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太原工程队”述略

叶昌纲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我国的东北各省以及石家庄、济南、北平、塘沽等地分别建立了战俘集中营，肆意虐待和残酷迫害我国战俘和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所谓“太原工程队”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

日军侵占太原后不久的1938年6月，即在太原市小东门内的太原东北城墙角处，利用战前阎锡山炮兵部队的营房，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这就是当年正式挂牌的“太原工程队”。

“‘太原工程队，只不过是公开的对外名称，实际上是一座战俘集中营”①。侵华日军在这里设岗放哨，戒备森严。他们不仅严守“工程队”的大门，而且在“工程队”的高高的围墙上架起了铁丝网，在围墙拐角的上端设有瞭望楼。驻守在瞭望楼内的日本士兵，架着机枪，全副武装地日夜巡逻。

“太原工程队”所在地是一座三进大院，占地约300亩。前院是日军“办公”之处，住有十几名日籍“办公”人员和用于警卫的一个小队的日本兵，约50余人；中院住有一个中队的伪军，约70余人。后院很大，并列着十几栋大房子，设有门岗、电网，专门用于囚禁被俘人员。此外，在这座大院内还设有灶房和所谓的医疗室等。

“太原工程队”收容的战俘，既有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人员、游击队员和民兵，亦有败退或逃散的晋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官兵，后者占绝大多数。至于被关押战俘的人数，少则千人，多则近万人，一般情况下，保持在3000人左右。据有关人士的回忆估算，“太原工程队”从建立之日起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先后关押的战俘约6万余人。

“太原工程队”的任务，不仅在于收容和审讯战俘，同时还在于根据日军的需要，不定期地将一些战俘遣送出去，让他们去做苦工、服劳役，或充当日军新兵训练刺杀的“活靶子”，或供日军医院做活体解剖等。

在组织机构方面，“太原工程队”直属于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即侵晋日军）司令部。建立之初设有指导部，其负责人为松本大佐。指导部下辖宣抚官4名，翻译官2名，军医1名。此外，尚附有警卫部队一个排。

在“太原工程队”中，侵华日军控制或管理战俘的手段或方法是，按照被俘人员中的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和老百姓等类别，用“天”“地”“人”“财”字样，编号分班。每字1千人，编为1个队，设队长1名，由日军从被俘人员中挑选。队下设班，每班100人，设班长1名，班长由队长从这100人中指定。每一个班又下设3个小队，每个小队设小队长1名②。

（二）

法西斯战俘集中营，一般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即肆意虐待战俘；残酷杀害战俘；无偿地驱使战俘做苦工，服劳役。“太原工程队”作为日本法西斯的战俘集中营，亦不例外。其具体表现为：

（1）肆意虐待战俘。被关押在“太原工程队”的战俘，大都来自远离太原的山西各地和周边省区，故侵华日军通常是用汽车或火车将这些战俘运送来的，而就在运送战俘的路途中，日军就不断打骂战俘，不给战俘吃饭，不让战俘喝水。因此，每当这些饱受饥渴折磨的战俘运至“太原工程队”时，“大都腿脚浮肿，眼窝塌陷，嘴唇干裂，蓬头垢面。”③而当这些战俘进入“太原工程队”之后，更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吃的是豆饼、麦麸、黑豆、掺有砂子的霉烂小米等。在用餐过程中，若稍有不慎，丢掉一个米粒，日军的看守便会马上夺其饭碗，横加打骂，并予以禁食一天的处罚。由于“工程队”内部的环境和卫生条件非常恶劣，在战俘中经常引发传染病，因此日军曾一度强令每个战俘在每天吃饭之前，要上交苍蝇20只，否则将不准其吃饭和喝水。正是在上述种种情况下，一些饥渴难忍的战俘，往往趁外出劳动之机，挖野菜充饥，趁下雨时，接雨水解渴。

有一次，有几个从事喂猪的战俘，因饥饿之极，跳进猪圈拣白菜根吃。又有一次，有一个20岁左右的战俘因饥饿难耐，精神失常，竟入厕吞食大便。还有一些战俘因不堪忍受饥渴而跳井自杀，等等。

住宿条件也是十分恶劣的。战俘们睡的是沿墙根的一溜地铺。枕的是砖头，垫的是谷草，盖的是破烂而污秽不堪的军毯。由于战俘们所住的房子是由席子搭成的简易房，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冬天门窗经常结着一层薄冰，冻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夏天则闷热难耐，空气十分污浊。看守人员对战俘点名时，都要戴上大口罩，站得远远的唯恐感染上传染病。

由于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战俘们身体非常虚弱，加上环境和卫生条件极差，战俘中患病的人数通常保持在200多人，每天都有三五人死亡。

