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内涵及启示

史海燕

调查研究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是调查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引导全党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成熟以及后来得以推广，并成为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

（一）湖湘文化的熏陶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中王夫之的“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曾国藩的“实事求是”“即物穷理”、魏源的“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等主张都给予毛泽东深刻的思想影响。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到1920年利用暑假先后约好友萧子升、蔡和森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作了关于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的调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读了“无字之书”。正是在1920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留下来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写道：“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实地的调查研究。”

（二）长期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积累

1925 年12 月，为了给中国革命寻找正确方向、给无产阶级寻找可靠的同盟军、对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纠正，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运用马、恩的阶级分析原理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此文中他根据政治地位、政治权力、思想意识和经济地位，对当时中国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在客观历史条件下的真实状况进行了详尽而准确地分析，有效抵制了机会主义的荼毒，明确了敌友。在这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想革命事业有真正的进展，就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准确的敌人。不久，从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到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20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915万余人。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为了维持和国民党的合作，不敢放手发动农民运动，反而指责农民运动。为了答复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在经过32天的详细调查后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文。其调查足迹遍布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他通过开调查会、听报告、实地交谈，占有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农民运动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常常抓住战争中少有的空闲时间深入根据地开展调查研究。例如从1930年5月到1933年11月間，他在寻乌等地就富农土地问题、城市工商业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期间，他陆续写出《寻乌调查》 《兴国调查》 《长冈乡调查》 和《才溪乡调查》 等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调查报告。尤其《寻乌调查》，是在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对该县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方面作了20多天周密细致调查研究的结晶。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所作的最大规模的调查。经过整理修改，最终为5章39节，8万多字。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前言中指出：“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当时中共已在江西、福建的边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是对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具体经济结构、各个阶层经济状况尚未弄清。不弄清富农经济状况和小城市的商业现状，就不能确定党在土地革命中的正确路线，就不能对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因此，毛泽东在寻乌对农村、城镇都进行了调查，尤其对商业和手工业状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做到对城市商业情况、土地分配政策、城市贫民政策、城市商业资产阶级政策了然于胸。最终革命根据地出台了对富农土地实行“抽肥补瘦”的政策，这政策背后离不开寻乌调查提供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正是在总结长期调查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对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作调查思想和调查方法的指导，毛泽东又写出了《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就像“十月怀胎”，只有充分了解情况，学习孔夫子，做个“每事问”，才能在解决问题时“一朝分娩”。要想纠正工作中的不实作风，克服本领的不足，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调查研究思想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诞生过程中就与调查研究相伴相随，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重要位置。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了验证唯物史观，马克思对法国几十年的革命历程进行了跟踪研究，写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兰西内战》等光辉篇章。在运用唯物史观对英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长期考察后，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才写出了辉煌巨著《资本论》。恩格斯根据1842年11月至1844年 8月在英国居住期间的各种官方及非官方文件材料以及自己对工人阶级长期观察、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在对帝国主义长期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当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风头正劲的时候，他却在《帝国主义论》中大胆的科学预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家严谨和扎实的研究态度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感悟。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内涵

