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对农民运动的理论探索

李贵忠

农民运动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一个是怎样开展农民运动的问题。中共四大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以上两个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探索农民运动理论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对农民运动进行理论探索的必要性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农民运动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北江和西江的顺德、花县、广宁、高要等地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有的地方开展了减租和反抗地主武装镇压的斗争，还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到1924年10月，全省已成立农会47处，会员达6万余人;至12月，全省14个县有了农会，入会农民达到18万多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他们组成联合战线共同镇压农民运动。由此，中国共产党感悟到农民运动的伟大力量以及中国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领导农民运动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自觉要求。

 1922年9月，彭湃发起组织的广东海丰县赤山约农会成立。图为农会旧址

中共四大前，在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的指导下，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措施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4年2月，国民党设立了农民部，统一领导农民运动。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农民部制定的《农民运动计划案》，强调组织精密的农民团体，然后才有农民运动。5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工作。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农讲所连续举办了5届，为广东及附近省区共训练农运骨干450多人。 “但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是一种‘工具主义政策，只想利用农民，要农民拥护国民党，但不保障农民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并不强迫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所以，广东农民“所受之痛苦与艰难，则仍一切如故，未尝稍减”。共产国际非常关注农民问题，1923年成立了农民国际，其行动口号是“全世界工农联合起来！”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土地并将其无偿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同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指出：“民生主义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快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地主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中共三大召开时，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 “五月指示”，由维经斯基于6月18日寄给陈独秀，直到7月18日才到达中国。这一指示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认识都是正确的，这一指示对于中共重视农民问题、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有极大的促进和帮助作用。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所做出的指示精神略带“左”倾化。毛泽东在1924年指出：“只要我们还不确信我们在农村拥有强有力的基础组织，只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就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毛泽东的认识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认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引起了中共内部在农民问题认识上的混乱，特别是导致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左”倾化的农运策略对于国共合作的土地政策也带来极大的冲击。因此，为了维护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维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有必要对农民运动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1924年5月，中共召开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肯定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要求各级党组织注意在农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会议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11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重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的思想。早在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1期上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文章，就对农村的阶级、农民受苦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农民的大众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邓中夏、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则认为农民阶级是革命的现实力量。但中共的农民运动是在“国民党的名义之下”进行的。“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是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党内领导人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及党在农民运动政策上的某些错误，对于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也不利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巩固中共的领导权。因此，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更加有力地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增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影响力，中共有必要对农民运动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对农民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取得的成果

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问题进行的积极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各项决议中都有有关农民运动的理论阐述，特别是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对于农民运动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四大取得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认识

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高度评价了列宁关于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思想，认为列宁主义最大的功绩之一便是在群众队伍中找到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者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根据列宁这一思想，四大决议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作了新的论述，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成份，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二）对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必要性有了新认识

四大对于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必要性有了科学认识，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尽力去领导农民运动，是实现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三）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新方针

四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一系列新的方针：第一，在国共合作中独立进行党的宣传和支部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第二，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第三，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第四，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应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第五，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的斗争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第六，在农民运动中，要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向农民解释清楚国民党内部哪些是右派，哪些是左派。并向农民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和策略。第七，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农民的错误政策，维护农民利益。领导运动要给农民以经济利益。第八，在农民运动中，实行正确的阶级路线，即政策策略：“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第九，在发展农民武装上，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另一方面，宣传和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土匪武装，要分别对待：帮助农民的，要适当联络;被地主利用来压迫农民的，武力对抗之，并做宣传以揭露地主的阴谋;鱼肉农民的，以农民自卫军防御之。

（四）提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新任务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四大提出了以下几项重大任务：第一，在农民中大力吸收党员，在农民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第二，引导农民自觉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第三，组织和发展农民协会。第四，组织和发展农民武装，并加强对农民武装的政治指导。第五，加强农民运动的国际联合。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第六，发动和组织青年农民运动。《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将发动青年农民运动当作少年共产团的三项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指出：“这种运动目前还是一种调查和宣传的工作”。少年共产团应该重视乡村教育。“在已有青年农民组织的地方，应利用这种组织做青年农民的宣传并可着手做组织工作。S.Y，应协助C.P组织农会”，少年共产团应该协助共产党组织农会。第七，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予以物质的帮助。

对农民运动的理论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一）中共四大对农民运动的理论探索的意义

中共四大对农民运动问题的理论探索是积极的和自觉的，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不仅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且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看作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与标志。这是中共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第二，中共四大的探索使中共农民运动理论初步系统化，使全党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标志着中共对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有了重大突破。

