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红军路 热血巾帼魂

谢太平

英勇壮观、举世无双而又艰苦卓绝的长征距今已有80余年了，我的母亲作为这一历史壮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在世时经常跟我谈起那些枪林弹雨、凄风苦雨的日子。每当回忆母亲，我便想起她那段红军历程……

参加红军和妇女运动

我的母亲王秀英出生于四川古城旺苍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王万升、母亲李家女，家中兄弟姊妹5人。苦于饥饿，外公忍痛把母亲和她的小妹王翠华送给邻县人家做了童养媳，两个弟弟王松坤和王松忠也四散逃生去了，不久父母积劳成疾相继去世。

1932年10月初，母亲的家乡来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人们传说叫红军，说是穷人的队伍。起初母亲并不了解红军，但是看到红军斗地主，分田产、分财物给穷人，生活中处处帮助老百姓时，母亲逐渐明白只要有红军在，老百姓就能有好日子过。怀着简单的思想和质朴的感情，母亲不顾家人的疑虑和反对，毅然参加了从鄂豫皖入川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穿上了土灰色军装，从此走上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道路。

母亲参军后不久，在部队的一次集中行军中碰巧遇到了大弟王松坤，才得知他在离家后参加了红三十军，一直在主力作战部队。后来却再也未谋面，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解放后，母亲通过家乡政府和总政治部多方查询，仍无下落。母亲一生中为此感念、痛苦了许久。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积极展开强大、广泛的政治宣传，筹办穷人自己的政权和农会组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迫于严峻的敌情态势，为了完成扩大红军、补充兵员的任务，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

母亲当时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当战士，每天的工作就是宣传闹革命、动员十里八乡的劳苦大众拥护红军、支援红军、参加红军，并对每一个人做基本的了解、审查。

通、南、巴一带的穷人早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解放就如同一把干柴，一点火星就迅速燃成熊熊大火。经过宣传动员，很多贫苦出身的农民都勇敢地参加了红军。红军所到之处，就出现一片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彻底翻身解放的沸腾景象。部队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凡是红军进驻的地方，都建立了中华临时苏维埃政权和乡政府，成立了赤卫队，并用缴获的物资武装了群众。

最让母亲激动、印象深刻的是解放妇女的运动。在旧社会里妇女没有地位，除了受地主老财的欺凌压迫之外，还要遭受丈夫的威胁、歧视和随意打骂。四川的军阀们为了敛财，强令人民种植鸦片，竟使大部分男人吸毒成瘾，丧失了劳动能力。川北流传一句俗话：“要吃巴山饭，婆娘打前站。”因而许多十一二岁甚至七八岁的小姑娘被迫给人当童养媳。买卖幼女、少女做童养媳在四川十分普遍。母亲说：“参加红军的女战士里，60%的人都当过童养媳。”

军委总部和川陕省委在扩红运动中十分重视妇女，并指示必须尽快把妇女动员组织起来。母亲和战友们按照上级的命令走村串乡，挨家挨户宣讲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说明红军是为穷人求解放谋利益的军队，红军内部自由平等、官兵一致、尊重妇女等。红军用唱歌、演戏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提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同志平等。”母亲是当地人，一身军装，齐耳短发，腰带绑腿一扎更加显得英俊威武。她身边天天围着一大群大姑娘、小媳妇不停地问这问那，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母亲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犹豫不决、等待观望的妇女，只有参加红军干革命才是妇女彻底翻身解放的唯一出路。

红军在长赤、旺苍、南江县一带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并且首先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以解决妇女的衣食住行及组织训练等方面的问题。苏区开展戒烟运动，妇女们作为受害者坚决支持拥护。“我们带领一些妇女上街收缴大烟，查封烟馆并捣毁烟灯、烟具，还把那些顽固的大烟鬼捆绑起来，强制戒烟。”母亲一脸神气地说道。这些工作扎实有效，深得人心。很快，一大批妇女争先恐后、不顾一切地报名参加红军。有的不够条件却死磨硬缠跟着红军队伍转了好几天；有的背着干粮、水袋从几百里以外的大山里赶来要求参军；有的甚至拉来丈夫夫妻双双参军；还有些童养媳割断捆绑自己的绳子，砸烂门窗，冲破家人的禁锢跑来参军。母亲说：“我在南江、长赤、广元一带搞了半年的扩红宣传工作，妇女们的热情空前高涨，每天都有近百名的妇女报名参军。那种场面，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感人至深呐。”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入川时的2万余人，至1933年8月已发展为拥有5个军8万多人的规模，成功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对于抵抗国民党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作战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成立妇女独立营

