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南下：吹响解放全中国的集结号

刘玉太

干部南下，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为夺取政权、接管旧政权、巩固新政权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干部南下，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集结号。

太行、太岳干部支援福建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转入历史性的战略决战。10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知》强调：“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以便战争的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的全部干部的决议》，要求各解放区必须把准备足够的干部当作一项迫切的战略任务来实现。

山西作为革命老区，抽调干部南下，自然成为当时党中央的战略组成部分。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948年12月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从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选调得力干部，组成一个省级建制的南下区党委，随时准备南下，到新区执行接管任务，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太行、太岳区选调的南下干部包括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的干部；太行一、六专区，二、三专区，四、五专区选调的干部，合并组建了能够接管3个地区的地直机关建制的干部班子；太行区所辖长治、平顺、壶关等33个县、市选调的干部，组建了能够接管15个县和109个区建制的成套干部班子；太岳一、二、三专区选调的干部，组建了能够接管3个地区的地直机关建制的领导班子；太岳区所辖沁源、沁县、屯留等17个县选调的干部，组建了能够接管15个县和90个区建制的成套干部班子。抽调干部南下，一经动员，报名的干部争先恐后。经组织审查，能够南下的同志，大都经1947年“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运动审查和1948年“整党整风”教育，符合党性强、觉悟高、能力强、身体好的条件。动员南下开始时也有些人认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打了10多年的仗，睡觉从没脱过衣裳。好不容易盼到解放了，终于可以喘口气、睡个安稳觉了，又要南下……”有的同志留恋小家庭，满足“老婆娃娃热炕头”，有革命不离家的思想；有的新婚夫妇依依不舍或因父母年迈无人照顾或妻孕儿幼无人料理。但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多数干部愉快地服从南下，一接到调动通知，纷纷回家安抚，安排好父母妻子生活，待命出发。

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上级组织特制定了5项照顾条件：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家庭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单位；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3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中原局所担任的干部须于4月底集中，训练完毕；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其余则准备抽调去接收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2月下旬，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队伍组建后，开始陆续到达河北武安集结。按照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在武安确定和组建了南下区党委一级机构。南下区党委由原太行区党委代书记冷楚等7人组成，冷楚任南下区党委书记。此外，还成立了行署和军区。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区党委下设6个地委、30个县委和199个区委的成建制的班子。为便于行军和军事化管理，6个地委专署编为6个大队，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县、区编为中队和小队。南下区党委所辖干部包括警卫连、勤杂人员共4500余人。

武安整编后，南下区党委有计划地组织南下干部学习中央关于新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大大提高了广大南下干部的政治觉悟，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明确了全党工作的战略转变及南下后的工作任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了南下干部进入新区应遵循的方针和政策，决定将长江支队交华东分局，随第三野战军渡江，预定去接管苏南，组建中共苏南区党委、苏南行署和苏南军区，要求长江支队过江后，到江苏丹阳县集结待命。毛泽东非常重视长江支队，会议期间特意接见了主要领导冷楚、周璧和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南下到新区工作，最重要的准备是到新区工作应执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对此，毛泽东阐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这一科学概括和深入浅出的生动表述，为南下干部到新区接管政权、开展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4月24日，长江支队接到命令，开始沿平汉线，踏上跨越数千里的南下征程。5月4日晚，部队到达开封时，传来了江苏镇江、丹阳、无锡、常州等城市相继解放的消息。12日，当长江支队到达南京时，苏南已被接管。华东局通知长江支队继续前行到苏州城外待命。长江支队在苏州学习、休整了一个多月，其间，华东局召开的军事会议，根据5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即“着三野十兵团，你们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6、7两个月间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待上海解放即可出动”的指示精神，提出福建的接管和建设需要大批干部，福建是东南海防，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而冷楚率领的南下干部来自山西革命老区，多数是区县以上的领导干部，有较强的政治素质，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经验，建议派长江支队到福建去。后经中央批准，决定长江支队继续南下，转到福建开辟工作。同时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上海，招收一批知识青年组成“南下服务团”，随军南下进入福建。6月19日，以张鼎丞为书记的中共福建省委在江苏省苏州市成立。针对长江支队有部分同志听说要进军福建思想上产生波动的情况，张鼎丞专程到长江支队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动员报告。他在讲到福建的情况时说：“华东局报中央批准，要我同大家一齐去福建。福建话难懂，工作不好做，福建穷也是事实，但我们到福建彻底消灭敌人，不是孤立的，有大后方支援；福建有红旗不倒的苏维埃老区，他们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现在盼到了解放，他们欢迎我们去。老区群众觉悟高，会支援我们的。去了先接管城市，筹粮、借款，支援前线，吃饱饭，打胜仗；还要积极生产，恢复工商业，繁荣市场。”他要求大家抓紧学习好城市政策，听从党的指示，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向哪里冲，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发挥党员的作用，福建的党和人民在等待着我们。经过动员，长江支队的干部提高了对南下福建的认识，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表示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不少同志上街找书店买地图，查看福建地形，了解福建风土人情，时刻准备南下福建。由于长途行军过分劳累，加之不适应江南的气候和生活，出发前不少同志病倒了，如支队直属中队的杨欣荣、李如章等先后住进了医院，六大队二中队冯石头病故，被安葬在苏州的蠡口镇乡下。接着，杨文越等相继病故，被安葬在苏州城西枫桥镇和虎丘山下。还有因意外死亡的，他们都长眠于南下途中。

