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曲折中走向胜利

王立华

编者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中国革命面临重大抉择关头的一次绝地重生，其历程艰难曲折、跌宕起伏。为争取光明的革命前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以坚韧不拔、积极昂扬的战斗精神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两年间，他们克服难以想象之困难，战胜世间罕见之挑战，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最终胜利会师陕北，谱写了开天辟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将军事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抗日战略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将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前沿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自身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并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系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品质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和升华，将长征变成了党和红军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其历久弥新，必定薪火相传。长征精神已经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引领着中国人民在未来战胜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艰难险阻，铸就中华民族更大的辉煌。

为此，我刊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特推出一批史论扎实、考究细致、感触深切的真实再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文章，以飨读者。回望过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次次波澜壮阔的新长征，取得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过不断的艰辛探索，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比起80多年前那场远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更长、更艰苦，更需要我们继续弘扬长征精神，坚定中国道路，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共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前经历过多次大落大起，尤其是在长征前的一落最惨。一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二是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四是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几乎经受了所能想到的所有挑战，终于战胜所有对手，扫除了一切阻力，最后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一、走出困境的历史回顾

（一）取得巨大胜利后陷入逆境

毛泽东从井冈山上下来后，在赣南闽西（瑞金）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

第一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我以4万打10万，歼敌13000多人，活捉敌纵队司令张辉瓒。蒋介石仰天长叹：“呜呼石侯，魂兮归来！”毛主席填《渔家傲》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我以3万打20万，半个月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多。蒋介石在南昌大骂何应钦无能，而且骂完后痛哭失声。毛主席又填《渔家傲》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敌人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由蒋介石亲自挂帅，叫嚣要“三个月消灭红军”，而我以3万打30万，歼敌3万多人，迫使蒋介石通电下野。还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使国民党二十六军17000多人战场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发展到6万多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就决定了所有不同意这种想法的人都被当作党内的“异类”。而毛泽东要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要《反对本本主义》，因此，他迎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一免军职。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也称赣南会议）上，指责毛泽东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人甚至骂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就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与此同时，“三人团”决定，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的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任弼时的说法，就是“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周恩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自然成为极少数。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会后毛又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13个警卫员到离瑞金二三十里的华东山，住在山顶上一个古庙里休养。endprint

三免工作。毛泽东在华东山养病时，红军组织打赣州，打了33天，伤亡了3000多人，不但未打下，还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无奈之下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毛连夜冒雨赶往前线，边走边指挥部署，使被围部队很快脱险。此后，毛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职务，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还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很坚决。于是，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还要把毛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来提议必要时还要毛到前方助理，但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兼任。毛不服气，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就这样，“左”倾中央连毛“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实际是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

四肃影响。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就与他讲起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罗听后大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的指示，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进入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罗向他汇报工作，说正在按照毛的指示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打断不听了。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说：“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他进入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批“罗明路线”，后来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邓即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这些人因被认为是“毛派”都被撤职。随后，为肃清毛泽东的影响，其亲属也受牵累遭打击，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贺敏学被免去师长职务，贺怡（毛泽覃妻）被免去瑞金县组织部副部长职务。后来，因共产国际干涉，才让毛泽东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免去，改由张闻天担任，毛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如何开展乡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能去照顾他，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了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二）在生死存亡关头抓住转机

排挤掉毛泽东后，由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兵折将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辛苦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举措，最后在遵义会议上赢得大家的衷心拥护，挽救了党和红军。

一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也都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后来都成了毛的坚定支持者。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曾站出来为毛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并逐渐成为毛最坚定的拥戴者。再争取的是张闻天。他是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他开始也曾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共鸣点越来越多，张逐渐接受毛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1、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是长征开始前毛取得的一个小胜利，但由此就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一致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甚至有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2、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损失近3.8万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1、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北行与贺龙等会合。毛泽东提出往西走，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因蒋介石已判明李德他们的意图而在前面布下重兵，不能让红军钻到蒋的口袋里送死。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战后难受得差点要自杀且正六神无主，所以也没有否定，最后多数通过毛的提议，否定了李德的意见，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2、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到贵州黎平后，博古他们还要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与周恩来用英语大吵大闹。周恩来与李德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后也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周恩来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3、猴场会议否定了 “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李德在这里又提出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endprint