在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中，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是最多的。在残酷的战争中，她们同男人一样历经危难、英勇顽强、殊死战斗、流血牺牲，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篇章。

1933年2月，随着女战士的增多和不断集中，根据上级指示，妇女独立营在长赤县一个学校的广场上率先成立。营长陶万荣，政委曾广澜。下辖4个连，约500多人。

妇女独立营的成立是件新鲜事，成立仪式很隆重。苏区周围来了成千上万的群众，以女人居多，热闹非凡。女战士们穿着新军装，束着腰带、打着绑腿，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4人一排的队伍甩出百十米远。红四方面军主席张国焘特地赶来参加仪式，讲话并亲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军旗。

此时，母亲也从保卫局革命法庭调到独立营二连一排任班长，在二连的还有：刘丽清、邬先碧、吕氏炳、李敏、吴朝祥、陈再茹、贺林声、张明、何莲芝、谢元珍、岳芬芳、钱家华、王海明、李秀英、赵明光、丁桂等同志。

独立营一成立就马上投入军事训练，女战士们着重队列训练、跑步爬山、射击瞄准和投手榴弹等基础科目。学习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进入战斗，并组织小分队进行实战、对抗等军事演习。每天强度都很大。一些缠过足的女战士训练起来特别吃力，变了形的脚骨趾张不开，脚磨破流的血把鞋子都浸湿了仍不肯休息。经过一个月快速紧张的整训、学习，女战士们的军政素质和阶级觉悟都获得了提高，精神振奋、面貌一新，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四川的军阀们不了解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生怕红军来夺取、占领他们的地盘，影响他们对地方的统治，加之蒋介石威逼利诱，处处与红军为敌。地方的土匪武装也十分强悍，经常攻击、袭扰红军，大大小小的战斗时有发生。

不久，独立营保卫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时在竹子坝与国民党田颂尧部队的一个团遭遇，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临危不惧、根据地形从容果断地布阵，迅速占领制高点，设伏御敌。第一轮猛烈的火力一下子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死伤大半。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红军，随即后撤，与独立营形成对峙。张琴秋考虑不能和敌人硬拼，应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女战士们用四川方言向敌人喊话动员：“白军兄弟们，我们是红军，红军要打日本鬼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为你们的长官卖命了，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大家一起来抗日。”

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被抓来的穷苦老百姓，当兵就是混口饭吃，本来也没心思打仗。现在又听到喊话的净是些女人，谁家没有婆娘姐妹？有的士兵开始动摇了。这时，敌团长下令开枪，士兵们却谁也不动，敌团长恼羞成怒，当场枪毙了两名士兵。这一来激怒了所有士兵，队伍顿时大乱，士兵们都掉转枪口对准了军官，吵骂声不绝。趁此机会，张琴秋带领妇女独立营冲进敌人阵地，打死了几个负隅顽抗的家伙，其余的敌人包括团长在内全都做了俘虏。这一仗，缴获了敌人很多枪支弹药及军需品。独立营无一伤亡！她们特别兴奋的是分配到了不少枪支弹药和3挺机关枪，换下了手中的梭标大刀。有了好武器，她们打仗的劲头更足了。

关于这次战斗，四川和上海的报刊曾以“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为题进行了报道并广为流传。从此，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声名大振！

这是母亲第一次参加战斗，真刀真枪地与几百名敌人对阵，开始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可是一旦枪声响起、杀声震天时，浑身就立刻充满了力量，随着人群勇敢地冲入敌阵。母亲感慨地说：“人就是这样在战斗中练就了无畏和胆量。”

