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西北期间的卓越贡献

华小勇 唐宇祥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长期战斗在这里，使得习仲勋对西北地区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在他主政西北期间，开展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以及卓有成效的民族统战工作，为西北地区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主政初期的西北局势

土地改革阻力重重。1947年，习仲勋被调离前线，回到陕甘宁边区主持土地改革工作。虽然中央已对相关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但具体到基层，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逐渐显露出来。不少基层干部对政策理解不透彻，导致打击面过宽，“左”倾现象严重。很多中农甚至贫农被当作富农加以斗争，有些地区甚至不论贫农富农，一律进行斗争，致使很多群众心中滋生了不满情绪。此外，当土地改革进行到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矛盾更加复杂，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宣传，使得当地群众对土地改革普遍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不够尊重，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他们身上体现得较为严重，致使许多具体工作无法获得多数的民意支持。

民族宗教矛盾尖锐。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之一。多种多样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交织杂糅在一起，加上长期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压迫及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导致解放初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关系恶化、矛盾突出。历史上，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长期遭受歧视，有的甚至连最起码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都得不到尊重，更谈不上平等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种种因素使得民族隔阂越来越深，不满和抵抗情绪开始酝酿和蔓延。仅1938-1941年，甘肃的马国林、马国瑞等就因不满国民政府的暴政发动了多起武装起义。紧张的民族关系，突出的宗教矛盾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到了地区的安全稳定。

反革命势力活动猖獗。解放之初，西北各地土匪势力扩张迅速，十分猖獗。仅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就盘踞着数万名土匪，其中既有地痞流氓、也有个别不明真相的部落头人和僧人，他们烧杀掠抢，散播谣言，蛊惑人心，极力抹黑我党形象，挑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给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严重阻碍。1949年底马步芳残部叛乱遭到镇压后，其余残匪将大量枪支、弹药和马匹赠送给了青海的昂拉部落，组建所谓的“反共救国军”，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1951年，新疆、甘肃、青海三省交界处的许多小股土匪被乌斯满率领的新疆反革命武装收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带去了沉重灾难。此外，西北地区还潜藏着大批国民党特务和残余势力，妄想通过制造事端，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西北地区石油、煤炭以及各类稀有金属等自然资源丰富，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解放初期，偌大的西北地区经济总量加起来还不及内地一个省。就像当时的西北局财经委主任贾拓夫所说：“旧中国曾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老百姓连最基本温饱都难以解决，更增添了西北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二、主政期间的主要举措

面对西北地区的乱局，习仲勋立足实际，从民族工作着手，采取多种策略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成功地打开了西北工作的新局面。

1、努力防“左”纠偏，实事求是地领导土地改革。面對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火行为，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向毛主席汇报了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陕甘宁边区老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他的意见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在随后的绥德会议中，习仲勋就土改中严格划分阶级界限、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进行了重点强调，及时纠正了错误，把各项工作重新拉回正轨，促进边区土地改革平稳推进。

2、精心安排十世班禅入藏，促进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西藏地区宗教中，黄教始祖宗喀吧地位最高，达赖和班禅就是其座下两名弟子。几百年来，他们各有其地位和统治区域，后因英帝国主义挑唆失和，九世班禅出走内地，直到十世班禅即位后也未能回到西藏。经习仲勋和西北局的积极争取，1950年1月，班禅方面表示愿意拥护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并希望回到西藏。此事事关重大，不久中央下达指示，将班禅集团归藏各项事务交由习仲勋和西北局负责。此后习仲勋谨遵中央指示，审时度势，积极奔走，严密筹备班禅入藏事宜。1951年12月19日，西宁城外张灯结彩，数万名当地群众自发走上街头，用藏族的传统方式，热情欢送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踏上返藏之路。送行的队伍浩浩荡荡，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习仲勋。两人亲切交谈，互相祝福。临行前，班禅大师还亲自为习仲勋献上了洁白的哈达。1952年4月28日，历时4个多月，历经千辛万苦，跨过万水千山，班禅一行最终抵达拉萨并于当天就会见了十四世达赖，结束了29年来达赖和班禅失和的状况，为西藏民族团结开创了新的局面。

3、全力剿匪平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8月，面对土匪泛滥成灾，社会动荡不安的严峻形势，习仲勋明确指出，要有步骤地开展反霸、剿匪、肃特等斗争，打倒农村的主要敌人，树立农民的优势力量，切实把剿匪提上日程视为当务之急。项谦是青海藏区昂拉部落的首领，1950年8月，受马步芳残部和国民党特务挑唆，发动武装叛乱，经我方多次派人争取无果后，青海省委和军区领导决定武力平叛。但习仲勋认为，从长远看，如果能够和平解决此次事件，对于我们今后争取到更多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大有裨益。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慎重稳进”的指示精神，耐心说服了青海省委和军区，同时对项谦进行了前后共计17次的争取，治好了当地2000多名藏族群众及项谦母亲的病，还成立昂拉区安置委员会，释放了被俘匪首。在党和政府的亲切感召下和多方努力下，1952年7月11日项谦终于向人民政府投诚。随后，他受到习仲勋的亲切接待，并继续担任昂拉部落首领。人民政府的宽宏大量，令项谦十分感动。他向习仲勋献上了象征友好的哈达。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这样感叹道：“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领导下，至1953年底，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叛乱基本平息，近9万名土匪和特务被消灭，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