四是遵义会议获得支持。前面三个回合后，内部还是争论很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稼祥对毛泽东提出，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和博古轰下来。毛泽东说，就我们两个人，开得起来吗？要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并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对张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张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接着，王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得到周的支持。王又找到其他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义开会。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参会的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部队领导7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列席会议3人（李德、邓小平、伍修权）。开会时，在会场靠门口处给李德放了一张椅子，让他处在旁听乃至受审的位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再由周恩来作副报告。随后，张闻天首先发言，彻底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深刻透彻地讲了近两个小时，并提议其他问题暂不争论，应该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虽然当时的稿子和记录都没有留下来，但主要思想后来由毛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王稼祥接着发言，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说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毛领导红军。当时朱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是排名第三的政治局常委、“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们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会议开了3天，决定选毛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但周仍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时，虽然博古尚未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成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全党的领导核心。所以说，遵义会议的意义极为重大，地位极为重要，它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从低谷中崛起的标志，从这里开始全党全军在毛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成为领导核心后战胜挑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分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许多问题还未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一是来自失败者幸灾乐祸的挑战。毛泽东领导红军后，大家都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却给打败了。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复出后的第一仗，毛亲自指挥，周、朱在一旁协助，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的黔军“双枪（步枪和大烟枪）兵”，结果一交手才发现，对方是川军1万多人，且大批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部队打得非常艰难被动。在紧要关头，朱德请求亲率陈赓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他对毛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后也仅仅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撤下来。原定从这里北上入川，这个计划实现不了，只好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打击很大，他直到晚年都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遵义会议反毛的有3个：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团中央书记凯丰，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更为严峻的是，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让毛领导的呼声也跌落下来。土城战役后没几天，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说咱们都指挥不了，还是让老毛指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说当然是毛主席指挥。毛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博古听说交给同学，才把内装印章、文件和记录等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较痛快地交出来。3天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说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中。

二是来自领导层多数人不理解的挑战。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用5天时间歼敌2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多人，俘虏3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此胜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5天后张闻天、周恩来提议，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正式恢复了毛的军职。但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第6天）又被摘了下来。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张闻天看后决定开会讨论，朱德首先发言认为林、聂的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主持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毛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就让大家表决，结果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同时做出撤销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开完会后，毛回到住处睡不着觉，因为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灯笼去周恩来住处，劝周暂缓发出作战命令，想一想再做决定。正好周刚收到一份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受了毛的意见，次日早晨开会说服了大家。同时也恢复了毛的职务。吸取此教训，毛泽东建议不能再由那么多人搞集体指挥，军情瞬息万变，军事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权力必须高度集中，还要成立一个几人小组。张闻天也觉得有理，就把毛的建议交给大家讨论，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的角色变换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核心决策者了。endprint

