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创新担当与保持稳定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从40年前邓小平“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大声疾呼，到如今***总书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铮铮誓言，中国在困顿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韧劲，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改革开放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让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并且在接续奋斗中让这条伟大的道路不断向前，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愈加光明。

一、推动改革开放离不开思想解放

1976年底我被调到省里工作。当时，由于在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想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两个凡是”仍然是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的影响，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直是我心中崇拜的革命家、政治家之一，听到他第三次复出的消息，我坚信他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之后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随即向全国转发通稿，几天内迅速传遍神州。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人们对此的不同思想立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就是这样一篇文章，打破了“两个凡是”神话，为全国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在邓小平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此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策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创造活力，于是有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经济特区的创建、城市改革从最初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斗转星移，踏着党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节拍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上下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社会空前活跃，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同時，党在领导人民改革开放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亲身经历了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大解放和大发展，我深刻领悟了思想解放对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1981年6月接受山西省委安排，我以副省长的身份被任命为太原市委书记，主抓全市经济工作，特别是工业经济，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责任制和创建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成为我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大胆地引进外资，实现多方位、多侧面的企业结构改革。1982年9月我正式出任太原市长，就更加大刀阔斧地加快了太原市改革开放的步伐。

当时，太原已是拥有130万人口的大城市，工业实力比较雄厚，门类齐全。1983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3.789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4196亿元，约占全省的33.2%，在全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因“左”的思想和现行管理体制的束缚，形成条块分割、多头领导、生产重复、流通堵塞等多种弊端，特别是吃“大锅饭”的问题相当突出。若不对现行体制彻底改革，势必妨碍“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落实，妨碍太原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影响整个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速度。山西省委、省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要求，决定把太原作为城市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要求通过改革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城里人”的积极性，把太原市建设成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环境优美、市容整洁、秩序良好、生活方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为此，我们及时制订了《太原市城市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并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接着又依据全省区域经济特色要求，组织规划专家编制完成了《太原1981—1990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把太原建设成为山西省的经济金融中心、科技文化中心、煤炭综合利用中心、技术情报信息中心，才能充分发挥太原中心城市的独特作用。

就这样，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市委、市政府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使各项改革举措与开放工作得到有力推进。全市上下坚定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断探索具有太原特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新途径。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打破旧的封闭僵化的经济模式，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促进太原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调整农、轻、重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扭转了轻重工业增长速度比例不协调的状况，农轻重内部结构也趋向大体合理；全面开展企业整顿，狠抓扭亏增盈工作，企业素质、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在抓紧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强老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收到了质量提高、品种增加、消耗降低的良好效果。通过上述努力，1987年7月，在我离开太原市委到山西省委工作时，太原市的国民经济开始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发展速度与国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也同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改革开放走到1989年下半年，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认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量存在。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争论很激烈。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围绕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随即，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非公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93年10月我被中央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离开了山西，山西当时的非公经济发展在全国是靠前的，发展速度很快，连年增长的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共山西省委还发了一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这在全国是唯一一份以省委名义发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

二、实践改革开放离不开创新担当

改革开放，作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场革命，必然要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世界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和风细雨、一帆风顺的。回首改革开放初期的太原，同样是在迎风破浪中推进，在解放思想的指导下前行的。回想当时太原的改革开放实践，正是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勇于创新和担当，才让许多改革举措经受住了实践考验和时间检验。时至今日，有5项改革开放创新实践，依然记忆犹新。

1、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

市委和市政府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山西省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国家财政部下发的有关文件精神，抓好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活力促进太原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决定摆脱“左”的束缚，冲破旧的框框，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总要求的前提下，给全市厂长（经理）摘掉“紧箍咒”，下放“五个权”。一是“组阁”权。企业的厂长（经理）确定后，副厂长（副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等由其提名，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中层行政干部统由其任免。二是录用权。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 厂长（经理）有权招聘各类专业人员；有权根据企业的经济能力和本人技能，给受聘人员确定岗位津贴（或技术津贴）和报酬。三是产品销售权。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保证完成國家计划的前提下，厂长（经理）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自行推销， 有权根据产量并根据贡献大小决定工资升降。四是奖惩权。企业在完成国家税利以后，厂长（经理）有权支配留成的利润；依照厂规厂法（店规店法），有权对违反劳动纪律的职工进行纪律处分，直至除名。五是强调厂长（经理）要珍惜党和人民授予的权力，要树立对国家负责的观念，若滥用职权或有渎职行为，要追究责任，实行纪律处分，以至追究法律责任。

这5个下放的权利给全市的厂长（经理）吃了定心丸，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并在推广中得到了完善。同时，又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企业内部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允许企业发放奖金可根据“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明显拉开档次，不搞平均主义。职工个人所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除国家规定免征奖金税的矿山采掘、搬运、建筑行业以外，其他企业全年发放奖金在4个月标准工资以内的，也免征奖金税。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搞自费工资改革，也可以搞各种职务津贴和岗位津贴，主管部门不得随意进行干预。所有这些规定与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太原市的工业经济发展。

