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扈石祥/口述+扈耘梦+扈汉/整理
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英雄形象,给亿万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在新疆伊犁河畔安家落户的农垦老兵,刚看完第1集,就惊喜地奔走相告:“快点看吧!《亮剑》里的独立团,就是咱们三八六旅十六团,李云龙的原型人物,就是咱们团长王近山。”
十六团奉命调延安
1943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遥相呼应地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调派重兵,围剿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从各根据地的部队中,抽调了10个团保卫延安,王近山带领的三八六旅十六团就是其中之一。
其时,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三八六旅旅长王近山正率军在太岳区根据地的长子县的东峪、西峪和沁水县的横水镇一带备战,抗击日军的进犯。接到调令后他恨不得马上启程;但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考虑到:日军正集结兵力对我太岳区进行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的大“扫荡”,王近山带领1000多人的一个团赴延安就得横穿碉堡林立的敌占区,跨越同蒲铁路和汾河两道封锁线,一旦与敌遭遇就会陷入孤军无援的困境而难以应对。尽管王近山心急如焚多次催促,但陈赓的回答总是:“原地待命,等待敌人的动向明晰后再动身。”
这次日军对我太岳区的大“扫荡”,早在1943年9月中旬陈赓就得到情报并探明敌人的动向。这次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纠集日伪军3万多人从10月1日起进行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的行动,兵力分三线摆开,集中在纵深40至60华里的地区,以日军9个大队,配属伪军、特工队,编成3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日军为主,合击我八路军主力兵团;第二梯队,以日伪军混合编队裹挟大量民夫,编成物资搜索大队和俘虏工作队,挖掘我军民物资,捕捉我小股部队和零散人员;第三梯队以日军为主,维护交通运输和补给线。具体部署是沿汾河两岸由北向南滚进企图把我太岳根据地彻底毁灭。
面对日军的“铁滚扫荡”,我太岳区党委立即号召全区军民一致行动起来,坚壁清野、破坏交通、埋设地雷,以英勇顽强的斗争,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首先,我军主力部队在内线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打击和迟滞敌人的行动。紧接着抓住有利战机,以迅猛之势,出敌不意的果断行动,摆脱敌人的围剿,转到外线作战。在敌占区狠狠地打击敌人的留守部队,使日本侵略军首尾不得相顾。
我根据地县、区的地方武装,以班排为单位,采用灵活、分散的游击战术,掩护地方的县、区机关和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就地坚持对敌斗争。
在十几天的反“扫荡”斗争中,我军主力不断打击敌人,使日军合力围困太岳区,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的阴谋落空。
韩略伏击战
正当斗争愈演愈烈之际,我太岳军区司令部于1943年10月17日收到紧急情报:“日军为宣示‘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的战绩,日本东京参谋总部从华北各地的日军中抽调旅团长、联队长和少佐军官100多人,加上军官学校的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观战团,由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率领,进入我太岳根据地实地观战。”
陈赓接到这一重要情报,马上电令王近山带领十六团立即由西南方向开拔。
王近山接令后,将十六团的反“扫荡”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命令全团1000多人全部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沿着去延安的路线前进,并于10月18日傍晚,进驻临汾附近的岗头村。次日傍晚,部队正准备出发,一股敌人跟了上来,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踪,王近山率领部队掉转矛头,迎敌北上,转到日军背后,于10月22日拂晓,插到洪洞县卦底村。这里当时是洪洞抗日县政府和县武委会的驻地,是我太岳根据地的前沿。卦底村的群众,见自家的部队来了,赶快腾房子、烧开水,做好饭送给战士们吃。
洪洞县武委会主任孙名烈,得知部队进了村,连忙从村外赶回,跑到十六团驻地,向团部领导介绍了洪洞一带的敌情。他说:“临(汾)屯(留)公路上,每天都有敌人过往的汽车。韩略村长王明秀在昨天(10月21日)还向武委会报告:韩略炮楼里的鬼子透露,他们的大太君(大官)后天要坐汽车经过这里到东山里去。”
王近山通过洪洞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了解到:敌人的机动兵力都抽调到根据地腹心地带去了,在这一带无大兵力可以调动。韩略村西南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公路两侧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易守难攻,是打伏击战的理想地段;而十六团又是最善于打近战、夜战和伏击战的部队。他当即拿定主意:伏击战就在韩略村附近打。