独立团在战斗中发展成长

1934年初，妇女参加红军的越来越多。正值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之命向我红军发起六路围攻，为了加强同白匪作战的力量，由总部批准，于3月初在旺苍坝将独立营扩编成妇女独立团，全团共约3000多人。曾广澜担任团长，张琴秋兼任政委，陶万荣任参谋长兼一营营长。母亲被编入一营二连，仍担任班长。

独立团同主力部队一样，在反围攻的战斗中，直接参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平时则执行打土匪、侦察搜索、清扫战场、运输粮食弹药、转送伤员、维护后方治安、医疗救护、打草鞋、做军服、造币纸、架桥梁等艰苦而繁重的战勤任务，往往都是超负荷工作。毛主席在延安谈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时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妇女团为一支“全能部队”。

妇女独立团除少数领导是中央红军派遣来的外，绝大多数是四川妇女，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战争对女性往往是很残酷的。女战士们没时间打扮自己，就连洗澡都很不容易、很奢侈。为方便训练和打仗，女战士们用30公分宽的长布将自己正在发育的胸部紧紧地裹起来，不显女性体征。女战士们还个个剪成齐耳短发，经历几次战斗后甚至一律剃成了光头。这样做一是为了隐蔽女性身份、迷惑敌人，二是头部负伤时避免头发感染伤口，便于包扎、愈合。当时川陕苏区还流传一首歌谣：“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母亲76岁时还能清楚地哼唱给我听，可见她对那段红军岁月记忆犹新。

1934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军阀刘湘指挥军队分六路进攻红四方面军，我军将主力调往东线，集中力量吃掉刘湘主力郝耀庭部，西线则由地方部队和妇女独立团扼守。

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铺子岭事先构筑好的工事里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敌人碰了几次壁，以为是咬住了红军主力部队，于是投入全部兵力，抬出重武器，轮番攻击。后来敌军官发现阵地上都是女红军时，顿时气得嗷嗷直叫，变得更加疯狂。在悬赏大洋加俘虏女红军做老婆的刺激下，匪兵们不顾一切地往上冲。这时，独立团的弹药几乎打光了，人员伤亡过半。母亲所在的二连能战斗的仅剩17人，她们抱定牺牲的决心，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危急时刻，红三十一军的部队赶来增援，配合妇女团将敌人全部歼灭。这次战斗中，妇女团不畏强敌，坚守阵地，勇敢作战，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红四方面军总部颁发给妇女团一面奖旗。

母亲曾自豪地说：“我们女兵具有极强的战斗意志，是很能打仗的，一点不比男同志差。如果弹药充足的话，我们能够单独进行大的战斗。”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部署了30万重兵对我川陕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根据总部指示，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由张琴秋担任师长。全师共两个团近8000人，仅旺苍县籍的女兵就多达4500余人。母亲被编入第二团。

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妇女武装部队已达到鼎盛时期。经过两年无数次战斗，妇女独立师已是红军中的一支劲旅，以吃苦耐劳、英勇善战、独树一帜而威名远扬。

母亲所在的二团在旺苍坝的一次战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旺苍坝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总供给站和总医院驻扎地，红军得到情报，军阀田颂尧一个旅要来围攻。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为了不让伤员和我军物资落入敌手，师部命令妇女独立二团在最短时间内紧急抢运物资，转移伤员到永宁铺。

接受任务后，二团立刻行动起来。大家上山砍青杠木做抬杆，割粗壮的葛藤编网子，自制担架和篾筐。在运送时需要途经200多里的山路，行走艰难。女战士们昼夜往返抢运，那时部队没有小车，也没有牲口，粮食和机器等军需物资都由女战士肩挑背扛。最困难的是运送几百名伤员，翻山越岭，坡陡路滑，稍有不慎就会摔下山崖。山上到处都是矮小的荆棘，长满了尖而粗的刺。为了不扎到伤员，女战士们两人一组把伤员夹扶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荆棘，女战士们的军装被刺划破，皮肉被划开一道道的血口子，来回两趟衣服已破得不能穿了，但她们没有一句怨言。抬担架上山，遇到落差很大的岩石坡路时，为了减少伤病员的痛苦，女战士们就跪在地上一步一步挪，双膝都磨破了，鲜血染红了军裤和绑腿，她们硬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个名叫李桂花的女战士为了保护伤员而失足掉进了山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晚年的母亲只要忆起她们，都会唏嘘动情、双泪长流。