4、大力发展西北经济文化，为民族统战奠定群众基础。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百废待兴，习仲勋紧跟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实际情况出发，大力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农业、畜牧业、工业、林业、水利、交通、教育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仅1952年，西北各项工业生产水平和粮食、棉花等农作物产量就已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为下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兽疫巡回防治队的组建，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培训，疾病防疫基础知识和草原管理技能的普及等一系列惠民措施，给西北牧民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此外，习仲勋还决策大修铁路，改善交通，发展林业绿化，为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他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各项建设硕果累累，西北各族人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党中央政策的英明和温暖，对党的政策的认同感得到了提升。为建设西北打下了坚实群众基础。

三、独特的民族统战思想

把民族工作摆在西北工作的首位。西北地区主要是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为少数民族，且呈现出聚居状态。这种状况决定了民族工作既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又是重点和难点。正如习仲勋在西北回族干部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时指出：“如果同志们不愿做民族工作就等于不愿在西北搞工作”“必须把民族工作摆在西北工作的首位”。此外，他还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注意山头主义倾向和关门主义，切实搞好各民族的团结。

入乡随俗，尊重民族信仰。全民族信教现象在西北地区较为普遍，宗教影响力巨大。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多次教育干部，既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来解决带有历史必然性、社会性和群众性的宗教问题，也不能束手束脚，对非法的宗教活动不加限制。应当戒除急躁情绪，扎根基层，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前提，带领他们不断改善生活条件。1951年底，居住在青海塔尔寺周围的藏民纷纷表达了对土地改革的不满。经过询问得知，原先当地的土地本就可以供牧民们放牧，而收获的麦草主要用于寺院烧火做饭，土改过后，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土地，但寺院却连做饭都成问题。习仲勋得知后，立即代表西北局作出决定：凡是寺院管辖区的农牧民暂时不实行土改。此举得到了寺内僧侣的拥护，也令当地的少数民族牧民十分满意。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是西北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每年的节日当天，习仲勋都会出席相关庆祝活动，入乡随俗，和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相互尊重既是缓解民族关系，处理民族矛盾的前提，也是习仲勋与少数民族群众打交道，开展工作的基本准则之一。

以诚相待，团结各方。习仲勋一直主张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诚相待，坚持“五湖四海”。他经常教育干部“工作面不能太窄，团结的面更不能窄了”，“对党外朋友要看主流，看大方向”，“好人也罢，不好的也罢，对任何人都要以诚相待”，“切忌对人的评价不公正，不能因为一个人出了点什么问题，就对他整个评价不公正，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以真心换真情使他结交到许多少数民族朋友。他和班禅大师的友谊就是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他们不仅在生活上互相问候关心，工作上也时常交流，互提意见，特别是1962年班禅大师于《七万言书》中针对一些令人失望的现状发表了过激言语，习仲勋明知会被牵连，仍然实事求是地向上反映自己的看法，为班禅说话。班禅离世之时，习仲勋悲痛万分，充满着对老朋友的怀念与不舍。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团结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分子，在许多民主党派的会议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不仅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真诚地敞开心扉同民主人士交流沟通，还鼓励广大民主人士积极参与到祖国建设中去，聚众家之力促区域发展。

实事求是，慎重稳进。习仲勋主政西北期间，依据中央指示，以慎重稳进为指导思想，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很好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他指出：“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能说服教育解决的，绝不武力解决，能积极争取的，绝不孤立打倒，开展工作之前一定要反复斟酌利弊。就拿争取项谦的经典案例来说，在实力上明显我方占优，采取军事行动平息事端，问题便可以很快得到解决。那么，习仲勋为什么会在这件事上那么执着，宁可拖上两年时间，前前后后17次，不厌其烦地与项谦部落进行谈判去解决问题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为了“稳”。否则敌人就会利用此事，大肆造谣挑拨离间抹黑政府，将会给我们解决民族问题带来更大麻烦。

注重民生，发动群众。习仲勋深知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想所需，用实际行动帮其解决难题，切实提高其生活水平，才能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地区稳定。正如他所说“六○六 （抗螺旋体病药）、盘尼西林、羊毛，就是那里的政治工作，把牧区群众的病治好，政府的影响就会扩大，群众就会发动起来，这样实际上就减弱了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影响”。1950年少数民族委员达理礼雅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大力发展畜牧业，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的提案，习仲勋认真听取，会后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负责办理。很快甘肃、青海、新疆的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就設立起来，另外还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为交通不发达地区的牧民带去了福音，使得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习仲勋的民族统战思想为我们解决新时代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以促进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开展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争取人心为最大政治，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使西北地区筑牢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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