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山西的足迹

袁佩红

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无私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他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其中，他曾经多次踏上山西这块历史悠久的热土，领导革命，指导建设，为山西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地出谋划策，在山西人民心中树起了不朽的丰碑！

东征：播洒火种遍三晋

邓小平第一次来山西，是在1936年2月红军东征进入山西的时候。邓小平当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和杨尚昆率领的地方工作队从晋西一直挺进到晋南一带，利用多种宣传动员形式，如张贴告示、刷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表演节目等，动员大批青年参加到红军中，把共产党的革命、抗日主张广泛传播到山西民众当中。

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经常教育部下们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理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此外，还要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

邓小平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他十分注意宣传队的管理指导工作，通过多种渠道、灵活运用各种载体，使宣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他经常强调指出：“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队队长梁必业回忆，邓小平总是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

1936年3月，红军到达洪洞县的第二天，家住赵城镇双昌村的樊文烈，来到部队找到军团司令部教育参谋王秉璋要求参加红军。王秉璋把樊的大概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根据此人有点文化，还在国民党军当过宣传员的情况，答应收留。可是，宣传队队长梁必业见新来者一付胡子拉茬、又黑又瘦的老头儿模样，便摇摇头说：“带回去，我们宣传队不要胡子兵。”这样，樊文烈愁眉苦脸地又被警卫员带到邓小平身边。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又把他带了回来，并交给梁必业一张纸条，一脸严肃地传达首长指示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梁必业只好从命收下了樊文烈。后来的事实证明，樊文烈是位很不错的同志。他工作积极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尤其是在宣传演出时扮演的老太太形象逼真、生动感人。他还把宣传队里的那一帮娃娃兵照顾、管理得井井有条。梁必业从心底佩服邓小平慧眼识真，不以貌取人。

抗日：横刀立马战太行

邓小平与山西的深厚情缘之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9月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后在山西待了8年。从晋东北到晋西，从晋西到晋南，从晋南到晋东南， 到处留下了他与山西人民共同战斗、共同生活的印记。

一进入山西抗日战场，邓小平就以八路军政治部领导人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八路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先后在太原、五台和汾孝地区，为动员战区民众，创建晋东北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初，邓小平调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师长等一道担负起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初上太行，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就机智果敢地指挥所部一举夺得了长生口战役、神头岭战役和响堂铺战役三战三捷的胜利，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紧接着，又奋战26天，经过以八路军为主的反围攻作战，胜利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九路围攻”，不仅打破了敌人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八路军的计划，而且歼灭日军 4000 余人，收复晋东南 18 座县城， 最后将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造成八路军雄踞太行的威势。与此同时，邓小平等积极组建游击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主力部队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1938年 12月下旬，邓小平与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师部、第三八六旅和先遣支队进到平汉路以东冀南平原地区，展开平原游击战争。从1939年1月至3月，共进行较大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7 月初，华北日军向晋冀豫根据地进行“扫荡”。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部开展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到 8 月底，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1939年底，又率部发动邯（郸）长（治）战役，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座县城，攻占一部分敌据点，打破了敌人的分割企图，使太南、太北两区又连成一片。至此，晋冀豫根据地发展到北接晋察冀地区、东北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1940年夏，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3个区的抗日工作。在他领导下，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始运转，并最终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0年8月，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华北八路军所属部队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史称“百团大战”。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武装）参加了这次震惊中外的战役，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痛击了日伪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1年以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在此期间，邓小平极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号召根据地军民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正视困难，克服右倾情绪，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他同刘伯承携手作了大量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从而使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走在前面。从1942年起，晋冀鲁豫边区军民连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邓小平身体力行，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开荒种地，而且在百忙中总结实践经验，发表了我党有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典文献之一《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同时，领导所属地区党组织广泛发动农民，减租减息，以此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开展。此外，邓小平还提议一二九师师部和中共晋冀鲁豫区党委联合召开太行区文化人座谈会，积极有效地推动了太行山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统一领导晋冀豫、冀南、太岳和晋豫等四个区党委工作。1943年1月，他在涉县温村主持召开了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并作工作报告，系统总结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