韩略是洪洞通向潞安大道的必经之地,住有170多户人家。日军侵占太原后,有一路日军由太原出发沿屯(留)临(汾)公路经过韩略时,于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七和二月初二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烧杀,杀害老百姓12人,繁华的村庄变成了瓦砾堆。村民只好躲到村外的沟里挖土窑安身。因此,韩略村的大人小孩都恨透了日本鬼子。
这次伏击战,王近山决定只带4个连参加战斗,其余部队掩护随军干部家属转移。在这四个连中,一个连打头,使敌人不能前进,并由这个连派出一个排,在民兵的配合下,监视韩略村据点的敌人。一个连打尾,使敌不能后退,并在战斗打响后,阻击可能由临汾方向前来增援的敌人。另外两个连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陡坡上夹击敌人。
10月23日,王近山带领十六团连级以上干部,在洪洞县地方党政干部和当地民兵的协助下,秘密来到伏击战的现场,察看地形,当即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
王近山刚回到驻地即收到我“同蒲情报站”的一封鸡毛信:“临汾城里‘军官观战团已组织编好,车队由3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组成,24日早晨出发,沿临屯公路向我太岳根据地开进。敌人没有掩护部队,只有军官学校学员带有步枪和机枪。”
看过鸡毛信后,王近山立即向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我们这次打的‘军官观战团,大多数是将校军官,有三分之一是军官学校的学员,也算是尉级军官了。这次战斗,能歼灭这么多的日本军官,等于消灭5万日本兵。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消灭。大家要来个杀敌立功的竞赛。”王近山简短有力的讲话,给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在战斗中奋勇杀敌,荣立战功。
24日凌晨,我参战部队全部进入预定的设伏区,做好了各种伪装。太岳区武委二分会主任吉佩祉、县武委会主任孙名烈和情报站的孙宗武,带领卦底、韩略、柏村、下柳、武家庄等村的民兵、民夫100余人,隐蔽在部队附近的丰口垣凹地。与此同时,有一个30来岁的庄稼汉,挑着两只装满柴禾的箩筐,在公路一侧的悬崖陡壁上来回走动着。他一边来回走动,一边东西瞭望。太阳已升起老高了;朝西望,他看到公路上尘土飞扬,插着太阳旗的3辆小汽车在前,10辆大卡车随后开进了我军的伏击圈。
突然,挑柴禾的农民不见了,箩筐里的柴禾着了火。霎时,公路两侧悬崖上堆放的玉米秸、高粱杆,全都变成了八路军战士。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同时猛烈扫射,手榴弹、炸药包一起投向公路上的汽车,浓黑的硝烟笼罩着整个路沟。原来那位挑柴禾的“农民”正是这场伏击战的总指挥王近山。
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把坐在汽车上有说有笑的日本军官打得晕头转向。敌军指挥官慌忙指挥担负掩护任务的“学生官”拼死抵抗。
我三营九连指战员按照战前部署,首先从陡壁跳下公路,挡住敌人去路,并对准3辆小汽车猛烈扫射,驾驶员全部被击毙,小汽车全都歪倒在路边。坐在车上的服部直臣慌忙从车里爬出,大喊大叫,妄图冲开一条突围的道路。此时我二营六连已冲到敌人车队的尾部,堵住了敌人的退路。
设伏在公路两侧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在一片呐喊声中冲杀下来,五连指导员郑光南抱着一捆手榴弹冲向敌阵,用自己的生命开辟了一条全歼敌人的通道。民兵和民工都自动参加了战斗。大家一边高喊“鬼子跑不了啦!狠狠地打呀!”一边用枪杀、用刺刀刺、用扁担打。韩略村民兵杨玉秀和六连五班班长张德胜,带领全班战士一起冲到敌人的汽车上,从鬼子手里夺过枪,又把敌人还没来得及卸枪衣的九二式重机枪抬回我军阵地。而张德胜却在这场恶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五连的指战员们一起跳下陡壁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主动请缨参战的柏村小和尚,用扁担打死了几个鬼子后,正在和敌人厮杀起劲时不幸中弹牺牲。
战斗激烈进行时有一小股日军在一个大佐军官的指挥下,端着带刺刀的枪向公路两旁冲击,还有十几个鬼子迅速集聚成一个小的战斗群向我军重机枪阵地反扑。王近山立即指挥部队将敌人分割包围,用机枪猛烈扫射,手榴弹接连在敌群中爆炸。日军在猛烈的火力打击下死伤大半。剩余敌人马上集聚起来,夺得一个立足点待援。
王近山发现了敌人的这一企图后,不顾周围战友阻拦,亲自挥刀冲了上去。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立即向敌人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战斗快结束时他又发现在路沟中间,还有一群佩戴指挥刀的军官固守待援,周围的学生官端着刺刀,纷纷向他们靠拢,妄想救出这一群军官。王近山立即命令部队,先集中力量消灭这股敌人。顿时,手榴弹铺天盖地投向敌阵,敌军一个个被炸得血肉横飞,敌汽车也都爆炸燃起大火。
这时,我指战员见敌人子弹已打完,便喊话让他们投降,但这群军官仍旧背靠背地掩护着与我军顽抗。当我指战员冲到他们面前时,鬼子们便举着战刀冲了过来。我军战士眼明手快,一一结果了他们的性命。王近山多谋善战、机智果断地歼灭了军官观战团。
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的王近山,15岁参加红军,17岁即入党。他心思缜密,虑事周全。在这次伏击战尚未打响前,他考虑到韩略村群众在战后的安危和影响,就和地方干部进行了周密部署。战斗刚一打响,我控制韩略炮楼的部队,故意把韩略村的维持村长王福林用麻绳捆绑了起来,让他拖着绳子向敌人碉堡跑去。部队向他空放了几枪。王福林气喘吁吁地跑到炮楼里对鬼子说:“太君,八路大大的去打!”鬼子说:“我的小小的,不行的。”因而在战斗进行中,韩略炮楼里的敌人,一直没敢出来,战斗后也没对韩略村进行大的报复。