第三，中共四大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新方针和工作部署，为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具体的理论基础。四大后党的工作迅速深入到农民中去，农民运动不仅在广东，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都有很大的发展。湖南省有将近1000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第四，中共四大对于农村阶级成分和阶级关系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初步提出了“农民政治斗争”的阶级路线（斗争策略），即对待农村各阶层的政策问题，亦即在农村依靠谁、联合谁，以建立农村反大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

第五，中共四大提出在农民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思想，有利于党组织的扩大、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党的力量的迅速发展，对把党建成群众性政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共四大对农民运动的理论探索的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中共四大对农民运动问题的认识，较前三次代表大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初步认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相比较，这种认识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第一，中共四大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是，大会过分强调这种关系的“天然”性，而且，只是把农民当作工人阶级同盟者之一来看待。这样会使得无产阶级在争取同盟军的问题上“主动性”和“自觉性”的不自觉的丧失。更为严重的是，会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自觉”地失去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会助长国民党右派的气焰。

第二，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认识还不充分。中共四大夸大了中外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封建经济的破坏作用，忽略了对中国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深入分析而相对忽视了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中共四大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论断主要是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而作出，主要是从寻求支持中共实现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权的社会力量出发考虑农民问题，是从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80%以上这一量的方面入手，而不是从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消灭封建生产方式、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这一质的方面入手的。

第三，对于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在近4000字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基于维护国共合作关系的考虑，明确规定“不能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主张“使农民向国民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忽视了贫雇农的最根本的要求，在减租上也有所退却。这说明党对如何实现工农联盟还缺乏明确的方法，这无疑影响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直到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才认定：“没收土地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第四，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仍然强调在国民党的名义下推动农民运动，“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 “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四大提出的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措施是在国民政府框架内的措施。四大的农民运动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农民运动提得不明确、不到位。

第五，对于农村各阶级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四大虽然对农村居民作了一定的阶级分析，但是，这种分析主要不是从剖析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而是从寻求革命的社会力量出发，去观察、分析各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以判别革命的敌我友。在这四种因素中，又往往看重后两点。这种分析并非马列主义的分析。

第六，大会已经注意到农民运动与农民武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农民自卫军组织的主张，也提出了“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的思想。但是，四大所说的农民的武装斗争，基本上还局限在“自卫”的范畴里面，建立和发展农民自卫军是“为了保存农会之存在”，而没有提高到武装夺取农村政权的水平和程度来认识。

第七，中共四大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基本上采用了陈独秀对于农民问题的观点。因此，中共四大并没有解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也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分歧。四大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党对农民运动的思想认识。

中共四大在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上之所以出现不足之处，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第一，农民运动开展程度不够。实事求是地讲，真正的农民运动在当时还没有开展起来。四大前中国的农民运动只在个别地区开展起来且开展的程度较低，绝大部分农民运动都处在自发阶段、以抗租抗税为主要内容，且中共独立领导的农民运动很少。

第二，中共的工作重心不在农村。从一大到三大，中共都是以城市斗争为工作重心的，乡村革命只是附属配合。就是四大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是工人运动。

第三，当时中共对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还未清楚认识到推翻中国军阀政权要靠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方可实现，而试图通过发动组织广大民众，然后或是召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直接行使国家中央政府权力，不承认现存的“军人政府”，实行所谓和平政变;或是“立起战争”，实行全民暴动，强制政权易手。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然是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斗争。认识不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然会影响到对农民运动重要性的认识。

第四，中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认识上还有反复，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认识不到位。会议仍然坚持“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前期侵略而崩溃”的观点。

第五，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理论掌握不够。

第六，中共领导层对农村的实际缺乏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农村了解不够。特别是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农民问题存在许多错误的认识，这对会议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第七，中共在农村的党组织很少。农村党员人数少，四大的代表来自农村的寥寥无几，来自农民党员的心声很低。

第八，党内领导人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严重，党内“个人独裁”现象的存在，影响了党内正确意见的表达。

第九，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间已存在的对立情绪，影响了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正确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对于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中共四大有了准确和明确的认识，这对于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推动中国革命的全局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这是中共四大在探索农民运动问题上作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但对于农民运动的方法即怎样进行农民运动，四大的认识还不十分符合实际，四大提出的关于农民运动的工作部署显然落后于革命运动的实际要求，是不能充分激发和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的。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探索既有历史性突破的伟大贡献，也有彻底的“革命性”方针的缺乏和措施的不足之处。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