1943年10月开始，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一人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紧紧抓好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这三项中心任务。

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

在整风运动中，针对部分单位审干中发生的“左”的倾向，他反复强调要进行耐心细致的甄别平反工作。尤其是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由于邓小平把整风运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不仅分局（后为北方局）党校开学典礼必到并发表动员讲话，而且每天都要向党校负责人询问整风班学习情况，以至在整风学习的关键时刻还要到校给学员作重要报告。在讲话和报告中，邓小平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力用党的历史教育干部。通过整风运动，晋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当作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战略任务。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坚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既抓军队的生产节约，又抓群众的生产救灾；既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又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而且通过持续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更加有效地带动了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1944年的太行区，蝗虫灾情前所未有。邓小平率领根据地军民，用军事歼灭战的方式，打了一场剿灭蝗虫的人民战争。与抗灾灭蝗和互助合作事业相辅相成，大生产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黎城南委泉召开的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邓小平亲自为各路劳动英雄和杀敌英雄颁发重奖。这些太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好做法和大成效，正如邓小平于1943年7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回顾总结的那样：“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助推下，从1944年起，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率领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并且对一切可能夺取的敌占城镇和据点，发动攻势作战。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也都主动出击，连续向敌伪发动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大规模扩大了解放区。

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邓小平身在前线未能出席，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日本投降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 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邓小平在山西抗日战场叱咤风云8年之久，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历程丰富了他的政治思想，山西根据地的斗争实践锻造了他的卓越才干。如果探本究源，完全可以说邓小平的伟大理论是植根于山西抗日根据地沃土之上，萌芽于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之中的。

决战：上党战役歼顽敌

1945年3 月底，邓小平率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离开麻田镇，东出太行山于 4 月中旬到达冀鲁豫区开展工作。中共七大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后，6月中旬奉命赴延安出席七届一中全会。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这时， 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十九军、六十一军的5个师约1.7万兵力，从临汾、浮山、翼城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区晋东南上党地区发动进攻。8 月下旬，阎军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及被抗日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

面对这种危局，为了保卫解放区，党中央决定发动上党战役。8月25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党政领导干部一行人乘飞机离开延安，返回太行区，立即投入研究部署发动上党战役的工作中。9月初开始，邓小平与刘伯承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发起了抗击阎锡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上党战役。整个战役由太行、太岳、冀南3区部队参加，6万余民兵、自卫队助战。主要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

上党战役第一阶段为夺城打援。早在9月1日，太行部队胜利攻取襄垣城，拉开上党战役的序幕。襄垣解放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来此传达中共七大的精神，对上党战役参战部队作战斗动员，提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号召。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从9月上旬开始，邓小平与刘伯承适时转为采取分兵加速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孤立其核心城市之敌的方针。17日，冀南纵队攻克潞城，歼敌一个营；19日，太行部队攻克壶关城，歼一个团；同日攻克长子城，歼敌2000余人。至此共攻下县城5座，使长治敌人完全孤立，成了无足之蟹。正如刘邓常言：“无足之蟹，不能横行，理至明也。”随即，于20日合围长治。第二阶段为围城打援。当我军合围长治时，阎锡山急忙派出2万多援兵，在其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指挥下，从沁县出发，兼程南犯，企图援救长治史泽波部。情况突变，邓小平与刘伯承在潞城县马厂村（今长治市马厂村）紧急命令由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的太行纵队，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的太岳纵队急速北上，预伏在虒亭以南白晋线的常隆、上村地段准备打援。其余部队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以吸引敌援军南下。并将指挥部移到大平村。10月2日晨，敌援军先头部队到达老爷山附近，遭我军阻击后犹豫不前，停驻在榆村地区。为诱敌深入，邓小平与刘伯承决定放弃老爷山阵地，令太岳纵队向敌左翼、太行纵队向敌右翼迂回，当日中午敌人占领老爷山。邓小平与刘伯承亲临大平村指挥部指挥。同时又调集后续部队冀南纵队等投入战斗，并在白天开进，故意暴露，以加速敌军动摇。敌人在我军打击下败退老爷山，全线北撤。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部又乘胜追击，于l0月5日占领了土落村附近制高点，断敌后路，把敌军压缩在虒亭以北和漳河沿岸地区，至5日9时敌人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被全歼。第三阶段追歼逃敌。敌援军被歼后，困守长治的史泽波部于8日夜趁大雨浓雾弃城西逃。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部跟踪追击，在沁水县苏庄桃川地区将敌全歼，史泽波被我活捉。