7月13日，长江支队随叶飞领导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开始进军福建。进军福建最大的困难是交通不便，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山峦连绵，道路崎岖，村庄分散，人烟稀少；仅有的几条公路也因多年失修，加上国民党撤退时对桥梁的破坏，无法通车；河道也因水急，土石壅塞，大多不能利用，可以利用的几条河道，船只载量也很小，南下干部只得水陆并进，艰难前行，途中多次遭遇敌机空袭，许多干部负伤，五大队张振叶当场牺牲。8月5日，第一、二大队冒着酷暑，翻越了无数高山峻岭，克服了水土不服和疾病的困扰，战胜了敌机和散匪的袭扰，最先踏上了八闽大地。

南下干部进入福建时，福建的行政区划设有2个直辖市、8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和近70个县。根据福建省委的统一部署，长江支队所属的6个大队，改为6个地委和专署，先后进入建瓯、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等地区进行接管建政。从此，他们扎根福建，献身福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严峻的挑战，完成了政权的接管和筹粮借款支援前线的任务；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任务，成功地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站稳了脚跟，建立起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使福建的社会秩序及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

晋中南下工作团随军入湘

就在长江支队奉命南下不久，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国民党统治地区发起猛烈攻势，大批城市得到解放。而亟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和 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

解决这些地区国民党的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即已周密部署，决定第二野战军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部向西南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因此，中共晋中区党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于1949年2月继长江支队组建后，预先成建制地抽调大批干部，以原晋中区党委为基础一分为二，组建了“晋中南下区党委”即“晋中南下工作团”，配备了6个地委、36个县委、216个区级班子，总计3070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随军南下。

晋中区党委动员南下的工作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广大干部对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表示坚决拥护和积极响应。3月15日到4月20日，晋中南下区党委所属各个地委南下干部在接到命令后，先后赶到石家庄集结。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区党委书记武光做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南下干部深刻领会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意义，大家表示要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以适应开辟新区的工作需要。他们还组织参观了炼焦厂、纺织厂、小型铸锅厂，对城市和产业工人有了直观认识，了解了城市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懂得了到新区后应如何开展工作。4月28日至5月5日，晋中南下队伍开始分批离开石家庄，因当时河南省的安阳、新乡还没有解放，平汉铁路尚未通车，故只能靠步行和乘马车前行，经威县、南宫、濮阳等地抵达开封，经过短暂的休整于5月中旬到达河南巩县。在巩县明确了目的地是湖南省，并通报了南下的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已于3月在天津成立，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这意味着晋中南下区党委及所属地委、县委干部要重新调整，许多干部要降级使用。如晋中南下区党委书记武光改任长沙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薛同连改任长沙地委民运部部长，原地委组织部部长徐秉谦改任浏阳县县委书记，原地委宣传部部长华国锋改任湘阴县县委书记，这两个县的原县委书记改任县委副书记。面对此次干部调整，从区党委到地委、县委各级干部从党的利益和大局出发，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和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

