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党是如何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

吴敏霞 王志平

依托或创办院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主要渠道。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主要依托中央党校， 1938年底至1941年9月主要依托陕北公学，1941年9月之后集中于新创设的延安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院从1943年5月之后，经历了延安大学时期、定边三边公学时期和内蒙古城川时期;1947年8月转移至山西兴县驻学，1948年4月返回陕甘宁边区后，与三边地方干部训练学校合并。从延安民族学院走出的1000名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为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解放后的各个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第七班

1937年，中央党校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编为第七班，学员主要是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藏、彝、苗等民族的青年，如藏族的桑吉悦希（天宝）、扎喜旺徐、孟特尔、罗德干等，彝族的王占青、王占有、潘占云、田雨清等，苗族的徐忠义等。

当时，学员中还有从绥远来的蒙古族青年，如德布森巴雅尔、孟克敖其尔（杨宝山）等。据孟克敖其尔回忆，由于受封建王爷的压迫，他于1937年初从家乡绥远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的召皇来到陕北定边，通过中共蒙古工委秘书长赵通儒，参加了宣传队，向来定边的蒙古族民众开展宣传工作。七七事变后不久，赵通儒通知孟克敖其尔等6位蒙古族宣传队队员赴延安观看军民的“八一”运动会，还叫他们移交了工作，到延安接受新的分配。中央组织部把他们安排进党校学习政治和文化。不少人因为不能上前方杀敌有些失望。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就耐心地启发他们，从时局的发展讲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从民族干部的缺乏讲到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直到大家思想开窍。随后，他们被编入中央党校第七班。第七班是全民族班，20多个学员中，有蒙族、藏族、回族，还有彝族。党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课程门类很多，学员学习很充实。孟克敖其尔回忆说：“我文化水平低，起初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当成人名或地名，闹了不少笑话……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学员，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大家互助互爱，克服了许多困难。班长天宝（藏族）和副班长德布森巴雅尔（蒙族），像兄长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在延河边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生活过得紧张而又愉快。”

从孟克敖其尔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能够组织动员陕甘宁边区周边的蒙古族、回族青年到延安进行有目的的培养。培训重点是提高少数民族学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执行能力。培训采取的是战时培养体制，以提高军事能力为重点，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与学习作风。

陕北公学五十五队及民族部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民族宗教纲领政策的创新调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显得更为迫切。据时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秘书长李维汉回忆：“党培养民族工作干部，主要是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也培养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这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西北工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主要依托陕北公学。

1937年8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成仿吾任校长。1938年7月，又在陕西旬邑县看花宫设立关中分校，由李维汉任分校校长。1939年1月，总校与分校合并，李维汉调回延安，成仿吾任校长。同年6月，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青年训练班四校合并，组建华北联合大学，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但是，大量青年包括少数民族青年不断地奔赴延安投身伟大的抗日斗争，需要有培训机构来培养他们。因此，11月间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复办陕北公学，并把少数民族干部培训作为其任务之一，任命李维汉为陕北公学校长、党组书记。

陕北公学准备复办时，中共中央和西北工委多次指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要求其从绥蒙地区动员蒙古族青年到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9月，第一批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冲破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来到延安。据当事人李文精回忆，这批蒙古族青年有奇峻山、李桂茂、布赫（云曙光）、云曙碧、云照光、云生格、云林、巴增秀、李永年、云成烈、云晨光、赵有蝉、朱玉珊、金玉、张玉庆、云林秀、云世增、云志忠、云世英、云治安等，成为复办的陕北公学的首批少数民族学员。至1941年初，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和伊盟工委①，先后选送9批蒙古族青年和部分汉族青年共100多人赴延安学习。