三是来自下级得力战将不服气的挑战。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回答蒙哥马利：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通过这一仗，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却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个突出代表。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后，红军在四川会理城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彪的信说毛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个人指挥，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理由是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部队会被拖垮。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为了解决这封信反映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会上毛严厉批评林写信是受彭鼓动的，没直接批评张闻天（直到延安后才说他，当时严重政治动摇），对林则是解释多于批评。林说自己是心里烦躁，没等说完毛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批评矛头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朱都支持毛，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继续在毛的领导下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是来自实力派分庭抗礼的挑战。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2万多人，穿得破破烂烂，领导干部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干部还有个菜盒子，三军团连菜盒子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非常整齐，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老资格，他依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发生战略方向分歧，要南下不要北上，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张闻天跟毛泽东商量，要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毛说那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考虑来考虑去，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这个职务是周恩来从团结大局出发让出来的。张当上总政委后还不满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此前政治局成员共8人），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电报被叶剑英截获后，毛泽东被迫无奈带部分红军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陕北时还剩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临时中央”。怎样战胜这个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天无绝人之路，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就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正在找中央，他几乎与中央红军同时到陕北。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带来了上级最新精神和密电码本，沟通了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工作。共产国际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主要任务，中央到陕北后与张学良达成默契等，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万多部队只剩3万多，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跟他了。半年后（1936年6月），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张国焘到延安后当边区政府代主席，没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趁祭奠黄帝陵时逃跑叛党，当时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五是来自钦差大臣争夺领导权的挑战。在克服了张国焘分裂党的危机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的挑战。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挑起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有什么优势？他曾在向忠发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因形势紧张，他把位置让给博古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系非同一般；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主要是让他纠正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等主张。既是中共的老领导又是钦差大臣，他一回来就召开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主张，实际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公开批评毛“独立自主”和“游击战”的主张。这使毛再次处于困境，党内绝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转的口气认同毛的观点，按毛的说法当时自己“是孤立的”。张闻天在会上提出，不愿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不支持，所以在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长，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王明、康生、陈云增补为书记处书记。还决定马上召开党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报告，而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人物才能在党代会上作报告。好在当时蒋介石急于请王明到武汉去谈谈，以周恩来、王明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武汉，中央整个工作还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还是执行毛的方针政策。而王明去武汉后就不想回来了，周恩来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自己当副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分局，也听王指挥）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推行他那一套右倾的东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维汉去看望他，毛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已是毛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王稼祥一起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大家，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还拨出30万美元让王稼祥回国转交给中共中央。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华北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就发展到18万多，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的项英也听他的，在南方却处处碰壁根本发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这样的事实，也在客观上使大家认清了谁是谁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至11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了毛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为首，但毛还是让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土地革命战争中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因对此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和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都由毛任主席，在书记处范围毛有最后决定之权。从而完成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时遵义会议已过去8年。endprint

二、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方法论：“四不”

在人生和事业遇到挫折，处在低谷和逆境时怎么办？从伟人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以下带根本性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不消极对待。在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后，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人就消极了，有的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怎么做的呢？周回忆说，在撤销毛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被置之不理却没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听。毛自己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直到1957年，毛还非常感慨地对曾志回忆：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其中的思想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二是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乃至创造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形势是自己营造的。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如果不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而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情况下坚决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对博古、李德义愤填膺时及时组织遵义会议；如果不是在长征路上逐个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举手表决20多人同意他重新领导军队；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巧妙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去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等，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留有余地、着眼长远。在遵义会议上他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些时间，其中有寓意深远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他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负责），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北上时陈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曾最排挤毛的李德抢上去抱住李特，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毛。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他从团结四方面军干部的角度，坚持不开除张国焘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犯的错误，给他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能比较好地解决他的问题。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来到陕北时，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讲毛泽东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前去迎接，向他介绍情况；还指示林彪率所有红军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体面面地与中央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并未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相后发话，迫使王明最后低头服输。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9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张自己都认为不适合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早年曾说：“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晚年经常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坚守自己的信念，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有机会就再三提出来。刚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当意见没被大家接受时毛主席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和忍耐性，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二）本体论：“两对”

所谓本体，本是哲学名词，这里是讲战胜逆境走出困境对主体、自我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endprint

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非常注重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他的著作中，有专门论述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文章，还有大量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刚上井冈山时，他在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受此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对战士们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他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还是要调查研究。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办法时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一样。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了很多地方，才做出如何包抄敌人的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会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多次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规律论：“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哪些规律呢？

第一，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揭示的根本道理。说到底就是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这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万事万物相辅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落大起，百炼成钢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学的根本性思想。我们的祖国近代以来多灾多难、任人宰割，几近亡国灭种，这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通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几代人的奋斗创造了今日的辉煌。从我们党的领袖成长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个道理。毛泽东发展三落三起，历尽极为曲折的磨难，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邓小平也是三次大落大起，但坚持到最后，终成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当事人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的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责编 孟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