（2）残酷杀害战俘。侵华日军视“太原工程队”里的战俘如草芥，动辄加以杀害，其残杀的手段则是五花八门。他们将患重病生命垂危的战俘，拉到郊外荒野活埋；将在出操时因身体虚弱而站立不稳的战俘当场刺死；唆使狼狗将企图逃跑而被抓回的战俘撕咬致死；为满足日军伤员手术之需，反复从战俘身上抽血，致使战俘因失血过多而死；以战俘做细菌和化学实验，致使战俘死亡，等等。但最为普遍的是以战俘作为“活靶子”。据原侵华日军的士兵冈本和月田在1942年2月揭露，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经在太原下令，把俘虏拉出来让新兵练刺杀④。同年7月，盘踞太原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津田守弥更是直接命令所属部队：“为了锻炼新兵在战场上的胆量，各部队要用活人做‘靶来对刚从国内征来的新兵进行试胆教练。”⑤遵照这一命令，该部队于同年7月26日，在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刺杀了战俘220人。8月上旬，又在同一个地点以同样的手段刺杀了120人，其中有50人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学员。对此，当年曾亲自参与这场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住冈义一后来交待说：“1942年，当时北支派遣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13大队本部占领了太原市侯家巷山西大学的校舍，我充当机关枪教育队少尉教官。我亲自参加了该队为了训练340名新兵而进行的集体屠杀俘虏的罪行。这次所残杀的俘虏是1942年7月至8月在日本军第一军发动的所谓‘晋冀鲁豫边区扫荡作战中被俘的八路军第18集团军干部及抗日大学分校的教授张友清先生为首的男女学生，以及从彰德经过顺德押送到‘太原工程队的解放军（应为八路军——编者注）战士，共有340名 ，其中一部是中央军和山西军的士兵。”⑥

（3）驱使战俘做苦工、服劳役。侵华日军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之后，特别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深感其国内兵源不足，因此经常大量驱使中国的战俘和人民群众为他们做苦工、服劳役。日军在“太原工程队”的做法也是如此。在平时，无论是刮风抑或下雨，无论是烈日炎炎抑或数九寒天，日军都要驱使战俘在住地或太原城内做苦工，服劳役，例如洗衣、抬煤、筑路、修机场、建营房、筑工事等。有的被送往阳泉、灵石、轩岗甚至河北、东北等地的煤矿做苦工。他们被迫日以继夜地干活，从事着难以承受的劳动，许多人被饿死、累死、冻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作为共产党员的刘侵霄、李滋和李一夫等战俘，于1941年在“太原工程队”里秘密成立了中共党支部，积极开展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他们通过收买中国籍的翻译陈财和医疗室的中国籍医生陈跃庭，利用开假病历，释放了一些战俘，或借助陈财获取情报，随时与侵华日军进行斗争，为营救我党我军的同志创造条件。“几年间，地下党支部掩护和营救了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并秘密将集中营的小队长、班长、炊事员等换成八路军战俘，使战俘劳工生活状况有所改善。”⑦同时，地下党组织还在暗中物色对象，并通过他们，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意消除晋绥军和中央军的被俘官兵对共产党的偏见。团结、争取了被俘的晋绥军和中央军的官兵，并在其连排干部中培养了一批贫苦家庭出身的骨干分子，启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暴动、哗变，投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正是在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和领导之下，有一次，“太原工程队”里的1500名战俘在被日军押送到河北唐山做劳工的途中，发动了暴动。有1000多名战俘跳出苦海，大部分都回到抗日根据地，拿起武器，重新奔赴抗日战场。还有一次，日军押送“太原工程队”的1000名战俘到辽宁省抚顺煤矿去做劳工。当火车即将通过山海关时，战俘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发动哗变，不少战俘脱离了虎口。如今已年逾八旬的张开明老人就是当年的一名受害者，也是一名幸存者和日军这一滔天罪行的见证人。为了对关押的战俘们进行分化瓦解，动摇和摧毁他们的抗日意志，日军还成立了一个所谓“教化队”，而派到教化队受训的人大多是一些30岁左右、刚入伍不久的八路军战士。但是，就在这个教化队里，孙雨亭等共产党人还是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并先后串联了19名共产党员，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粉碎了日军分化瓦解战俘的阴谋，致使该教化队在举办两期之后，就因“教化”不成，而被迫停办。

（三）

在日本，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寻找这段历史。2001年10月24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山形支部事务局长高桥幸喜带领友好访华团来山西收集当年侵华日军在“太原工程队”犯下的罪行；2002年8月14日，以日本京都支部事务局长桐佃米藏为首的代表团，前来太原了解当年侵华日军的罪行，并到“太原工程队”的旧址进行参观和访问。在中国，作为当年被关押在“太原工程队”的战俘而幸免于难的一些仁人志士及其后代，在新中国成立后，或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出具控诉状，提供证词，进行控诉，或四处调查研究和搜集资料，撰写“太原工程队”的罪恶史，以教育后代，或以在“太原工程队”里亲见、亲历的侵华日军种种暴行，驳斥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篡改日本侵华史的无耻滥言，等等，尤其是在抗战爆发70周年之际，《太原晚报》连篇累牍地对“太原工程队”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报道之后，“太原工程队”的旧址，受到了太原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该市文物局和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对“太原工程队”的旧址进行了文物等级鉴定，并决定将其纳入本市旧城区文物遗存范围，予以保护。同年11月，太原市文物局又正式为“太原工程队”旧址挂牌。2008年5月上旬，太原市文物部门又在多方研究、勘测的基础上，拟定了“太原工程队”旧址的保护方案。所有这些做法，旨在以侵华日军“太原工程队”旧址，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永久性的历史见证。因此，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 释：

①李乘云等主编：《山西监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6页。

②刘侵霄：《回忆被押于太原日军“工程队”》，《山西文史资料》等56辑，第61页。

③④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74、73页。

⑤（日本）住冈义一：《集体屠杀——发生在太原赛马场的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太原文史资料》第9辑，第1页。

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著：《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新华出版社出版，第33页。

⑦裴怡：《解开日寇“太原工程队”内幕》，《太原晚报》2007年7月2日。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