二团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这次转移物资的艰巨任务。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全部安全脱险。由于军情紧急，敌军迫近，二团来不及休整，又立刻投入旺苍防御战斗。

雪山草地剪影

1935年3月29日晚，红四方面军结束了在四川地域同白匪的周旋作战。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全军分三路西渡嘉陵江，开始了一路打、一路走的艰苦长征。

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本应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向北进军。但是张国焘野心膨胀，觊觎军权，一再对抗党中央，强令部队反向南下。结果红四方面军走了几个来回，依然在雪山草地里消耗着自己。经过几次战斗后部队损失惨重，锐减过半。母亲每每提起，总是泪眼汪汪地说道：“真是害苦了我们的部队，害惨了我们的战士。”

如果说红军长征历经了千辛万苦，那么爬雪山、过草地则是这苦中的极致。

6月份，红四方面军先后翻越了两座大雪山——党岭山和夹金山。两座雪山海拔均在4000多公尺，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6月天仍大雪弥漫，寒风刺骨，攀登起来十分困难。有时一天当中竟先后经历大风、大雨、大雪、大冰雹的奇特气象。因衣履单薄，大家冻得浑身发抖，手脚僵硬。只能嚼几个辣椒、姜片生热驱寒。恶劣的气候夺去许多女战士的生命，有的同志掉进雪窝里就再未爬出来，一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也在这里停止了呼吸。尽管又累又饿又冷，但谁也不敢停下来坐坐，停下来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就这样，大家你拉我扯，互相牵扶，互相鼓励着爬过了这两座山。由于长时间视野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大部分同志都患了雪盲，又无药医治，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一个牵一个的衣服和背包摸索而行。之后部队又陆续翻越了梦笔山、仓德山、打鼓山等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

部队准备过草地前，妇女独立师的一项最主要最艰巨的任务是筹集粮食。在马尔康、大藏寺一带休整时，母亲所在的连队组成了筹粮队，规定每人每天筹粮四五十斤。可在藏族地区，藏民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在反动土司的带领下专门与红军作对，实行道路封锁、牛羊赶光、粮食藏匿、水里放毒等恶毒伎俩。那时青稞刚刚收完，加之敌人躲在暗地里放冷枪，几天下来部队负伤牺牲了几个同志。一天，母亲和战友们在一片山坡上发现了一些迟收的青稞，便马上组织抢割，但手里除了几把剪刀外没任何工具，大家就用手拔。为防敌突袭，大家一面抢收一面派出小股部队化装成藏族妇女监视敌情。回到营地，把青稞搓出来再用锅炒干，揉掉外壳装进袋子。她们手上搓破了皮，流了血用布包一下再接着干。得到这点粮食要费多少心血啊！简直是用生命去换的呀！在藏族地区，必须时时提防敌人的骚扰，尤其是国民党骑兵及反动藏民往往会追杀个别掉队的红军战士，行军中掉了队，极少有活着回来的。

长征中最苦的要数过草地了。母亲回忆：“由于我们的粮食不足，第一次没能过得去，第二次走过草地后，到达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源、补给都十分困难。张国焘意图分裂另立中央，向部队发出南下命令，提出‘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宁向南走一天，不向北走一千的口号，对于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是很大的诱惑。这样我们又半途折回。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又第三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时间最长，路程最远，但由于是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士气十分高涨，都以极大的忍耐和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草地。草地之苦把所有的干部战士都走怕了！”

草地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水草滩，野兽绝迹、荒无人烟，老远看去大雾腾腾。草底下是腐臭的淤泥和沼泽地，人掉下去就会被泥水淹没。天气多变，风雨无常。红四方面军几经折返，部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个个都是破衣烂衫，人人都成了裹着一层皮的骨头架子，面临着冻和饿的严峻考验。粮食消耗殆尽后，凡是动物皮做的东西，如皮鞋、皮带、皮包、皮绳、皮枪套等都拿来吃了，甚至从前面部队留下来的人、畜粪便里提取未消化的整粒麦粒、玉米洗洗后煮了吃。为了生存，连草根树皮都得吃，不少战士误吃毒草身亡，行军中总是看到有人不明不白地倒下。