（一）调查研究是正确的认识方式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不作调查研究的主要表现：1、不作调查，一味空想。一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难题不去作调查研究，不去详细了解情况，只是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工作方法。不详细了解情况，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好主意的。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主意，那只会是错办法、错主意。2、指手画脚，“瞎说一顿”。许多领导者，喜欢刚刚到任就发表政见、指手画脚。其实毛泽东在这里就是指井冈山时期的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和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1928年3月周鲁作为湘南特委特派员，一到当地就对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的斗争横加指责。说湘赣边界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指责湘赣边区“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且错误传达中央的命令，要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最后提出要求：毛泽东的部队必须去策应湘南暴动。由于周鲁执行错误的“大城市”军事路线，不听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悍然把井冈山的红军主力全部拉出去支援湘南暴动，致使井冈山防御空虚，被国民党军队乘势占据长达1个月，近2万根据地革命群众为中央和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主义付出了生命代价。1928年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来到井冈山，又不顾根据地现实，挟省委指示信要求红军向湘南进攻，去占领大城市。杜修经趁毛泽东在永新指挥反“会剿”之际，鼓动井冈山红军中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并扬言“穷山沟没前途，唯有打大城市才是符合中央决议”。结果导致二十九团全军覆灭，二十八团折损严重。井冈山根据地重新落入敌手，3万多根据地群众死于屠杀，导致边界地区的“八月失败”，后果极其惨烈，令人痛心。这就是工作中不作调查研究，不察实际情况，一味瞎指挥所付出的沉重代价。3、遇到困难，畏缩不前。这种人在工作中碰到问题就抱怨自己才力小，没法干。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习孔夫子，做个“每事问”。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以上种种都是教条主义者的表现，他们在工作中不做调查研究，坚持“唯上”“唯书”“唯苏”。这种盲目机械执行上级命令，不察实际情况，迷信书本、迷信苏联经验，实质上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些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根源就在于脱离实际调查研究，后果是导致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失。迈向成功的唯一途径是扎扎实实进行调查研究。

（二）调查研究必须目的明确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喻为“十月怀胎”，把调查目的达到喻为“一朝分娩”，就像任何其他革命工作都有明确目的一样，我们调查研究也必须目的明确，即“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

在全党大部分人热衷于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的时候，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脚踏实地研究中国实情。着重提出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倒谁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深刻，“没有人研究过”，“党里也很少有人注意”。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战场应该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南昌起义之后，部队选择南下广东，目的是攻打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积极争取外援。当时党内还没有形成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施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共识。这时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处处排斥、非难、指责，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代表着“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但是毛泽东没有泄气，在经历了几落几起之后，凭借对中国农村和城市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实行武装割据，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正如王首道在谈到毛泽东是如何发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时所指出的：“正因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时间、地点和条件上都不相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

（三） 调查研究要选择正确的调查对象

关于如何选择调查对象，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 中强调要注意对农村或者城市中各个阶级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非常注意调查对象的代表性，比如有杂货店主郭友梅、贫农范大明、中农赵镜清、办事员刘亮凡、老童生刘茂哉、农民刘星五、区政府主席钟步嬴、小学教师陈倬云、秀才郭清如等11人参加调查。在选择调查地点的时候，选择寻乌县是因为该县地理位置很特殊，處于三省交界地带，“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说明了毛泽东选择寻乌县调查，目的是以点带面，通过“解剖麻雀”，来达到对当地政治经济的深入解剖和分析，破解政策理论上的难题，达到“了解城市问题”的目的。从《寻乌调查》 的文本来看，毛泽东在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当中，对该县交通、商业、人口、土地关系都进行了仔细分析，从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娼妓、同善社等20多个行业进行了广泛分析。对寻乌土地状况，毛泽东对大地主、二等大地主、中地主、富农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从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问题 、池塘分配问题 、房屋分配问题、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等17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基于此，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十分复杂。在分析农民的负担时，从钱利、谷利、油利等方面入手，揭示了农民深受沉重的剥削。在谈到“卖奶子”（即卖儿子）的问题时，从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林芳廷、陈良有5家都是因为破产卖儿还债和供自己吃饭，生动揭示了“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通过对寻乌这个“农业手工业城市”的人口成分、商业状况、剥削状况、政治态度等进行透彻分析，为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策略、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

（四） 调查中要保持谦虚好学的态度

毛泽东强调在调查中，首先要谦虚谨慎。他在寻乌调查之前，就大大方方、老老实实坦言对中国富农问题上知识的贫乏，没有多少了解，承认“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正是有了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他在调查中始终不耻下问，拜群众为师。在时任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下，找到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对城市商业情况进行了介绍，让毛泽东对小城市的商业状况有了深入了解。他形容说：“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就是追求真理应有的态度。其次在调查前一定要有的放矢，要根据调查目的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对调查程序要有安排，“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对要问的问题事先要有设计，“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并且强调调查要亲自出马，深入下去，不能浅尝辄止，调查不仅要自己当主席，而且坚持亲自做记录，不能当甩手掌柜。在《寻乌调查》 一文中，毛泽东还实事求是承认自己调查中的不足，认为调查的细致性和分析的周全性还不够，“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土地问题上，没有细致分类阐述，“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他在1941年3月17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中再次强调，调查研究中一定要老老实实端正自己的态度，要学会眼睛向下，不能趾高气扬，调查研究“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调查研究要保持饱满的热情、求得真知的渴望、保持学习的姿态，“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这种科学务实的态度真是令人敬佩。

