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求真理 改革谋富强

徐久刚

邓小平（1904—1997）是20世纪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名副其实和20世纪同行的伟人。务实是邓小平为人做事的显著特点，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本色。“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实践哲学。在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的日子里，笔者首先想到的是邓小平最为务实的几件事。

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曾多次解读实事求是，实际上阐述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

以此为基础与承续，邓小平则是真正从“路线”高度提出并明确表述思想路线内容的第一人。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了思想路线的内容：“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表述显然是以邓小平1978年6月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78年12月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1979年7月的表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基础的。党的十三大《党章》坚持了这一表述，只是在末句添了两个字，成为“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十四大至十八大，《党章》尽管有所修改，对于思想路线的表述则一以贯之：“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邓小平为党重新提出思想路线有两大贡献。

一是率先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指“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1977年2月7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5月24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且已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氛围中，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自己就谈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还讲到马恩列斯也有不正确的观点，他们的书在最初的手稿阶段改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才改的。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凡是毛泽东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

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矛头直指“两个凡是”、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反应十分强烈。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这篇文章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与会者还被告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邓小平得知该文发表后的遭遇，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只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且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的观点显然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支持。当然，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报道。7月21日，邓小平直接找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谈话，要他不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设禁区、下禁令。次日，又找胡耀邦谈了一个半小时，肯定该文是马克思主义的，表明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认为“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

一年后，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揭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如下总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功绩光耀日月，永垂青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唱且传唱至今的一曲《东方红》，真切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和感恩之情。然而，正如光辉的太阳也有黑子一样，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数十年征程中，也有一些失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任，历史地主要落在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的肩上。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表明邓小平不负众望，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邓小平十分重视的主题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决议》。他在审读这一《决议》初稿的过程中，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决议》表达的观点，就是邓小平的观点。其主要观点有：“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特意谈到制度对毛泽东的影响。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和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进而提出警示说：“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在同一讲话中，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这一讲话不久，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又一次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评价。他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强调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做出了虽不费周折但深得民心、意义深远的两项决定：一是“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二是不拆毛主席纪念堂。

敢冒敢闯搞改革

改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改革是指调整落后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调整落后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有改革思想是很自然的。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当时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此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改革理论的现实性表述。

我国新时期的改革，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先行起步的。邓小平在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后来又再次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这就是***所言：改革是“倒逼”出来的。

1980年5月，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是欣慰。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明确指出，认为包产到户（实质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极大阻力，使邓小平看到旧的传统意识形态已成为推行改革的最大思想障碍。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这就为我国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了破除种种思想障碍，一是邓小平提出了推进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为改革者大力鼓劲：“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三是重申早年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勇于从改革的实践中探索改革之路。

设立经济特区，是邓小平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1979年4月，其时广东省领导人为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要求中央下放一点权力，允许办一个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认同了，但不是办出口加工区，而是办比“出口加工区”更开放的“经济特区”。其时，有理论家认为，“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邓小平不为所动，面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等人说：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个“杀”字，一个“血”字，生动形象地显示了邓小平搞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30多年过去了，深圳，原本是广东省边陲的一个小渔村，而今已成为我国一个特大型（副省级）的现代化城市。2013年，人口已超过1千万（户籍居民260万），年生产总值高达14500亿元，人均超过2万美元，第三产业产值近8200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731亿元。今春笔者在深圳小住两月，见其高楼鳞次栉比，路上车水马龙，大路两旁林荫道上人流涌动。特别是每周六晚世界之窗都要放的焰火，流光溢彩，照亮夜空。这都显现出深圳的兴旺繁荣，生机勃勃。笔者曾去莲花山公园拜谒邓小平塑像，见其1984年1月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感触良多。深圳的今天固然离不开众人多年的辛劳贡献，但没有邓小平当初的决策，哪会有今日的深圳！

在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他明确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体性和互动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设定的总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非常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建设问题。他认定，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他在身体健康、思维清晰、享有巨大威望的情况下，率先垂范，主动从最高领导职位上退下来，并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自然过渡，充满人情味地解决了一大批老革命退出工作岗位的问题。他不无幽默地说：“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在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确保干部队伍充满活力方面，邓小平功不可没。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不久，大陆范围内实现了完全统一，台湾、香港、澳门同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新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思考解决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实现统一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周恩来就开始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探索，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具体构想。“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1）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由于后来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的制约，解决台湾问题未能提上日程。但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主张成为其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科学构想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准备。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提及台湾问题时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提出了9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美国插手台湾，致使目前还滞留在“一中各表”，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至今未能完全解决。

香港问题是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强迫中国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割让领土而形成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中国“新界”99年，于1997年6月30日期满。随着1997年日益临近，英方不断试探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

1982年9月，在会见前来参加关于香港问题会谈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邓小平阐明了中国政府准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简要地说，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0多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属于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至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止，中英两国历经两年多时间、数十轮的谈判，香港终于在1997年7月1日如期回到祖国怀抱。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问题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时指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此后经过谈判，中葡两国政府于1987年4月13日在北京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施管理。1999年12月20日零时，澳门也如期回到祖国怀抱。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深爱祖国和人民，主要表现在他一生为祖国的解放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的奋斗中，而他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殚精竭虑，是他深爱祖国和人民的更为直接的表现。

邓小平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光辉业绩是全方位的，党、政、军、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许多方面都有表现。本文只撷取了四点。党和人民一样，要做成事，必先要有正确的认识去指导。邓小平直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意义太大了”，故把思想路线问题放在首位。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讲“举旗”的，事关党和国家的方向、道路，显然也是“意义太大了”。改革，是新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他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对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言，视维护主权、国家统一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和其他各方面的重大贡献相比较，这四点业绩更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