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中的娘子军

梁正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曾说：“苏联有个工人师，中国有个工卫旅。”称赞它敢打、敢拼，具有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作风。这支部队就是在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组建的山西新军之一工人武装自卫旅。而其中一支近百人的娘子军，至今却鲜为人知。笔者现将多年抢救的资料，略作整理，简述这支娘子军的动人事迹。

阶级仇、民族恨，迫使她们从军

1936年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东征到山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9月，一些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在阎锡山支持下，组建了官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下称牺盟会）。10月后，薄一波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并改组牺盟会，牺盟会实际已成为中共所控制的抗日团体。牺盟会会员深入厂矿、农村宣传“不愿做奴隶、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联合起来、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并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牺盟会中的女干部常到工人家讲工人要解放的道理，抗日救亡运动在山西兴起。

此后，全国有22个省、市的4500名爱国青年（内有华侨、秘密的中共党员）云集太原进入牺盟会开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训练团及妇女运动训练班（妇训班训练期满后分赴农村做妇运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中国，9月上旬已将战火烧向山西。

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当局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推动配合下，为保卫山西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允许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又在共产党帮助下，组建了9个旅的山西新军。地处国防前线的山西，国共军队共同直接对日作战。

9支新军中，有一支就是由中共太原市委组织的工人武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其后改编成工人武装自卫旅。成批的妇女和男人一样，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主人”的誓言。首先带头参加工卫总队的是晋华卷烟厂的女工王长秀、王长吉姐妹全家。她们剪了辫子，穿上军衣，扛起了步枪。后来她俩的哥哥也参了军，可是留下妈妈怎么办呢？妈妈毅然说：“爱国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走，我也走，咱们全家都去抗日好了。”同时报名参加工卫总队的还有王宝姝全家。

这样，工卫总队有了近百人的娘子军，当中，跟随丈夫参军的就有6人。她们是胡革英（其夫曲俊）、段智慧（其夫乔木秀）、郭志坚（其夫马真）、郭宜凛（其夫陈志远）、武英（其夫张守信）、王秀兰（其夫付尚士）。

郭志坚1岁丧母、12岁丧父，她和继母相依为命。她15岁嫁给本村青年。1937年10月随夫经过几天几夜的爬山涉水，来到中阳县参加了工卫总队。王秀兰是山西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原计划毕业回乡办教育。丈夫是并州大学的学生兼任秘书。国难当头把两个女儿（大的3岁，小的才4个月）送回故乡托母亲照管，带了榆次部分工人，冒着敌机轰炸来到了文水、交城一带，参加了工卫总队。

还有几位是由童养媳参加工卫总队的。其中李春庭是文水县一户贫农的女儿，在她8岁时给祁县姓渠的一家当了童养媳，为摆脱家庭的欺压，曾两次出走投军未成，被婆母捆绑，后经搏斗，忍痛将几岁的孩子托人照管参加了工卫总队。宋立华当了10年的童养媳，1938年9月跟随哥哥参军到工卫总队。贾述真，9岁进入晋华卷烟厂当包装工， 16岁时，其父忍痛以120元大洋卖给太原市一户开粮店的范家二儿子当了童养媳。范家长媳也是卷烟厂的工人，很不满意这个地主兼工商资本家对她们二人的束缚。她们以上街买纸为由，到国民师范参加了工卫总队。王兴国、田润珍二人是不顾公婆和未来丈夫的管束而参加工卫总队的一对童养媳妯娌。

还有不少人是抛弃了优越的生活，舍别新婚的丈夫参加到工卫总队的。罗烙，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在太原有房产。她看不惯父亲抛弃文盲小脚的生母而另找新欢的做法，为了抗日，她独自参加山西工卫总队。

在工卫旅近百名女兵中，还有在部队转到晋西北时吸收的汾阳铭义中学、崇德小学的一批女学生，汾阳游击队的部分女兵，孝义县任应枢领导的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批女兵。

参加工卫总队是她们革命生涯的起点。女战士文月樵回忆当年的情景曾写诗：

日寇侵华动刀兵，

激怒神州五亿人。

中华儿女齐奋起，

救国哪怕女儿身。

岗位虽不同，都是娘子军

穿上军装的女战士，来到工卫旅，都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她们对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感兴趣。在政干校、教导队进行的短期培训中，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大众哲学》。她们上课专心听讲，下课认真讨论。还边学习边认字，有的在行军路上把生字贴在队友的背包上，抬头看，低头背。休息时用树枝在地上写，天长日久，成了小“秀才”。