三次往返草地，母亲看得最多的是牺牲战士的尸体，遍地都是。他们有的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一起倒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死前仍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身旁有用手指挖出的长长的沟痕；有的嘴里紧紧咬着空瘪的干粮袋死去，睁着双眼望着大部队远去的北方；还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担架还压在她们的肩上。

伤病员是最惨的，没有药品、盐巴，也没有固定的医院、救护站，更没有干净的水源和任何有效措施。一些伤员的伤口生蛆、腐烂，以至一块块地烂掉……医护人员束手无策，悲惨情景触目惊心！母亲伤心地说：“那些伤员疼痛难忍、绝望惨叫的情形和求生的眼神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最后一批北上时，部队虽在康北地区进行了近5个月的休整和补充，但由于生活困苦，药品缺乏，仍有很多伤病员不能随队行动。母亲痛苦地回忆：自离开根据地后连续转战而无法休整，部队官兵中大面积流行伤寒痢疾，再加上甘孜藏区气候寒冷，患病人数急剧增加，红军不得不把大批的伤病员留在西康藏区就地安置。主要集中在甘孜、道孚、芦霍三县，总数3000余人。妇女二团也有几十人留下。当地群众、政府给了这些红军伤病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保护。

沿途敌人追得紧，部队轻装简行，把个人的财物统统扔掉，只背着枪支等重要物资。母亲一直背着装药品的大木箱，露天宿营时没有一点可铺盖的东西和可换洗的衣服，下雨浑身淋得透湿，晚上只能头搭膝盖蜷作一团休息，白天行军负重出汗衣服也是透湿，从此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

快出草地那几日最令母亲难忘，因为她偏偏在这时得了伤寒，整整一个星期发高烧，连水都喝不下去，已是气息奄奄无力动弹了，便对班长说：“你们丢下我走吧，不要管我了。” 可班长鼓励母亲坚持到底。班长问母亲想吃点什么，母亲昏沉沉地说：“想吃点面糊糊，有吗？”班长跑到粮秣处好不容易才得到一小撮炒面，给母亲熬了一碗清汤面糊。母亲吃下去后，第二天体力才略微恢复。在大家的搀扶下，母亲咬紧牙关最后走出了草地。在性命悠关的时刻，母亲真正感到了革命军队的温暖和力量。

在部队进入甘肃南部腊子口时，母亲经历了到延安前的最后一场险恶、激烈的战斗。

腊子口，藏语之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东北方向90公里处，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重要隘口，号称甘川古道的“咽喉”。整个峡口仅30米宽，中间还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为腊子沟，地势险峻陡峭。

1936年8月9日拂晓，当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前卫部队冲过腊子口防线后，妇女独立二团护卫机关、后勤人员和500多名伤病员沿新堡三岔沟向临洮方向行进。谁知从三岔沟的一端突然冲出100多名反动藏族骑兵和国民党一个营的步兵，横在红军部队前面。母亲所在的连队受命担任阻击，连长向翠花将3个排的女兵分布在敌人的正面和侧面，利用有利地形据守。副连长谭怀敏对战士们高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是死在这里，也绝不能让敌人冲过去！”但敌人依靠骑兵优势，成片地向我军阵地压来。母亲灵机一动，大声喊道：“骑兵跑得快，我们先打骑兵。”一排齐射后，冲在前面的骑兵纷纷落马。几个回合下来，阵地前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很快，女战士们的弹药打光了，她们拔出刺刀，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近身肉搏。多年后，母亲回忆起这次战斗仍感慨地说：“女兵们全都杀红了眼，她们用枪托打、用石头砸、连掐带咬。”当时，一个被俘的敌兵说：“从没见过这样勇猛、不要命的女人。”这次战斗最终打退了敌人，但母亲所在的连队有80多人牺牲，10多人负伤。她们在长征胜利结束的前夜，长眠于腊子口。