为集中培养成批到来的蒙古族青年，陕北公学在复办时将他们单独编为第五十五队，又称蒙古青年队，宋友田任队长，王铎任指导员。据学员云曙碧回忆，到陕北公学讲课的专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毛泽东还来校专门给他们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专职教员有李仰南、孔飞、克力更、张禄、包正言、乌兰、成也兢、周吉等。学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学员浩帆也回忆说：“在陕北公学学习时，没有什么教科书，也没课本子，只是听大报告，做报告的人都是有名望的党的各种专家和专搞理论的人，报告的内容有时事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

1940年8月，为培养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人才，陜北公学又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队，也称民族剧团，苏一平任队长，招收各民族学员30名。在课程中，政治理论课占40%，艺术课（各民族自己的艺术）占40%，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占20%。工作队的部分学员还组成蒙古文化考察团，在王铎等的带领下，赴伊克昭盟进行蒙古族文化考察，考察成果曾在延安蒙古文化陈列室公开展览。

1941年6月，陕北公学将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队合并，成立陕北公学民族部，贾拓夫担任主任，王铎任副主任，学员共180余人，杨静仁、王铎分别任回族班班主任和蒙古族班班主任。随着来延安的少数民族青年越来越多，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办学规模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要求。中共中央于同年秋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将中央党校回族班、原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以及抗大、女大、马列学院的少数民族学员和干部集中起来，创立延安民族学院。

延安民族学院

1941年9月18日，延安民族学院举行成立仪式及开学典礼。学院受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院长由西北局书记高岗兼任，高克林任副院长，主持工作。

学院内设教育处、民族问题研究部、干部处和总务处。教育处由乌兰夫任处长，王铎任副处长，下设教务室、注册室、图书馆、阅览室，工作人员有刘华、王云、徐泉、霍流、杨静仁、冯小明等。民族问题研究部是在原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设立的，刘春任主任，设蒙、回、藏3个民族研究室，重点是对3个民族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学校的教学以及党中央制定民族宗教政策提供依据。研究人员有孔飞、克力更、乌兰、马寅、马尔撒（牙含章）、高鲁峰（董英）、关起义（刘元复）、韩戈鲁、海明等。1942年，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后，研究部被缩编为研究室，隶属于教育处。干部处由刘志瑞任处长，朱侠夫（塞农）任副处长。总务处由宋友田任处长（继任的有张桂标、梁达钧、杨子华等）。

民族学院初创时，有学员200多人，其中蒙古族学员最多，约占学员总数的40%，回族占20%，藏族占4%，彝族占4%，苗族占l%。汉族学员也不少，占30%，这是学院为了培养从事少数民族工作而专门招收的汉族干部。学院按民族和文化程度编为6个班。到1942年夏，学员增至300多人，编为7个普通班。各班设1名班主任，负责教学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选举1名学员班长，负责日常学习、生活、生产劳动的管理。先后担任过班主任的有王志强、王云、王仲方、周吉、张杰、韩戈鲁、海明等。除民族问题研究部研究员担任教员外，专职教员有海涛、郑毅、苏冰、包正言、包彦、关起义（刘元复）等。学制为每期1至3年不等，因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和工作需要不固定。

延安民族学院创立后，创新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方式方法，7个班被分为3个层次，即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研究班大体上相当于大学本科。研究班和普通班的高年级学员主要学习的课程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问题、历史科学、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政策等，与各民族的实际生活、社会发展以及抗战实际紧密联系。对普通班低年级开设有政治课和文化课。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基础理论和时事政策等;文化课包括汉语、民族语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这两种班还不定期地请校外同志作专题报告。文化班中有的按民族分班，如回民骑兵团来的几十人由于文化水平大致相同就编成回民班，伊克昭盟来的蒙族学生因为不懂汉语就单独组成蒙族班。文化班除学习政治常识和读报外，着重学文化，课程主要有汉语、民族语和数学等。这种分层培养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1943年3月16日，为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集中领导，西北局决定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民族学院、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新组建的延安大学内设四院一部，即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民族学院和中学部。