女战士分配在工卫旅的各个岗位上。旅司令部和政治部有女科长、女干事，如徐愤之、左友、王亚南、王静英等。各团有女政工员，如龙双娥、文月樵等。宣传队有女宣传员，如王宝姝、刘培荣、温恩梅、郝素英、贾淑贞等。干部学校有女工作员，如孙韵生等。连队里有文化教员、卫生员，如樊桂英、孟宝珍、胡月娥、余翠岫等。工作队、儿童队有女队长、女教员，如高青萍、郭宜凛等。后勤部门工作的，如被服厂有田润珍、武金娥，制鞋厂有王秀兰等。

为了发动群众，工卫旅的各个宣传队随时向群众讲抗日道理，宣传工卫旅是积极抗日，保护老百姓的。农民见来的是女兵，往往很容易解除疑虑，与部队很快融洽起来，建立了密切的军民关系。

工作队的女战士，在群众中号召青年成立自卫队、游击队，并直接用所得军事常识训练他们。不少妇女直接送子参军、送郎上前线。她们组织妇女为供给部门提供粮食、草料，赶制军鞋，组织担架队，转运救护伤员。还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

女战士和农民在一起，农民把她们当亲人。1940年抗日战争更加残酷和艰苦。一次在文水北胡家堡战斗中，刘培荣、王长秀被敌人包围。当地农民把自己女儿衣服给她们穿上，睡在炕上装病。再把她们脱下的军服埋掉，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宣传队中，女战士最多，她们能演、会唱，是部队的喉舌，又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每到一地就在群众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短小精干的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还演出独幕话剧如《打鬼子去》《查路条》《送郎参军》等，很受群众欢迎。下连队时，同战士一齐开联欢会、祝捷会，进行慰问演出。随军在前线的女战士文月樵、龙双娥曾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约2万字）刻印了出来，及时供战士学习。

工卫旅的鞋厂，是以女战士为主，由王秀兰负责。制鞋的原料主要靠服装厂的破布、碎布及外出采购的材料。用手工方式制作，费力又费时。1938年制鞋原料一时短缺，大家想出了上山采集秕麻皮制鞋底、鞋廓子的办法，使产量由月产300双上升到400双。鞋厂工人就住在老乡的窑洞里，和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没有拨绳的用具，老乡给送了10多个拨吊。保证了每月都能超额完成制鞋任务。被服厂厂长梁瑜、女工组长田润珍、工作员贾竹君、武英，一起领导全厂职工每年赶制军装。做完夏服做冬装，还要给每个战士制做一件棉大衣，战士们高兴地说：“工人手中线，我们身上衣。”正值寒冷的冬天，给战士送来的棉大衣，晚上可当被子盖。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日军用主要兵力“扫荡”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恶化。旅属医院只得在居住不足10户人家很偏僻的交城县罗板沟建立。一排能容纳近百名伤员的土房子依势靠坡搭枝建起。女战士柳莹任医院中共党支部书记，团结全体医护人员没粮吃自己种，没油吃上山采野杏核、野桃核自己榨，还种菜、养猪改善生活。

还有一批女战士成为优秀的医护人员。宋立华，不识字，在交城县岔口镇大寒村医院当看护时，下决心学文化。她把硬币剪成方块，请识字的人写上分管的伤病员名字，再请人写药名、器械名。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在病房门口做个沙盘练习写字，不到半年就学会了常用的汉字。以后调她到药房当调剂员，她就边操作、边学习，不到半年，就掌握了日常用语和医术护理知识。

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在残酷的斗争中，有的女战士，如张葆湘，不幸被俘，她经受了敌人的严刑考打，英勇牺牲在狱中。1938年战斗在宣传岗位上的王长吉、阎淑贞、赵金波得了病，因缺衣少药而病故。她们当时还不到20岁。

无论战事多紧，工卫旅党组织始终不忘对女战士的培养。仅在晋西事变前后，分批将数十名女战士送往延安女子大学、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和地方党校深造，为党的事业造就了一批有作为的女干部。

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国后这批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原工卫旅女战士被分配在全国各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继续奋斗。有的在经济建设单位担任行政和工会领导职务，有的在铁路系统做教育工作，有的在其他部门或部队里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是当领导还是普通一兵，她们都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放发着光和热。老区人民没有忘记她们，还希望健在的同志再回“家”看看。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