关于西征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经总政治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整个红军长征途中翻过的雪山多达13座，往返三次蹚过水草地，饱受炼狱般的煎熬。然而红四方面军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在“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物资援助”的口号下，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开始了极其悲壮、惨烈的西征之行。

妇女独立师在长征大会师后缩编为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母亲那时也被编进西路军妇女团，随队西征。

1936年10月25日晚上，月黑星稀。在甘肃靖远的虎豹口黄河滩，红四方面军全军抢渡黄河。

妇女团从河岸急速奔至指定的渡河区域，分批蹚过浅水滩，再乘船和羊皮筏。母亲身上除枪支、子弹袋、手榴弹袋外，还背着一个装有医药用品的木箱。河水刚刚淹没脚踝时走得太快，不慎踩滑，将脚划破并扭伤，肿起了老高，疼痛难忍。张琴秋和王泉媛看过母亲的伤势后，命令母亲暂不过河，留下来养伤。因此，母亲幸免于难。

红四方面军正在渡河时，国民党关麟征部一个精锐师从南侧猛冲过来，枪炮齐放，像一把刀把渡河部队斩成两截。这样，没来得及渡河的张国焘、朱德以及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被阻隔在黄河东岸。已经渡过黄河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妇女独立团以及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等21800名红军战士踏上了转战河西走廊的征途，开始了与装备精良而又凶狠、残暴、强悍的西北马家军骑兵的殊死搏战。黄河天堑使西路军最终走上孤军奋战之路，给后人留下一曲令人沉闷而又壮怀激烈、感天动地的悲歌。

听到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妇女独立团全军覆没，姐妹们一部被俘、大部牺牲的悲惨消息后，已在延安的母亲忍不住放声痛哭。

妇女独立团有一个女战士也叫王秀英，随部队渡过黄河。为了掩护西路军总指挥部安全撤退，妇女团在祁连山腹地梨园口进行了惨烈的阻击战，女兵大半牺牲。石窝分兵后，部队整体被马家军分割打散。这个王秀英跟着王泉媛一起被俘，几经磨难于1939年3月逃出匪窟，然而在去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掩护王泉媛而英勇牺牲。解放后，很多健在的原妇女团战士都误认为牺牲的是我的母亲。2006年，我同王定国老妈妈说起此事，她才一拍大腿，庆幸地说：“噢，原来是没过河的王秀英呀，你妈妈是幸运的！”

永世怀念

回顾往事，年少的母亲刚参军时对革命理想懵懵懂懂，只晓得去努力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及在重任面前不退缩，在敌人面前敢拼命。在红军队伍中，母亲通过学文化懂得了革命道理，学会了做群众宣传工作，并慢慢了解了一个红军战士的责任和历史使命，而长征又给了母亲特殊的磨炼和力量。

1937年5月母亲在延安云阳县由王玉莲、唐桂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指派到延安八路军通信学校红军班受训，后又调入军委卫生部边区医院和中央警备团工作。一直在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担负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光荣任务，直到离休。

母亲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川籍妇女，但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红军战士。她最爱看的是《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祁连山的回响》等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老电影。她常常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长征中的万水千山，不会忘记牺牲了的战友。每当看到银幕上、舞台上出现红军女战士的形象时，都会令我清晰地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年代而激动不已。”

1957年6月18日，根据国防部第88号命令，母亲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一枚，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三级“解放”勋章一枚。母亲用双手抚拭着亮闪闪、光灿灿的勋章平静地对我说：“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勋章，而是无数烈士们鲜血的结晶。是成千上万红军战士血肉之躯的合成！”

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已经83岁的母亲收到请柬后心情非常激动，她没有乘车前往，而是从住地徒步12公里走到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个老红军战士，母亲以她特殊的方式来纪念长征的伟大胜利。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母亲的红军之心永远年轻不老，红军之情永远淳厚、浓烈似火。

漫漫长征路，悠悠80载。今天，红军作为开国之军虽已不是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唯一注释，但它在人类历史上已留下深深的痕迹，牢牢镶嵌在国旗、国歌中，并将穿越时空流传下去。希望我们的后世子孙，永远传承红色基因，记住那些风骨擎天、意志穿岩的红军战士！记住那些英勇的女性，那些早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勇献身的伟大母亲！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