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艾思奇

王淼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艾思奇2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内一位有名的青年哲学家。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毛泽东慕其名，经常约他到自己住处谈话，有时也到他住的窑洞看望。毛泽东说过：“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他是一个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一）

1940年之前，艾思奇曾在延安抗大二大队任过主任教员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年初，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这是根据当时中央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和计划成立的。由部长张闻天担任组长，领导全组学习；艾思奇担任指导员，负责写学习提纲，进行学习辅导，在讨论时作总结性发言，组员100人左右。

学习以自学为主，每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当年中宣部所在地的山脚下有个破旧的空马厩，每次开会，人们都自带小板凳或小马扎，把会场挤得满满的。经常发言的有朱德、张闻天、李维汉、徐特立、柯柏年、郭化若、莫文骅、董纯才等。发言不只是理论的探讨，还常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总司令、部长和一般干部都采取同志间平等的态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言时，别人可以自由插话或提问。艾思奇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地作笔记。他作总结性发言，有时讲得不够圆满，张闻天和别人也常插話补充、纠正或提问。艾思奇很谦虚，有时候他一下子答不出来，就说：“让我想一想，下次再谈。”这种自由讨论，使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获益匪浅。

（二）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他提出要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他主张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止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根据这个方针，7月，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中央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宣部，院长由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

中央研究院建院之初，艾思奇即被调任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全院设9个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计划规定，首先以研究“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为重点，按个人的特长和兴趣，也可以研究中国古代的和“五四”以前的。艾思奇以前研究哲学就注重“中国化和现实化”，在30年代发表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等论文。到中央研究院3个月以后，就发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一文，叙述了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批评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

研究工作只做了7个多月，就转入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过了几天，他又在中央办公楼三楼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到会的有20人左右，其中就有艾思奇。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书，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此为武器，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前者由副主任陈伯达负责，另有两个同志参加，后者由主任艾思奇负责。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参加的有20人之多，把分工的大部分摘录工作做好了，由艾思奇先进行核对、增删、分类编排，加上章节标题，交给陈伯达，由他再补充、加工，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又对编排作了些调整，对标题作了些修改。这本书就定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它对整风学习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些人认为这是当时读到的获益最大的一本哲学书。艾思奇为编这本书出了大力。

中央研究院是中宣部领导整风运动的试点单位。整风以前，院长张闻天已率领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一些农村市镇作调查研究，临走时把院长职务委托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罗迈）代理（李还兼中国教育和中国新闻两个研究室主任），因此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就由李维汉领导。整风的目的，本来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肃清其在党内的残余影响。主要对象本来是老干部，即当时中年一代的干部（如李维汉当时就是44岁）。但是，3月18日他在全院整风动员大会上讲话以后，在全院干部中（青年占74%）却发生一股极端民主化的歪风。李维汉提出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思想作风和全院每个人思想作风两个方面，而院中多数青年干部却主张只检查领导。李维汉提出院长、秘书长和各研究室主任为领导全院的整风和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另外再民主选举若干一般干部，而多数青年干部则反对，要求全体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彻底民主”。为了顺利地进行整风，不得不首先纠正这种偏向。就是先着重对新干部（青年研究人员，当时大多数20岁左右）进行反对极端民主化和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教育。

在纠偏及其后整风的过程中，大家都认真学习文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个研究室是一个整风小组。艾思奇是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又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参加小组学习。他带头学习文件，带头写学习心得，带头检查自己。当时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等，就是他学习笔记中的几篇。他不以哲学家和领导者自居，而是以真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态度待人，认真地、严格地、以身作则地进行自我反省，耐心地、热诚地、与人为善地对别人提出中肯的批评。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个同志检查自己，说他初到延安时，听到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觉得“肉麻”：革命队伍里不是人人平等嘛，为什么对领袖要高呼“万岁”呢？引起许多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有的检查自己也有过这种想法。艾思奇说，这位同志检查自己，就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大家不必再多批评。他又从政党、领袖和群众关系的原则上讲清道理，使大家心悦诚服，在整风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和风细雨、推诚相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的气氛。这中间艾思奇还向全院作了一次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传达报告，使大家对怎样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半年多的整风运动，很多同志都深深感到自己的世界观得到一次根本的改造。

（三）

在延安整风过程中，1942年4月，党中央决定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43年初，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任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同一时期调来的还有林默涵、温济泽等人。副刊部主任原来是丁玲，因为她要求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而调离。艾思奇调来之后，副刊部原来的同志有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张谔（美编）等，后又调来陈学昭、周立波、庄楝，再后又调来冯牧、杨思仲（陈涌）、白原等。同时在一起工作的有10人左右。

办公室人多，大家都只能小声说话，以保持安静。同志间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相互帮助，关系十分融洽。艾思奇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平等待人，遇事经常商量，从来不摆架子。初到报社时，整风学习还未结束，副刊部的整风由他领导，气氛还是和风细雨的。艾思奇审稿、改稿，还写了许多杂文，当时副刊上署名“崇基”的文章，就都是他写的。他还继续研究哲学，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的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长篇文章《〈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没有署名，也是艾思奇写的。