韩略伏击战的影响
韩略伏击战一结束,部队马上撤离。从战斗打响到全员隐蔽,最多一个半小时,而驻临汾的日军竟然立刻调来6架飞机,飞到韩略上空,投弹扫射,追踪参加韩略战的“八路”。紧接着正在太岳根据地“扫荡”的日军3000多人,也向韩略合围而来,封锁了十六团的所有通道。
王近山面对日军的追踪与合围,于黄昏时分把部队分成三路突围。他用一个连的兵力在不同方位佯动,命令司号员在四面八方吹号,结果使鬼子一时迟疑,不敢贸然追击,就在日军举棋不定的时刻,王近山率十六团,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并从1943年11月中旬起,行程2000多公里,于12月中旬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
当时,远在太岳根据地的陈赓正指挥转到外线的主力部队,在白晋、同蒲线上连续出击、追歼敌人,突然接到“铁滚扫荡的日军全线撤退”的情报,感到非常奇怪,怀疑冈村宁次又耍什么新花招,接着又传来王近山在进军途中打韩略伏击战的消息,陈赓当即命令搞敌情的人员去查,结果得知:王近山在韩略伏击战中消灭了冈村宁次组织来太岳区参观考察的军官战地观战团。
韩略伏击战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1月3日,发表了题为《临屯公路上韩略伏击战,我军毙敌旅团长1名,造成敌占区伏击战光辉范例》的新闻报道。3月2日重庆的《新华日报》刊载了罗克伦《韩略伏击战》一文,文章称赞:“韩略伏击战为我国抗日战争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从此,王近山、十六团、韩略伏击战的事迹传遍了全国。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发来贺电,表示嘉奖。
韩略伏击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华北各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战斗热情,同时也震撼了日本侵略军的高级首领。韩略一战使冈村宁次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他把驻守临汾的师团长清水中将撤职,把第一军参谋长调职,把韩略据点的日军小队长枪毙,撤了伪翼宁道(临汾)道尹的职务。就在过了若干年后,这位“道尹”回想起这次战败的事还心有余悸:“1943年秋,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共军的确长于谍报,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再说王近山率十六团到达延安后,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新四旅旅长。不久,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新四旅的领导干部。他握着王近山的手说:“我早就听说太岳区有个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当谈到韩略伏击战时,他表扬王近山:“勇敢、果断、有胆略,抓住战机打了个漂亮仗。”他又说:“这是一次硬仗,打得很快、很灵活。”
我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在总结这次模范伏击战时,曾指出:“这次战斗的经验证明,当敌集中兵力扫荡我根据地腹心地区时,其后方比较空虚,正是我军深入敌后,寻机歼敌的良好时机。十六团遵照陈赓司令员的指示,机动灵活地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转入敌人后方,他们紧紧抓住了敌人的弱点与行动规律,积极主动地抓住战机,设伏地点选择在敌据点附近,完全出敌不意;战斗中又紧紧掌握速战、速决的原则,战斗后迅速转移,使敌援兵扑空。韩略战斗的经验还证明,当我军主力转向外线——敌人后方作战的时候,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十六团1000余人,能够在敌人后方交通线附近隐蔽两天之后,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没有当地党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与配合,是不可想象的。韩略战斗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打伏击战,必须选择良好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巧妙地隐蔽自己;战斗开始,首先要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然后以火力与突击相结合,发扬坚决顽强、英勇果敢的精神,与敌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才能彻底歼灭敌人。”
为了纪念我军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韩略伏击战,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政府于1960年在当年战场的山沟背面,修建了烈士陵园和烈士陵墓,并立碑详细介绍了韩略伏击战的背景、战斗经过和重大意义。烈士墓前立有一块由共青团洪洞县委、洪洞县少工委树起的写有“洪洞县青少年传统教育基地”的石碑,旨在世世代代缅怀“韩略伏击战”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和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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