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万慧芬
我与建国后山西大同市首任市长李铁生初识、交往的经历,都是60多年前的事了。这段难忘的革命情谊一直延续到2003年。60多年来,我与李市长交往的一幕幕情景一直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市长亲自来接站
1952年8月,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由于我是党、团员,要起模范表率作用,要求去艰苦地区创业。我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当时仍隶属于察哈尔省的大同市参加革命工作。这一年,察哈尔省决定在张家口市和大同市各建一所市立中学,归属各市市委、市政府领导。我被分配筹建大同五中。当我从北京乘火车来到大同时,市政府的李铁生市长竟然亲自来车站接我。这足以说明市领导对我这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多么重视。当时,我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我心中感到暖烘烘的,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搞好大同市的教育工作,不负党组织的期望和重托。李铁生市长说:“欢迎你到大同市工作。”我连说:“谢谢!谢谢!”
这是我最初踏上大同市这片革命沃土时,首次见到大同市的领导干部。李铁生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这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的领导干部。李市长安排我乘坐他的吉普车来到大同市政府接待处。
照顾我吃小灶
我住的地方距市政府不远,就在马路对面。这样我去市政府办事和来去都方便。有关同志告诉我,市政府领导专门安排我在市政府的小灶餐厅用餐。建国初期,市政府工作人员吃工作餐时分大、中、小灶,我是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学生,按说我应该在大灶用餐,可是市领导却安排我在小灶,同市领导们一起用餐。我考虑可能是我第一次远离北京,初来乍到,生活还不适应;市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关爱。我心里清楚,这是市领导希望我安心工作、做出成绩。尽管我只享受了几天“小灶殊荣”,就搬到后来选定的校址,正式投入市立中学的筹备工作,但我深感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从而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经过多次的接触和交往,李市长详细了解了我在大学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以及我在革命老区参加艰苦土改工作的情况。他相信我能够胜任创办中学的任务,并鼓励我:“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办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大胆创新,施展才华,放手去干革命事业,市委和市政府定会重视支持你的工作。”
选定校址
1952年9月初,李铁生市长带领我和有关人员,乘坐吉普车从位于东门的市政府出发,到西门外选定市立中学的校址。那时,西门外地域开阔,荒无人烟。仅有一座新建成的市级机关全日制寄宿幼儿园,别无任何建筑物。这里也没有马路,仅有一条通往口泉矿区的土路。当地老百姓说,解放前这里是乱坟岗,经常有野狼出没。经过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后,李市长当即拍板定案,选定这里为市立中学(即当今山西大同三中)的校址。
当时有些人持异议,认为这里太偏僻荒凉,不适宜建学校。实践证明,李市长的决策是正确的。几年后,大同市委和市级机关的办公楼、宿舍区都建在这里。这里修建了几条四通八达的新马路,成为市区通往矿区和著名古迹云冈石窟的枢纽地区。
校址确定后,李铁生还亲自指示建筑公司精心设计和认真施工,明确限期建成校舍,尽快开学。市委书记也多次指示,要把市立中学建成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型中学。我坚决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尽我所能把这所中学建好。赶在设计施工之前,按照苏联巴甫洛夫教学理论和我大学所学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以及参考北京重点中学的先进经验,我在基督教堂办公(兼宿舍)的斗室里,精心制订出了市立中学的建校规划、拟定学校的平面图以及教学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等,以使基建工程符合学校教学工作的需求。
在市长家吃饺子、过中秋节
李铁生是我参加革命、踏入社会初识的第一位高级干部。在我这个年轻干部的眼里,我对他不惧怕也不拘束,反而感到他可亲、可敬。我愿意接近他、聆听教诲。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事,我都愿意向他汇报和倾诉,取得他的指点和帮助。李市长在工作上对我器重和鼓励,在生活上对我关爱和照顾。比如,我每周都要参加市政府办公厅的党小组会,经常要晚上10点多才能散会。由于西门外经常有野狼出没,李市长总是安排他的警卫员怀揣手枪,护送我回学校。
李市长的夫人陈照漪,也是位资深的革命干部。当时担任大同城区区委秘书,后来曾到大同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任职。陈大姐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担心我生活上不适应,怕我思乡想家,就在生活上对我倍加关爱。节假日,他们家包饺子,总要请我去吃饭。大姐对我说:“你来大同工作,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不要客气,有什么需求就对我们说。”那年中秋节,他们请我去家里吃饭、吃月饼,赏月过节。尽管我不喜欢吃胡麻油食品,但盛情难却,我还是愉快地吃了月饼。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地他乡过中秋节,印象极为深刻。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铁生调到省里工作。我有时去省会太原出差或开会,总要去看望他们夫妇。
李铁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含冤过世。他的夫人陈照漪大姐也经历过很多苦难。“文革”结束后,陈大姐携子女回大同定居。
2002年10月,山西大同三中建校50周年校庆时,我作为学校的创建者,应邀参加这次盛会。这年,陈照漪大姐已是85岁高龄。我去看望她时,畅谈甚欢。这晚,我住在她家,我们亲如姐妹,促膝长谈,谈往事、谈家庭、谈人生、谈未来,一直聊到深夜。没想到,这是我与陈照漪大姐的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不足两年,大姐就离世了。
(责编 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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