7月，延安突然刮起一场风暴。这是康生掀起的。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说什么延安“特务多如牛毛”，有大批日特、汉奸和国民党特务钻到我们党里、机关里来了。他要求各单位立即开展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

开头，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在博古领导下，对这个运动并不积极，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后来派人到康生直接试点的单位去学习，回来传授，乃是“逼、供、信”一套办法，由审问者提示、强迫受审者承认“失足”，不达目的不罢休。艾思奇对此大惑不解。

艾思奇是报社的学委会（领导整风审干）委员，他在学委会上直言反对这种逼、供、信的做法，并且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竟被撤销学委职务。温济泽是副刊部整风审干组长，也抵制这种做法。当时学委会指定要他们组审查的有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等4位同志，并要温济泽搬到舒群窑洞里和舒住在一起。舒群问温：“你是来监视我的吧？”温说，“你有什么问题，就如实说清楚，没有的问题也不要乱说。整风中我们不是刚学习过‘实事求是吗？”温对其他被审查者也是这样的态度，不逼供，不诱供，不用疲劳战术，晚上谈三四个钟头就睡觉。学委一位分工具体领导审干工作的同志问温：“别的组都查出了特务，为什么你们组一个还没有查出来？”温说：“你说某某是特务，请把证据告诉我。”这位同志勃然大怒：“把证据告诉你，还要你审查什么？”并拍桌问温：“你站到什么立場去了？”温答：“我站在党的立场，实事求是的立场。”过了几天，这位同志召开了全编辑部的党支部大会，宣布说：“现在全边区展开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至今还有一个‘白点，一个特务也抓不出来，这就是我们报社的副刊部。今天晚上要让大家看看有大特务包庇小特务。”温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是整艾思奇还是整他呢？接着，一个前几天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人（后来证明是被逼乱供的）大着嗓门说：“我要揭发温济泽。他有个叔叔叫温崇信，是西安附近宝鸡地区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在边区附近抓投奔边区的青年，把他的侄儿派到延安来搞破坏……”温听了火冒三丈，没等他说完，就大声严正申辩说：“我1938年初来到延安，第二天就到中央组织部谈了我做地下工作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以后又多次口头地书面地向统战部汇报过我与温崇信的关系和他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我被捕坐牢5年，在延安有十几个同狱难友曾经为我提供过证明，证明我立场坚定。现在怎么能把我也当成特务？”会场沉寂片刻，有两个同志不关痛痒地似乎被迫地说了几句要他“坦白”的话。那位主持会议的同志对着艾思奇说：“你是很了解温济泽的。你表个态吧！”艾思奇一下子说不出话，咳嗽了两声，慢吞吞地说：“我和温济泽相处多年，对他是了解的。他从来是个很温和的人。我想提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就是为什么今晚他发这么大的脾气？”那位主持会议的同志忙打断了艾的讲话，宣布散会。

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来，看到延安的抢救运动搞成这个样子，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了意见，说他领导大后方党的工作，很清楚大后方的情况，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打进我们党内和边区里来。他已经证明不少被打成“特务”的人是好同志。中央决定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对受冤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温济泽得以洗清嫌疑，出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党支部书记（原是支委兼小组长）。这次运动给艾思奇的刺激很大，他出现了高血压症状，并从此留下一个病根。

副刊部的工作很快恢复正常。1945年8月，艾思奇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温济泽任副刊主编。次年，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联合大改组。艾思奇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温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艾思奇仍任两个社编委会的委员，同时分工终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

1946年11月，全面内战爆发已经4个多月，为着准备对付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中央机关人员开始分批疏散。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疏散人员，由社长廖承志带队，首先疏散到延安东北百余里的瓦窑堡，后来又经过晋察冀边区到达晋冀鲁豫边区。艾思奇跟廖承志一起率队离开延安。两社只留下三四十人坚守工作。

（四）

1947年7月，分批分路撤出陕北的新华社人员，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脚的涉县西戍村汇合，恢复成立了新华总社。大家重相聚首，无不兴奋异常。而艾思奇则被中宣部调到北方大学，后又调到在河北建屏重新创办的马列学院任教，主讲社会发展史。马列学院于1949年迁到北京，1955年改为中央党校。艾思奇一直在该校任教。

全国解放后，温济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副总编辑，筹办社会科学讲座广播节目，第一门课程是社会发展史，他去约请艾思奇担任主讲。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从1951年3月开办了这个节目。艾思奇每星期到电台来录音1次，播放3次。那时候，全国各地能讲授这门课的教员还很少，中宣部就通知各地宣传部组织干部收听。总计各地收听社会发展史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这是当时全国一个最大的课堂。各地各单位还组织讨论，电台负责辅导和解答问题。最后，电台把艾思奇的讲稿编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00多万册。30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曾引导几十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50年代，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还有他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又帮助更多的人树立和坚定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决心。

1966年艾思奇逝世以后，毛泽东在艾思奇治丧委员会送审的悼词稿上亲笔加了“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周扬在1980年为《艾思奇文集》写的序中说：“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光辉战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面，贡献很大……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这些话都可以作为对艾思奇的盖棺定论。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