（五） 调查的方法和技术

为了给从事调查研究的同志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 的第七部分就专门强调调查的技术，从开调查会的必要性、调查人员的选择和人数、调查纲目的确定、调查如何深入、要亲自记录等多个方面做了细致阐述。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中又强调要坚持以点带面，逐步深入，认为“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特别对于调查会，他更是情有独钟，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办法。”因为调查会能够高效听取意见，面对面了解群众心声，他甚至认为，从解决问题，获得真知的角度来说，“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调查时可以选择合适的点为代表，但是又不能局限于点。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中就明确强调为了深入了解历史和环境，以达到对敌我双方的了解，调查对象必须是“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指示要用7种方法来收集材料，对象是“敌、友、我三方”，内容是“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办法是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在农村和城镇进行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写名人列传，个别口头询问，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41年9月，他在《关于农村调查》 一文中就强调要用对立统一、阶级斗争、详细地占有材料并抓住要点，并详尽地讲解了如何开调查会，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如何使对方说真话，他用自己在兴国调查中取得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详细的指导。这些调查方法和技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那么贴近工作实际，富有启迪。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启示

在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党情、国情、世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情况、事物、挑战不断出现，认识这些新情况和事物、面对新挑战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至理名言依然具有时代意义。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样必须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出时代光芒。

首先，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结合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制定出符合基层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脱贫致富的攻坚期，我们面临着许多新問题，例如治理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生的改善、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等。这些问题，是新长征路上的“腊子口”，“雪山”，需我们去克服和突破。但是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发达国家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放低姿态，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始终遵循实事求是。还要求我们在调查实际问题和困难的基础上，突破思维禁区、打破利益藩篱，敢于碰硬骨头，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

其次，要通过细致调查研究，对发展中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提出破解之道。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方面人民群众分享到了改革红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种种发展中的难题，如房价过高问题、医疗养老难题、收入分配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解决不好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故除了需党中央从全局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外，也需各级领导干部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结合本地发展情况和财政实力，提出切合本地实际的解决办法，为和谐发展增添力量。

再次，在工作中始终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该工作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党的全部活动中的综合体现和实际运用。党的群众路线是弥足珍贵的传家宝，是毛泽东亲自总结并大力倡导和长期坚持的宝贵经验。毛泽东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具体就是要先深入群众，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进行收集和研究，形成系统集中的意见，并赋予理论总结，然后又回到群众中去宣传和解释，化为群众的认识，在群众中得到坚持和深化。这样循环，只会一次比一次更正确，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而在这样的行动中，党的干部就紧紧依靠了群众，听取了群众的诉求，了解了群众的愿望，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并且“依靠群众一切困难可以克服，任何强敌可以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胸怀“人民梦想”，关心“人民生活”，体现“人民情怀”，站牢“人民立场”，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

最后，要学习毛泽东常常下基层调研的工作方法。如前所述毛泽东一生坚持调查研究，青年时期在湖南各地，土地革命时期在寻乌、兴国、东塘、木口村、长冈乡、才溪乡，建国后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又写出《论十大关系》的光辉篇章。2011 年11 月， ***总书记在《谈谈调查研究》的讲话中着重强调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那么简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要把调查研究看成“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不仅如此，他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一文中又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他在调查研究方面也率先垂范，作出表率。无论是在地方基层从事领导工作，还是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总是不辞辛劳，深入基层察民情观民生，深入了解一线工作情况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有责任有义务将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继承和发扬光大。

（责编 侯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