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刘贵军

正是4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其中，邓小平无疑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本文根据总书记所指思想路线、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三方面，回顾党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求历史借鉴。

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四人帮”被粉碎后一年多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正逐步恢复并步入正常轨道。但当时的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前进的步伐仍异常沉重。主因在于党的指导思想未从根本上转变：一方面要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要肯定甚至坚持“文革”中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抓纲治国”。这种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理想与现实相矛盾的状况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成为严重制约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主要障碍是“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和迟迟不改正。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一个口号。其要害是继续坚持“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按照“两个凡是”，中国就不可能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两个凡是”的提法虽有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要指出其问题还很困难，因它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破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打开新局面的关键。

这场思想路线交锋的标志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紧紧抓住思想路线转变这一关键环节，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氛围形成、阶段推动和深入发展的各个环节，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

他率先质疑“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情况下，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有针对性地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信转发后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思考。显然，“准确完整”的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5月24日，他对人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还强调，他“准确完整”的提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必须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准确完整的认识：“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实事求是系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8月18日，他在党的十一大上致闭幕词时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

邓小平的这些话显然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当人们一旦不再迷信“个别词句”、能自觉用“准确完整”的眼光看待毛泽东思想体系时，一个突破“两个凡是”藩篱的思想解放运动就要形成了。此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同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致的、相呼应的。

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发生的。1978年5月11日，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的组织下，《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常识……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文章发表后却引发很大争论。

5月12日晚即《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报社值班负责人接到一位思想理论界负责人的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次日，新华社负责人也接到指责其转发此文的电话。几天后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斥责说“矛头是针对主席思想”的。

邓小平立刻介入，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一文，并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特意表示了支持。他说：“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讲话见报后，帮助很多人认识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党内和社会上批评“两个凡是”呼聲渐高，但这随即遇到强大阻力。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再次指责“文章有问题”，批评有关单位“没有党性”“没把好关”，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

邓小平及时给予强力推动和领导。7月21日，并不分管思想宣传的他约见中宣部长，明确要求不要再“下指令”“设禁区”、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次日，他又约见中组部长胡耀邦，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直接找到那位率先指责真理标准一文的同志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胡耀邦后来回忆说：“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随着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种思想路线对立和斗争的不断升级，真理标准讨论不断深入并公开化，很快由北京向全国各地辐射，由思想理论界向各行各业辐射。自8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当事人双方都在会场。会议开幕后陆续有人就在分组会上谈到这场讨论且从打“书面仗”变为面对面的交锋。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极端重要性和与会同志的特别关注，大家要求党中央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但中央主要负责人对这场大讨论在开幕会和几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未提及。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几次鲜明表态对会议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他11月25日在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的汇报时明确指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 27日，他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再次表示：“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 这些谈话经整理后传达给与会人员。多数看到文件或听到传达后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正式表态，感到满意，会议开得更加热烈、活跃。真理标准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几乎都表支持。

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反对或疑虑真理标准讨论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会议结束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了态，承担了责任，表示“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正是在邓小平讲话思想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认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说，“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无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这场大讨论是突破口。

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发展生产力、正确地领导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和毛泽东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但八大后不久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逐渐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所代替。此后，在“左”的思想主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文革”更走到了极端。历经20年，全党始终不能把主要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而重点的转移则是邓小平从1975年整顿就开始不断提出并最终在他指导下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实现的。

在1975年整顿中他强调把经济搞上去，“与‘文革唱反调”，这是重点转移的尝试和预演。他在一系列的讲话、谈话、批示中，坚决反对把抓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当成“资产阶级法权”，鲜明提出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出于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他还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这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但同时又说“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虽把学习理论放在第一项，但突出强调的重点是第三项。这个提法实际是把发展经济置于“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心地位、以经济建设为纲。

在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开展的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但当毛泽东越来越认为这是对“文革”的否定，“三项指示为纲”实质就是要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他只能终结邓小平主导的整顿了。1975年底，整顿不到一年就中断了。这是在“文革”还未完的条件下试图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一次努力，是党由阶级斗争高于一切朝着务实方向转变的重要实践，也为后来的重点转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各方面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仍“以阶级斗争为纲”，具体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这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但他没随着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纲”的转移。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抓纲治国”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照此发展国民经济、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等重大问题就无法提到全党工作的首要位置。