其间，民族学院教学和行政管理仍由西北局统战部直接领导。这时，高级班学员已经相继调出分配工作，其他各班学员除文化课照常进行外，都转入整风学习。到1944年4月上旬，西北局决定：“原延大所属之民族学院，迁移三边由三边地委领导。”这一调整，主要是由于陕北三边更靠近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回民族地区，能够使教学更好地与实际相结合，也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有力地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三边地委将民族学院与三边师范合并，组建三边公学。

三边公学由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兼任校长，卢勤良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内设民族部（保留延安民族学院名称）、地方干部训练部和中学部，三边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春任教导主任兼民族部主任。

1945年春，西北局决定恢复伊盟工委，工委机关驻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城川，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城川办事处，负责领导伊克昭盟的工作，同时决定将学校由定边迁至城川，由伊盟工委领导。

民族学院迁到城川后，由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兼任院长，具体工作由王铎、宗群、刘景平和薛向晨等负责。伊盟工委广泛开展招生宣传，先后招收200多名学员，编为4个班：第一班是从定边来的已届毕业、即将分配工作的老学员，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云曙芬、云成烈、黄静波、李勇、赵戈锐等于1945年5月跟随王铎回延安后转赴各地工作，只有个别人留在民族学院工作;第二班为行政班，学员除延安民族学院老学员外，还有从延安中学、三边师范、米脂中学、绥德师范等学校转来的学生，这部分学员基本上处于半工半学状态，抗战胜利后，他们大都被分配到各地工作;第三班是从伊盟支队选调来的基层干部和战士，称军事班，人数不少，但流动性较大，不时有作战任务，他们除学习蒙、汉语言外，重点学习时事政策，这部分学员主要留在伊盟工作;第四班是新招收的年龄比较小的学员，被称为“娃娃班”，侧重学习提高蒙、汉语言基础，也学习时事政策，参加生产劳动。后来，还把1946年冬乌审旗奇玉山部排长宝音依布盖带领的起义人员编为第五班，进行集训。

民族学院在城川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一班学员几乎全部离院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其余班学员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于1946年参加保卫伊克昭盟西部根据地的战斗及战场救护，还组织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的战场外围警戒等。1946年10月乌拉尔林事件②发生后，伊盟工委经请示西北局同意，对民族学院学员作了如下安排：第二班大多分配到相关部队，一部分被派到内蒙古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第三班全部充实到伊盟支队;第四班年龄稍大的直接派到各部队，年龄小的被动员疏散回家，只留下少量教员和30余名学員随时准备撤离，由徐锡林负责。为保证师生安全，学校于10月下旬先行撤离城川，转移到靖边的羊羔山，于11月底又南迁到吴起县李雄塌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从南线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西线的马鸿逵部配合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定边、三段地等地，伊盟工委被迫从城川撤退到定边、靖边南山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学校也进入战时游击状态，在靖边和吴起交界处游击隐避，紧张地度过两个多月。1947年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后，学校转移到靖边的镇靖休整。为减轻陕北战场的压力，西北局命伊盟工委对学校师生进行再次疏散，要求剩余人员东渡黄河到山西兴县驻学。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不久，民族学院便从山西返回陕北。西北局决定不再保留民族学院原有建制，将其并入设在吴起县金树坪村的三边干部培训学校，编为该校的第三班（又称蒙古班），由赵诚、郭全德分任正、副班主任。学员主要是伊盟和邻近地区的基层干部，招生和分配均由伊盟工委负责。

延安时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特点

第一，坚持了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目标

进入延安后，中国共产党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认识充分，在党的重要会议、各种决议案、党内重要刊物以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对培养教育少数民族干部的意义、地位、作用都进行过详尽阐述，主要是为彻底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解放的目标，必须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必须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培养，使他们成为少数民族解放事业的中坚力量;通过创办学校实施正规培养，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渠道;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方面等。

