构，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等单位的资料室；“活资料”则储存于战争年代曾在雁北工作过的老干部的记忆中，他们大多居住在北京。薛书记正是看准这一点，便与刘将军约定由雁北派人常驻北京，协助他尽早、尽快、尽量多地把这两类资料收集回来。派谁去呢？当时，康老手下只有我一个机动人员。于是，我有幸进入刘将军带领的党史资料征集团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在与刘将军朝夕相处、频繁接触中，深切感受到他厚重的家国情怀、豪迈的大将风度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按照薛书记指示，我第一次去北京见刘将军，地委特别委派一名副秘书长、一位报社记者与我同去。我们三人一夜火车，早晨抵京。其时，刘将军提前离休，刚刚从工作驻地绵阳回到北京，干休所还没来得及给他安排住处。刘将军的老伴曹文范在北京大学当校医，他们夫妇便暂住在北大校园内的佟府丙8号院。我們三人在北大南门附近的海淀服务大楼住下后，大约上午9时在燕园见到了刘将军，他操一口应县方言，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起初，我住在招待所。等到国防科工委干休所分给刘将军一栋小楼后，老人坚持要我也搬过去。我如果搬过去，势必会打扰刘将军家人的生活。再说，为公家出差怎么能长住私宅？我坚持不搬。谁曾想，刘将军竟派干休所的汽车来接我。只好恭敬从命。每到吃饭时，他从不去高干食堂，有时和我排队挤战士食堂，也有时在家自己做着吃。

与刘将军朝夕相处，起初我有些拘束，随着时间一长，他性情开朗宽容，从不端架子，相处得特别融洽。我至今记得他边听京剧边搓莜面的情景。老人搓莜面时搓得又粗又壮，我是吃莜面长大的，不禁笑话他，每当这时他就回应：“这样好，吃得劲道！”得空时，他还会做些雁北风味饭菜，招待老战友们来吃。

抢救“活资料”和档案文献

随着亲历者年岁增长，这种“活资料”如不及时抢救，越来越容易流逝。据此情况，刘将军列出一份急需采访的在雁北工作过的在京老干部名单，并采取3种办法征集、抢救“活资料”。

一是登门采访。对级别高的老干部，访问前先联系他们的秘书或办公室，安排好时间、地点，再由刘将军亲率我们登门造访。访问内容主要是他们在雁北战斗和工作时经历的人和事，我们录音整理后再返送他们，经本人审阅同意后定稿存档。其间，我们先后访问了王震、陈士榘两位上将，中将有罗元发、王紫峰、陈正湘、韩伟，还有工程兵副司令徐国贤、北京军区副司令宋玉林、二炮政治部顾问张柱国；地方领导有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曾任雁北地委书记），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北京体院领导王任山、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郭玉莲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单独采访过一次陈士榘将军。一见面，陈将军询问我的姓名、籍贯、岁数和参军时间等，我一一作答并解释自己不是军人。访问很顺利。他谈到自己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抓获日军俘虏的人，讲得很详尽很有激情。回来整理好，先后报送刘将军、陈将军审核无异议。1983年，经雁北党史办推荐，我整理的文稿《活捉侵华日军第一个俘虏》被1985年《党史文汇》创刊号采用，后被《人民政协报》转载。后来，陈将军去世后，其悼词中记载了他活捉第一个日军俘虏的历史性功绩。北京的采访告一段落后，刘将军还带我到石家庄、天津和太原等地访问了有关老干部。

二是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一般流程是：先由刘将军出面，安排好时间；在座谈会召开前几天，雁北地委的薛书记、高主任率工作人员来北京汇同刘将军安排筹备会议；再由刘将军、高主任与我们拟定话题、参会人员名单等。这样的座谈会效果非常好，由雁北地委组织牵头，将战争年代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集中起来见见面，忆旧、谈话之间，讨论澄清了一些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地点和时间等。对我们来说，收获很大！每次座谈，气氛热烈，老干部们争论辩驳，不亦乐乎。

三是请老干部回雁北参加座谈会。那时，他们少则三五人，多则八九人，相约故地重游，或座谈回忆过去的战斗工作岁月，或实地到曾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访问，走走看看，老人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之后逐渐形成惯例，每年到雁北地区夏季清凉的时候，以地委名义，邀请老干部们回到雁北，谈笑间收集党史资料，实际效果也非常好。

战争年代雁北地区的档案文献以北京军区档案馆最多，原晋察冀根据地的大、小战史资料都保存在这里。北京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和新华社资料室等地也有零散保存。

从1982年至1984年，在刘将军率领下，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对北京军区等单位的雁北档案资料进行了突击征集。关键时期，从雁北调来三四个人进行手工抄写，成果显著，大包大包的材料运回了雁北，直到把上述各大单位档案库里有关雁北的资料基本征完为止。