巩县整编后，共设置了3个地委，即原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及一、二、五地委合并共计1500人，进入长沙地区；原南下三地委和六地委合并共计1100多人，进入衡阳地区；原南下四地委共200多人，进入会同地区。为了快速赶往目的地，采取轻装行军，将棉被改成夹被，将不必要携带的物品放置郑州留守处，女同志和病员一律暂留郑州待命。6月28日，南下长沙的干部经郑州、安徽到达武汉并听取了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形势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南下干部入湘后要迅速组织建立政权，筹粮支前，剿匪安民，恢复生产的任务。7月23日和25日，在武光组织带领下，中共长沙地委和长沙专员公署先后在岳阳成立。8月5日湖南省宣布和平解放。截止10月28日，南下衡阳和会同的干部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并开展工作。在行军途中留在郑州的女干部，于1949年10月底前分别按计划到达目的地。此外，从晋中三地委分别南下的两批女干部也先后于1950年1月进入湖南。至此，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太行区、冀中区、察哈尔省的干部共同参与组建的“晋中南下工作团”按照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精神，历经9个多月，行程3000多公里，胜利完成了随军南下入湘的特殊使命。

解放初期的湖南，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经济十分落后。在农村，封建剥削严重，广大农民一贫如洗；社会状况不稳，匪患严重，他们利用各种时机进行骚扰和破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而湖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是组织不健全，当地干部缺乏，南下干部中，因各种原因，特别是远离家乡，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加上工作繁重，有少数人不安心在湖南工作。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征粮筹款，配合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解放粤桂等省。面对艰巨的任务，南下干部在接收、接管，建立县、区人民政权的同时，克服自身的畏难情绪，坚持从思想发动入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排除各方面的干扰阻碍，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广泛发动群众与高度发挥行政力量相结合，深入乡村，宣传党的政策，向不法分子破坏征粮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晋中南下干部赵成保等就是在下乡征粮工作中遭土匪袭击壮烈牺牲的。截止1950年，湖南的支前任务胜利完成。

清剿土匪是晋中南下干部入湘后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湖南曾经是国民党长期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势力强大，全省有10万多土匪。在已解放的地区，封建的乡保政权还存在，群众尚未发动，新生政权没站稳脚跟。因此，迅速消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成为湖南党组织、军队及南下干部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为此，组织军区部队和野战部队及南下干部带领的地方民兵武装及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投入20万剿匪力量，重重打击了残留的土匪，使他们的气焰一落千丈。到1951年6月，全省转入清匪肃特阶段，各地南下干部组织成立了民运工作队、武装工作队等，一方面开展减租退押、生产救灾、土地改革等，一方面继续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清匪肃特斗争。到1952年夏基本完成剿匪任务。自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有700余干部、群众、解放军战士惨遭土匪杀害，晋中南下干部中有十多位干部献出宝贵生命。

在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后，南下干部在湖南省委的带领下开始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各项社会改革，并开展了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

晋绥干部扎根川康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共晋绥分局从1949年5月开始着手向川西、川北及西康地区调配干部，决定晋西北、晋西南的每个地委、县委都要配备2至3套领导班子，听候命令，作随军入川的准备。6月初，中共晋绥分局、晋南行署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命令，对所属晋西北和晋南地区的机构作了调整，同时通知各地、县抽调的干部须在7月5日前到达临汾晋绥分局党校集中培训。之后，陆续到达晋绥分局党校的南下干部多达4500余人，其中以县级干部为主。

培训期间，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亲临检查准备工作。他说：“解放大西南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过去南方同志到北方来，为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北方人民，现在北方已经全部解放了，北方同志也应该到南方去干革命，解放那里的人民，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他还说：“根据西安解放后接管城市工作的经验，掌握政策很重要，必须抓紧学好在新区的方针政策。同志们对农村的情况和政策比较熟悉，但对城市的情况和政策就比较生疏。进城以后，我们首先要依靠和发动工人阶级做好接管城市的工作，就是到了农村也不能完全按老区的经验办事，必须按照党在新区的政策去做。”贺龙还简要介绍了四川省的军阀派系、帮会等社会情况及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他要求入川后被分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树立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的思想，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1949年11月初，晋绥南下干部告别根据地和家乡，分批从临汾地区出发，随贺龙等率领的北线人民解放军部队向四川进发。随军南下入川的干部及各类干部学校的学员和警卫部队、勤杂人员等，按军事编制成立支队，下设5个梯队，梯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分队和小队。5个梯队加上3个警卫团共约15000人。