依据上述理论认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根本目标，其核心是使少数民族干部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包括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及少数民族解放道路的认同，进而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实现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这一根本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干部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的塑造。蒙古族学员李丰回忆：“我在延安共学习、生活4个年头。通过4年的学习和锻炼，我认识到我们不仅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前途，人民才有希望。”蒙古族青年张玉庆也总结说：“我们懂得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少数民族走上解放的道路，才能过上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崭新的生活。”可见，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根本目标，就是使少数民族干部确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信仰。

第二，坚持了明确的培养方针，设计了完善的教学内容

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教育方针，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边区参议会的报告中有所涉及：“陕公曾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蒙古班后扩充为民族部，至今正式开办民族学院，该校以学做合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有其独特之风格。”这体现着“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和“提高理论水平与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并重”的培养方针。这一方针注重教学内容与实际问题研究相结合，还根据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的实际，规范了提高理论水平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有着极强的实践指导作用。

遵循上述培养教育方针，延安各类学校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逐渐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在教学方法上，根据学生的思想及文化水平而定，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适时将因人施教、启发和讨论、学与用一致等方法应用于教学环节中。课程内容紧紧和当时的抗战实际相联系，和各个民族历史及其实际生活相联系，和学员思想实际及文化知识的实际相联系。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启发性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少而精，循序渐进，多做个别的辅导帮助，对各民族学员都派专职教员进行具体辅导。通过学习和辅导，学员们基本达到两方面要求：一是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为政治学习和将来参加工作打好了文化基础：二是掌握革命理论基本知识，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阶级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规律。

第三，坚持了良好校风

在延安时期，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学校形成良好校风，特别是延安民族学院保持和继承陕北公学“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优良校风，并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平等民主、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新校风。

首先，坚持平等民主。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各民族学员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不允许有任何的民族歧视。从院长到教师、从干部到学员，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平等民主地讨论问题。其次，坚持团结友爱。当时，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的干部和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陕甘宁边区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的来自我国东北、西康、贵州等地，更有从朝鲜、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回国的华侨。他们都是为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走到了一起，抗日是他们团结友爱的政治基础。再次，坚持艰苦奋斗。陕北公学时期，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秋冬，民族学院承担了为延安大学冬季取暖烧木炭的任务。在王铎和宗群带领下，50多名学员去南泥湾的瓦房山去烧木炭，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共烧出木炭30多万斤，解决了延安大学全校的取暖问题，学员李永年、李文精、云治安、张培德（李景山）、云世英（刘金）、王占清、云生格等受到特别嘉奖。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扩大了培养规模，创新建立起系统的培养机制，实现了党的少數民族干部培养历史性的发展，展示了延安时期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规律性特点，这些都对新时代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有着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 伊盟工委，1938年底设立，由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赵通儒任书记，以八路军留守兵团驻伊盟参谋联络处名义，曾在伊克昭盟腹地桃力民地区开展工作。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越年，形势恶化，伊盟工委的活动受到各种限制。到1941年春，为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撤离桃力民地区，伊盟工委被撤销，所辖乌审、鄂托克两旗工委改由三边地委领导。

② 乌拉尔林事件，1946年10月，西北野战军在榆（林）横（山）一线发动攻势，配合国民党陕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胡景铎起义，时驻横山的国民党王永清团迫于压力，佯装起义，被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独立旅，王永清被任命为旅长。他奉命率部到伊西根据地乌拉尔林配合伊盟支队进攻乌审旗王府，乌审旗王诱骗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等赴乌拉尔林后将其扣押，并联合邓宝珊部和乌审旗保安部队等向伊西根据地发动进攻，使党以城川为中心的伊盟工作受到挫折。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2.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马栏革命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西北政法大学图史编委会：《西北政法大学图史（1937—2017）》，陕西新华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贾瑞梅、郭林：《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7辑（1991）、第46辑（1993）、第54辑（2001）。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5BJD004）阶段性成果]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