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的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是我军以劣势装备对敌优势装备、以劣势兵数对敌优势兵数而取得干净彻底消灭侵占上党之敌的重大胜利。此役歼敌11个师及1个挺进队共3.5万余人，缴获24门山炮、200余挺轻重机枪和1.6万余支长短枪，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进行的重庆谈判，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逼迫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

上党战役尚未完全结束，邓小平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离开山西上党前线，返回河北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驻地，准备率部东进发动平汉战役（邯郸战役）。

赴会：途径山西去平山

1948 年7月下旬，邓小平奉命从河南宝丰县的皂角树村， 去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时，路经山西。

邓小平乘坐从国民党军手里缴获来的美国吉普车，途经临汝、龙门、洛阳。第二天夜宿山西晋城。邓小平一到晋城，不顾一路奔波，就和当地干部谈工作。可是，他连个参谋或秘书都没带，临时找来乘坐另一辆大卡车同行去中央军委办事的张有年帮忙记录。此后每到一地，都是这样工作的。第三天离开晋城后，经过高平、长治、潞城，再向太谷方向前进时，已进入作战地区。为了防止敌人飞机捣乱，邓小平一行改为夜行。到达太谷时，刚被敌机轰炸过的这座县城还冒着浓烟。前方此地经榆次去石家庄的公路，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被破坏过，邓小平不顾这段路途颠簸难行，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连夜驱车经榆次沿正太铁路直奔石家庄。

随同邓小平一起前往西柏坡的杨志宏回忆说：从宝丰出发到石家庄，从来没有见过邓小平同志休息过。

视察：情系建设谋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身居要位的邓小平依然对他曾经长期战斗生活过的山西情有所系，深切关怀着山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他曾经先后多次视察山西，指导工作，给予勉励。

195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到他西北之行的第一站山西， 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

邓小平先后给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部分师生和厂矿企业、省市机关部分干部作了两场报告。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要“面对群众，发现问题， 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教育广大群众要提高觉悟，树立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

在报告中，邓小平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就国际国内形势、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革命理想、少数人闹事、企业中的民主集中制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邓小平还着力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与其他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十六字方针，并阐明了它的重大意义，指出：这十六个字的方针，无论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党、对发展马列主义，都有深远的影响，极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搞这十六个字的方针，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就不可能全面，不可能恰当；我们的思想就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就要衰退。

在南下途中，邓小平一路视察指导了太谷、洪洞、临汾和运城等地的工作。路经太谷时县委书记靳广杰汇报了太谷作为全省商业体制改革试点县的改革做法和成效。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完汇报，当即指示：“你们的这个经验很好，应该推广到农村搞试点。”在洪洞，由晋南地委书记赵雨亭、洪洞县委书记王绣锦等陪同参观了新中国北方第一座农村小型水电站——明姜水电站和广胜寺、曾关押过苏三的明代监狱等名胜古迹。还听取了王绣锦关于在洪洞如何实施《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汇报。其间，他很少插话，偶尔就一些问题询问一下，并指示：“要充分利用洪洞的水利优势，发展水电站，搞好管理，提高效益。”到达临汾时，邓小平看到利用龙祠泉水种植的反季节蔬菜黄芽韭长势喜人，禁不住喜上眉梢，鼓励说：“要进一步开发龙祠水资源，把绿化搞上去。”

邓小平这次山西之行，尤其是他所作的重要报告，对广大师生、干部和群众教育深刻、鼓舞极大，对全省传达贯彻毛泽东讲话，以及揭露和检查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进程，都起到了很好的加强和督促作用。