参加《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撰工作

我在北京征集雁北党史资料时，由聂荣臻元帅挂帅的《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撰工作也已启动。此事由原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负总责，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原晋察冀军区参谋、后转业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张侠担任。编委会是由河北、北京、山西等省市与北京军区分别出人、出资组成的工作机构，下设冀中、冀东、平西、冀晋、雁北等分会，刘将军任雁北分会主任。

因此，他在率领我征集雁北党史资料的同时，还兼顾《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雁北分会的工作。幸好，基本工作内容一致，但工作中我必须两头跑，同时接受编委会布置的任务。

经过两年紧张奔波，到1983年末，有关雁北的“活资料”已应访尽访，散布在北京各单位的雁北档案资料也已能征尽征，但还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对《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中涉及的雁北情况还无收获。一天，我去编委会取资料时，向张侠主任问询这一情况，他告诉我，那份《抗敌报》由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保存。于是，我拿着张主任写的介绍信，找到丁女士说明情况。她告诉我，这张报纸已捐给《人民日报》。当我表达想在报上查阅一下雁北的情况时，她很快给我写了介绍信，我顺利阅读到已拍摄成胶卷的这份报纸，抄写了三五条有关当时雁北的消息，报道中常把雁北支队赞誉为“战斗在晋察冀西北角的一支铁军”。查阅《抗敌报》后，雁北在北京的档案资料总算应征尽征。

刘將军的胸襟情怀

与刘将军相处两年多来，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时时处处表现出来的宽阔胸襟和深厚情怀。我真正理解了为何在战争年代他能凝聚率领上千人的队伍，克服缺吃少穿、人烟稀少、气候高寒等极端恶劣条件，钉在贫瘠的恒岳山区坚持游击战争，频繁活动于浑源、灵丘、广灵、应县、代县和繁峙之间，成为日占区及同蒲、平绥铁路运输线上敌人如鲠在喉的“心腹之患”。

刘将军一生不看重钱财。作为高级干部，他每月工资300多元，在当时条件下，他们家应该生活优越，但实际情况是他家开支仅由夫人曹文范独立支撑，而他工资的大部分都资助给了困难职工。因此，刘将军家常常捉襟见肘。然而，当雁北党史工作人员需长驻北京且缺乏经费支持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小楼提供给我们使用。他为雁北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竭尽所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将军离休后还义务为在校学生、青年职工讲授革命斗争史。因此，好多北大师生都认识他，有的甚至很熟悉，校园内常与他打招呼，驻足攀谈。此外，北京市各大企事业单位的党委、团委也常请他去为青年职工们讲课，我曾数次随他到北京汽车工业公司等单位作专题讲座。他身经百战，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素养，既懂战略又知战术，脑海里还装有很多丰富的战例故事，每次讲座都能激起听众的强烈反响，课后更是提问不断，久久才能散场。

刘将军对基层群众和普通职工的事也格外上心。1982年春夏，他离休后第一次回雁北，便直奔灵丘下关、上寨等地，因为那里有当年第三五九旅留下的几位伤病员和留守人员。当亲眼看到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们过得很拮据时，他连夜写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还是我去北京的头几天，住在北大附近的海淀服务大楼。晚上，与同住的国防科工委无锡某研究所3位科研人员闲聊，谈到他们在沈阳工作时的一位老所长，是位将军，山西人，就住在北大，想去看望。我便脱口问：“你们讲的是刘苏？”他们惊奇：“你怎么知道？”于是，他们一整晚都在对我讲述刘将军对科研人员是如何关心尊重、热忱支持、排忧解难的往事。这里摘录一段曹文范怀念老伴刘苏的文字：“你廉洁奉公，助人为乐，被群众敬仰。你所在过的单位，从你创立的察绥支队，到沈阳二所、绵阳基地，广大官兵和群众都忘不了你。尤其是第六十六军和第六十七军同生死的老同志们非常尊重你，热爱你。1984年，你探望两军的老同志，患难战友，久别重逢，情深似海，亲切得难以形容。”

随着雁北党史资料的应征尽征，在北京的征集工作大幅减少。1986年深秋，刘将军在岢岚观看发射卫星回到应县后，突发脑出血昏迷紧急送回北京治疗，之后他卧床不起，失去了语言能力。1990年，我携家人专程到北京三〇一医院看望他。见面后，我与他久久握手，默默无言两眼泪，心口涌出了无限酸楚！

1992年1月1日，刘将军走完他报国为民的一生。能与他相处两三年，是我此生的荣幸！吾笔秃，无以表达对他与日俱增的怀念，借用一位科研人员吕光明为他写的诗《赠刘苏同志》表达我对刘将军的崇敬之情：

尝以孤高比云月，曾疑老骥易主家。

坦荡赤怀铮铮骨，四海奉公玉无瑕。

身经百战闻鸡舞，历尽千劫终有涯。

亮节高风久仰慕，衷曲一支送豪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