1977年7月恢复工作后，邓小平立刻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最早思考并点破“纲”的问题。一个月后，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说：“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不久，在指导起草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文件时他又几次提到“纲”的问题：怎么叫个纲？揭批林彪、“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很快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

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倡导下，尽管揭批“四人帮”运动仍按党中央的工作部署被放在第一位，但全国各地、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突破了以揭批为“纲”的限制，把更多精力投到经濟建设上来。11月，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1978年4月，中央发出的《工业三十条》特别提出“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毋庸置疑，经济建设越来越成为全党上下关注的重点，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适时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且在9月视察东北时率先提出。考察中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 “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

10月，他在中国工会九大致词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即工作重点转移。这一重要主张攸关全党全国发展大局，意义重大而深远。对于他的这个历史性贡献党内是认同的。胡耀邦说：“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原定议题有3项：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确定，在讨论这3项议题前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个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同志的关注和热议。对重点转移，与会人员大都赞同。但在转移的指导思想上有分歧。不少人认为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是必要的，但“搞建设，仍然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这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强调的“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实现转移是一致的，实际上还是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试图在不对“左”的指导思想大调整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更多的同志则提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有同志指出：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这实质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全会最突出的贡献与划时代的转变。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邓小平指出，这“不但解决了‘文革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20多年的问题”。

随后，邓小平在领导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而形成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彻底解决了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问题，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拉开改革和开放的帷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对的问题之多、难度之大是罕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取得很大成就，但国民经济存在比例失调等问题，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而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基于此邓小平尖锐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77年刚复出工作不久他就在不同场合反复追问：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若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这些设问指向同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

1978年9月他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北方谈话”，至少3次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7日同辽宁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起码要表现出我们的发展速度比他们快。18日视察鞍山钢铁公司时再次强调要发展生产：“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以此为开端他又先后提出并阐发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新思想。有了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观，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才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理应系建设社会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首要问题。怎样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改革开放。

实际上，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内外已初现酝酿对外开放和改革若干体制的新局面。各领域思想日益活跃，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3个转变：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路走一路围绕老企业改造、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第三产业等问题谈改革。他看得很远，在那时已难能可贵地提出了体制改革的问题：反思历史，“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要求”。要解决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体制问题，“我们决心下了，体制改革得比较适应，行动比较快，有效率了，剩下的就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问题”。他提出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9月18日在鞍钢他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即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他还提出了扩权的改革思路，强调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这些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的重要的指导思想。他还把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在鞍山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在天津谈到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他说：“凡是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在这里，改革就是革命的思想认识已十分明确。

改革的动因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同外国尤其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对比。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二战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经过新技术革命的洗礼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已实现高度现代化。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涨，急于为过剩的资本和生产设备寻找新出路；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正跨入一个新发展时期，众多高新技术纷至沓来。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在经过与资本主义长达20多年的对立，邓小平等已强烈意识到：到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这一时期，他多次谈到：现在有个较好的国际条件，我们可以利用，要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世界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同世界先进水平比，我们不但技术落后，而且管理水平低。他的这些看法逐渐成为党内领导层的共识。

在邓小平等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外，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也陆续派团，分赴欧洲、美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访问，重点考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现状、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其中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是1978年5月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对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西德五国的访问。他们回国后分别写了大量考察报告，详细介绍国外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经济的做法，并纷纷向中央建议，借鉴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以加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這些考察报告及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给邓小平留下很深印象，使他更深切看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加剧了他一直在思考的加快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紧迫感并身体力行。1978年10月至1979年2月，70多岁高龄的他4次走出国门，相继访问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在日本，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新加坡，他说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在美国，他说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两国还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中国能直接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引进技术、资金，学习先进管理经验，进行对外贸易，这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助力。

国内考察和国外出访结合起来，他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认识：对内要变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加快发展生产力；对外要开放，创造和平友好的环境，引进先进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和外部环境，科学预见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我党决策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依据。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讨论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不少同志赞成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三个转变”方针；同时，对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了批评，希望今后两三年把比例失调的状况大体调整过来，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再不要重犯1958年一哄而起的错误。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时，很多人都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台湾怎样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不少同志看后提议：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可能的条件下多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建设速度；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全面地转到社会化的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做到职责分明，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经济政策上他还提出一个重要思想：“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主观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邓小平在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提出了当前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这次全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他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