1964年春，在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等率同苏共论战的“九评”写作班子，来到山西省大同市视察。原来，此时中苏论战剑拔弩张、硝烟正浓。4月5日，邓小平建议：“这篇文章要费些力气，要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站得住，理论上站得住。我们先观察一个时期，再来最后完成这篇‘九评。‘九评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从去年准备中苏两党会谈起，一直忙到现在，一年到头很辛苦，太紧张了，现在可趁观察一阵的时机，放松一下，索性离开北京休息一些日子。”邓小平一行人西行首站即大同，游览了两天。期间，邓小平和彭真视察了装甲兵学院、海军198部队、大同机车厂、山西柴油机厂，参观了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观看了大同市文艺团体的演出，并听取了大同市委的工作汇报。

1973年6月，第二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马里贵宾来到大寨访问。首先兴致勃勃地登上虎头山，俯瞰大寨，层层梯田和一排排崭新的窑洞、瓦房尽收眼底。看到这里一大片茁壮成长的玉米和谷子长势喜人，邓小平一行啧啧称道，十分高兴。随行的大寨村干部贾承让适时介绍说，大寨去年遭遇了罕见的干旱，但是经过群众的艰苦奋斗，仍然取得了丰收，粮食平均亩产达到997斤。在参观大寨的蓄水池、旱井等水利设施和饲养场时，在一眼新打的旱井旁，贵宾详细了解了旱井的水源和使用方法。接着，邓小平一行步入大寨村，走访了村干部和群众家庭。在陈永贵家那两孔窑洞三间瓦房的寻常农家院落里，邓小平随意地坐在凳子上，平易近人地侃侃而谈。他睿智、风趣的话语，竟然引得大家一阵阵开怀大笑。访问群众家庭时，他同群众一同坐在炕沿上亲热地拉着家常，察访着民情。

这天下午，邓小平还陪同马里贵宾和大寨的村干部进行了座谈。宾主之间的交流友好而热烈。邓小平在座谈结束时，不无感慨地说：“大寨 20 多年来取得的惊人成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预祝大寨取得更大的成绩。”说着， 转向马里元首特拉奥雷，继续热情恳切地说：“预祝中马友谊万古长青。”

1975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对“文革”以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9 月，邓小平来到山西，出席在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9月15日晨，他乘火车抵达阳泉车站时，对前来迎接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要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开幕式上，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口讲话，整个会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他的讲话没有讲稿，却胸有成竹，条理分明，长达1个小时。期间，面对江青的多次插话打断和种种无理取闹，邓小平摆事实、讲道理，驳得对农业一窍不通的江青哑口无言。

一向尊重客观实际和敢于揭露矛盾的邓小平，在讲话中不仅讲到会议的本身，而且讲到了严峻的农业形势，讲到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指出：“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大会，或相当于那次大会。”

邓小平指出：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作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从明年起，25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而更加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因此，首先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抓农业现代化。只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讲到这里，他联系实际，尖锐地剖析了整个农业形势。他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到目前，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60几块。四川倒数第二，90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100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邓小平的慷慨陈词，极大地震动了与会代表。他要求全国各地“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随即，他将语气缓和下来，把话锋又转到农业学大寨上来：“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搁了。据说现在全国有300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较好；但是，这300个县是不是都能像大寨那样，25年如一日？全国2200个县才有300个县，太少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有更多大寨式的县。”最后，他强调说，学大寨“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他深切寄语大会，“希望3000多名代表都要真学，就是300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的地方，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

在这次会上，邓小平还明确强调“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他以更加有力的气势明确指出：“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在这里，邓小平大讲整顿，明确地提出对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方针，其实质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这是邓小平在全农会上打出的一记响拳、重拳，给期待纠正“左”的错误的亿万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开幕式后，邓小平在大寨进行参观。

山西人民再次有幸目睹了他刚毅、亲切的音容笑貌，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无疑，邓小平在山西所作的讲话，有强烈的针对性，既实事求是，又高瞻远瞩、发人深省。

此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虽未亲临山西具体指导工作，但仍关注着山西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比如，就曾对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开办给予了极大支持，先后5次亲自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博士， 促成了我国这项最早最大的利用外资项目，拉开了中国利用外资乃至对外开放的序幕。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