2、繁荣市场、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为适应太原市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我们有力地推行了食品生产和商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解决好食品的供应问题，贯彻实施了促进太原市食品生产发展的“四条意见”：一是恢复老字号和名特产品；二是在恢复名特产品、保留老师傅传统工艺的前提下相应做些改革创新，以提高产品质量，但必须保持原有风味；三是积极大胆地引进兄弟省、市的名特产品；四是引进一些外国食品工业装备和技术，洋为中用。如：我们从山东引进海产品，在全市开设10个山东海产品销售点。从浙江引进养鱼能手在清徐县建鱼塘发展养鱼，供应太原市场，解决了市民吃鱼难、吃海产品难的问题。从国外引进两条生产线：一条是意大利冰淇淋生产线，一条是法国的面包生产线，满足了市民对面包、冰淇淋的需求。由此，不仅像太原六味斋、双合成等百年老店焕发了生机，而且省内外的各类特色食品也陆续进入太原市场，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生活所需。

在商业系统改革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太原五一百货大楼在全国率先实行柜台承包制和奖惩条例，人员优化组合以完成柜台定额提成作为收入标准，极大提高了员工积极性，很快实现了利润和员工收入翻番。在供销社改革中，鼓励员工承包商品销售门市部，为承包人颁发营业执照，使其变成“国营个体户”，销售商品自己根据销售情况采购，依法纳税后，交完承包费均为个人所得，不仅承包人的收益大幅增加，而且对促进城乡商品的流通发挥了很大作用。为改善市民看病难问题，我们对医院也实行了相应改革，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和积极性。如：太原中心医院的CT机由太原租赁公司为其购买，采用定额管理，超额部分五五分成，出现了全天候为患者检查的热闹场面。当时同样让我感动的还有在科研、设计系统的改革，太原建筑规划设计院按一个生产单位实行改革，他们按国家规定的图纸价格为社会各界服务，不但解决了自己的住房问题，改善了办公条件，而且率先实现了电脑化。类似案例有很多，每次想起都让我激动很长时间。

3、第二步利改税工作

太原市第一步利改税主要是盈利国营企业普遍征收所得税。1983年全市有84个工业企业实行了利改税，占全部工业企业的68.5%。1年多的实践表明，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后，大企业的部分利润用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上交，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基本上纳入了固定轨道，对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稳定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好的作用，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扩大了企业财权，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利改税第一步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我们就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省里的安排，从1984年10月1日起，普遍推行第二步利改税。这是一个宏观重大决策，是城市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第一步改革比较，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财力和自主权，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问题，并为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问题创造条件；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要使企业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主权，在政策上使企业感到有奔头，有更大的后劲；要发挥税收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体现国家的奖励和限制政策，并缓解目前价格不合理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基本内容就是将国营企业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按税种向国家交税，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安排使用。推进中我们正确处理了利改税和经营承包的关系、利改税与“松绑”的关系、利改税后国家和企业的利害关系，使第二步利改税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并得到省里好评。

4、推进太原市对外开放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太原是较早实施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城市之一。首先在香港成功举办了“港并联谊会”，不仅使山西、太原籍和曾在山西、太原生活工作过的香港人对太原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在新华分社的支持下500多位港商参加本次联谊会和有关项目洽谈，签订了一批合作投资项目。随后，华杰电子公司、港并出租车公司、广东酒家等一批合资、外资企业在太原陆续建立起来。其中，山西首家中外合资的华杰电子公司在崔晋宏总经理掌舵下得到了蓬勃发展。昔日国内独占鳌头、拥有走俏国际市场的“华杰表”的华杰电子公司今天已成享誉海内外的华杰集团公司，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崔晋宏董事长也成新一代晋商楷模。30多年来常在国内外各大报刊看到有关华杰的报道，我都会为之欣喜且想起当时我们在推进对外开放方面曾明确提出的“四个要求”：全面对外开放，大力从国外、省外、市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发展资金；积极面对对外开放新形势的挑战，要求太原所有企业全力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和技术应变能力；培养一批熟悉国外情况、国外企业经营的管理型人才；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为打破太原长期闭塞的状况，我们先后同英、日等国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其中，与英国东北部的纽卡斯尔市建立友好关系后，该市为太原培养了一批采煤采矿、企业管理和外语人才，为太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省外开放方面，太原较早进入了特区。深圳特区建设初期，太钢等大企业与国家物资系统一起在当地建立了五星级的南方国际大酒店，太原饮食服务公司建立了合资的杏花村酒楼，太钢还在蛇口工业区建立了钢铁制品企业等。同时也十分重视省内兄弟地市间的经济技术协作，1985年9月成功举办山西11地市经济技术协作、太原地区科研、生产技术协作首届洽谈会，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500多名代表参会。共同决定建立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就建立11个地市经济技术协作网络问题达成协议。会上太原与各地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共洽谈项目500多项，成交269项。这次洽谈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5、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劳动者个体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城镇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都不应当也不可能由国营经济包办，有相当部分应当由集体承办。只有为集体经济发展开拓广阔的领域，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为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为实行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我们及时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决定》，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及其优越性，结合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完善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认真贯彻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的原则，广开就业门路，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城镇集体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乡镇企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当时，太原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虽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还存在着歧视和偏见，存在着不利于个体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束缚着个体经济的发展。我们根据党的十二大报告精神，针对太原的具体情况，及时颁布《关于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十项决定》。要求国营商业和物资部门，对个体工商业户所需的原辅材料和货源，根据可能条件，同集体企业一视同仁，合理分配；个体工商业户所需的资金，也可向银行借贷，银行应准予开列账户；对于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其社会和政治地位，应同国营、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一样，逐步建立和健全区（县）、市两级个体劳动者协会，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管理，保证其健康发展。