南下入川的第一站是西安。此时，刘邓大军已攻入川黔边境地区，但还未到达预定包围胡宗南部队和断其后路的地点。利用这个间隙，南下工作团在西安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休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从西北南下的干部进入四川后，要负责成都市和川西、川北、西康省的接管工作。中共中央根据贺龙的建议，批准成立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工作，从组织上做好了入川的准备工作。

1949年11月下旬，刘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解放了重庆、泸州、宜宾等川南重镇，12月上旬又攻占了内江、简阳、仁寿、眉山、蒲江、彭山、大邑、邛崃等地，完成了从南线迂回包围敌人的部署。为适应形势发展，“西北入川工作团”于12月上旬开始向宝鸡、秦岭方向进发。由于胡宗南部队破坏了公路和桥梁，又埋设了许多地雷，大部队不得不按照扫雷部队指定的路线前行。作为后梯队的南下干部，在翻越秦岭、大巴山时，面对严寒冰雪、道路泥泞、宿营不便、粮食菜蔬无法补给、物资运输难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将所需物资用肩扛、用背驮，艰难地前进。进入广元县城后，南下干部开始分路前行。沿途被分配到川北剑阁地区（后改为广元地区）的干部，随即开始着手接管和支援南下大军的工作，其余大部分干部则前往南充、遂宁、达县等地区。分配到川西的干部，除留在绵阳地区工作的干部外，大部分随军进入成都并开始接管成都市和温江、眉山、茂县等市县的工作。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分配到西康省的干部到达成都后，经贺龙、李井泉再次动员，由廖志高、秦力生率领，于1950年2月1日到达雅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部署，西北入川工作团在到达指定地点之后，除正式组建各级党组织和成立当地人民政府、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外，主要任务一是接管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二是征粮、剿匪和平定叛乱；三是接收、改造起义投诚部队；四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

接管工作在党委领导下组成政务、军事、财经、文献、公安等几大部门，按各个系统自上而下进行，并将在蓉的原国民党中央直辖单位与四川省两级组织机构也统一划分到上述5个部门统一接收。各地相应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各区域军事、民政事宜，完成对旧政权和军事机关等方面的接管。经过军队干部和南下干部的共同努力，在较短时间顺利接管了政权和动员恢复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打仗有一套，管理城市和经济根本不行”的谣言。

川西、川北、西康及成都解放后，亟待解决的还有百万军民粮食严重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当时不仅要保证城镇军民的粮食供应，还要解决几十万起义投诚部队的供应，稳定市场。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各地迅速动员组织南下干部及当地青年知识分子等力量，组成征粮团或征粮工作队，深入到乡（镇）村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合理负担，落实到户，进行征收。在征粮工作中，许多县区遭遇匪特的破坏和袭击。如派驻温江地区的征粮工作团50多人在崇宁县被土匪杀害，其中西北入川工作团晋南干校学员19人、南下支队2梯队2中队的杨瑛等10位壮烈牺牲。

1950年冬，在征粮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四川农村中心工作及时转入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中。南下干部深入农村，向群众直接宣讲政策，依靠群众，由点到面，稳步推进。所到之处，对县以上各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改的各项事宜。通过土改，原无地少地的农民满足了对土地的要求，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数千年来封建地主的统治和残酷剥削农民的土地制度，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扫清了障碍。至此，西北入川工作团完成了随军南下川康等地接管建政的历史使命，接下来他们同南下福建、湖南的南下干部一样在日后的几十年中，投身于当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中。

山西省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最早建立党组织，并且是党组织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北方省份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三大主力先后开进山西，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前方总部也驻扎在山西，并依托山西创建了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足点之一，也是战略进攻的出发点，同时又是重要的干部输出基地之一。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其核心是争取和控制东北。当时从太行、晋绥等根据地抽调了大批干部，包括在山西的东北籍干部，他们从1945年9月起陆续进入东北。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又有数以万计的山西籍官兵和地方干部随刘邓大军、陈谢大军南下，开辟新区。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山西各根据地继续向全国各地输送大批干部，其中有北上的、西进的和南下的，去开辟新区接管政权。山西干部南下，比较集中的是在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底，其特点是人员数量大，而且是“成建制的南下”。干部南下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对于共和国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为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