纵览太原后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历届太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始终坚持解放思考、勇于担当，紧抓改革开放不放松，才有了太原今天的巨大变化。例如：近幾年来，耿彦波市长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交通改造和经济转型发展，也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离不开创新担当。

三、关于稳定、改革、发展的关系把握

回首山西改革开放40年，在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和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带领下，三晋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让我很是欣慰。山西步入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山西经济，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不仅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而且需要更多的创新担当。同时，还需把握好“稳定、改革、发展”三者关系。为此，我专门撰文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山西发展经济和深化改革开放中的深刻体会。此文曾于1990年3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正确认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为题发表。我从中选取仍有借鉴价值的一些认识收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所谓稳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核心问题是保持政治与政局的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离开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坏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的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

说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是因为只有安定团结才能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变动。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要有破有立。要打破传统体制，建立和形成新体制，这必然涉及各种社会阶层、群体和人民之间利益的调整，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正因如此，越是改革时期越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理顺各种关系，冲破重重阻力，把改革推向前进。

稳定不单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这是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把发展解释为社会进步，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集中地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适度的发展速度，这是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发展生产力。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要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发展必须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最终目的，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的全面进步，同时还要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显然，按照这个发展观的要求，稳定和发展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发展是在稳定中的发展，而发展又必须带来社会稳定。但是，发展和稳定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伴生物。多数西方国家经济比我们发达，然而社会财富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种族歧视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没有安全感和稳定感。

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性表现在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稳定是前提和条件，改革是动力和途径，而发展既是目标又是历史的过程，三者共处于统一体中……在改革发展中，必须坚持积极稳定的方针。我们的稳定并不是保守消极的稳定，为稳定而稳定，更不是停滞不前的稳定，而是采取积极稳定的方针。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搞好政治整顿、深化改革，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没有改革和发展的稳定是虚假的稳定，最终并不能够稳定。只有立足于改革和发展，正视困难，振奋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经济工作，完成经济增长指标，要抓好农业生产，抓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品生产，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才能稳定物价，稳定人心，稳定局势。其次，要认真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党的基础，是人民政权的基础。当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暂时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比较多时，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坚决惩治腐败，抓好反贪肃贿大案要案和廉政建设。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民心稳定了，才有人民政权的稳定和政治局势的稳定。此外，还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锻铸统一强大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稳定的根本性措施。

改革要稳健，必须以深化改革促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怎样正确处理稳定和改革的关系？就是要把改革和稳定结合起来，树立这样的观念：不继续深化改革就不会稳定；不把握住改革的方向，让改革滑向资本主义就不会稳定；改革急于求成，贪快求进，也将导致不稳定。

我们在维护稳定中，始终加深改革开放意识。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集体领导最伟大的功绩，就是结束了十年“文革”，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鄧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果否定改革，就是否定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和路线，倒退的结果当然会引起天下大乱。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更巩固。

我们坚持把稳定和改革结合起来，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改革和治理整顿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治理整顿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治理整顿，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促进了改革的健康发展。这样做，是稳定经济的需要，也是稳定社会的需要。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只能以稳求进，以稳求好，以稳求快。

上述是我在山西工作时的体会，是对上世纪90年代初工作的回顾。40年物换星移，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我的参与和实践，心潮澎湃中有感怀有慰藉。近看1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蹄疾步稳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同时，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了改革和开放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工作成就时指出，5年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步入新时代，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为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审视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奠定基础。我衷心希望，山西各级领导干部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的重大工作思路和要求，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以勇于创新和担当的精神，全力推进山西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全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建设，兴晋富民、努力开创新时代山西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本文系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山西改革开放口述回忆史料》丛书编委会荐稿）

（责编 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