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卓越贡献

李春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外交战略家毛泽东，就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不懈努力。他始终将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确定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频繁出入国际舞台，广泛开展友好往来与合作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另起炉灶”“一边倒”方针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将“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确立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为此，他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3条方针。“另起炉灶”，即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为实施以上战略，毛泽东韬略在胸，步步为营，扎实推进，取得了新中国外交开局良好的可喜成效。

其一，我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一经向全世界宣布建交意向，10月2日苏联就率先做出积极回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表示即刻建交，且没过几天就派驻大使上任。不久又诚邀毛泽东前往苏联出访。毛泽东访苏期间，经过几轮会谈，尤其是毛泽东气度非凡的斗智斗勇，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有力地加强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为共同对付可能的外来侵略打下基础。

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踊跃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毛泽东首次访苏，则奏响新中国外交阔步前进的序曲。

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热忱欢迎。在苏联率先与中国建交的影响下，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迅速意欲与中国建交。社会主义阵营内许多国家在10月初即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是承认新中国，并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需谈判即可建交。

1949年10月3日，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给中国政府发出的电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全中国人民之意志，保加利亚已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外交代表”，次日，周恩来外长回电“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外交代表。”同日，中国政府还收到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发来的电报，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欢迎，并已决定与中国建交。10月5日，中罗两国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10月4日，中国收到了来自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和朝鲜外相朴宪永的电报。周恩来亲笔复电，两日后，中匈、中朝建交。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代外长威廉·西罗基致电中国政府“兴奋地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内容”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次日，中捷建交。这天，向中国政府发来电报表示愿意建交的，还有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拉夫·莱西斯基。10月7日，中波建交。10月6日，中国政府收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乔巴山的电报，表示了与中国建交的愿望，称“真诚不渝地愿与中国人民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并在随后与“已丧失一切权威，已不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国民党政府断交。10天后，中蒙两国建交。1949年10月7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日。当天，周恩来致电该国临时外交部长，表示了祝贺及建交的愿望。民主德国“深深引为荣幸”，并“感到最大的欣慰”。10月27日，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11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给中国政府致电，对成立新中国这样“历史性胜利热烈的致敬”。

1954年国庆节，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应邀出席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了苏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强调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并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建议。同年11月，毛泽东又公开指出，忽视各国平等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时隔一年后的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走出国门，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其二，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不仅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企图从朝鲜、越南和台湾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外交波澜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毛泽东首次访苏归来不到一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毛泽东时时关注朝鲜战局、他沉着稳健地指挥着志愿军作战，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

期间，毛泽东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作战初期，斯大林命令苏联空军和防空军高炮部队直接参战击落美机1318架，又专为志愿军培训空军，并派出顾问团协助年轻的中国空军作战。得悉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陈旧，斯大林为志愿军提供了40个陆军师的全部装备及大批运输车辆、军用物资等援助，“联合国军”对喀秋沙的巨大威力闻风丧胆。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落下帷幕。中朝两国人民在共同反抗侵略军的斗争中结下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同年11月，金日成来访。

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表明，新中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1954年4月，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国际问题即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毛泽东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去赴会，他们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扰，最终在历时3个月的漫长会议中，在解决会议主要议题上，都起到了大国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同时，毛泽东还积极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1955年4月，遵循毛泽东的意图和思想，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赏，并对美国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其三、积极谋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据此，周恩来于1953年底进一步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4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他们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

为促进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毛泽东积极支持并派团参加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恩来率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会议的图谋，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亚非会议后，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又有一些亚非国家同我国陆续建交。

万隆会议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友好往来较多。1956年秋，印尼总统苏加诺首次访华。之后的几年中又数度踏上中国国土。

泰国与美国关系密切，制约着同中国发展关系。但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万隆会议时泰国外长万亲王同周恩来有了接触。他十分赞赏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周恩来本人也深怀好感，并带着这样一个印象返回泰国：原来中国共产党人并非美国人所描绘的那样“青面獠牙”。于是，密商决定由泰国政府最高顾问乃讪挑起秘密同中国建立联系的重担。1956年1月，以乃讪为首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公开访华。2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会见了泰国代表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与此同时，我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坚持不懈地斗争，揭露了美国把约占世界人口1/4的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无理行径，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准备了条件。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基本站稳了脚跟。仅从建国之日至这年年底，国际社会就有25个国家承认了新中国，其中17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的推行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美苏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此起彼伏。其间，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不仅保持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则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从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矛盾激化。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

基于以上时局变化，面对中国刚刚度过3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和断绝援助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压力，毛泽东冷静分析形势，审时度势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随之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为中国也为其他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依据上述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首先，中国政府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毛泽东指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中国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积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通过友好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订了边界条约；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同亚非各国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的互访日益频繁。从万隆会议后到60年代末，有22个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刘少奇等不断到亚非地区访问增进彼此了解。周恩来更是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3次访问，提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卓越外交活动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其次，积极拓宽外交领域，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发展。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拒绝签署美苏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反映了西欧不甘受美控制、积极谋求独立自主的趋向。在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仅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了友谊，而且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派了商务代表。

作为该理论在外交领域的成功实践，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不仅是“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同时对中国与西欧未和我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63年10月，以前就曾访问过中国的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再度访华。两个“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展开历时3个多月艰辛、高效、相互理解、在原则问题上寸土必争的建交谈判。周恩来和陈毅同富尔先后在北京、上海进行6次实质性会谈。而谈判核心是如何处理法国同台湾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双方出现重大分歧。随后几经波折，中法双方达成关键且重要的“三点默契”。达成协议这天即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中法建交的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开启了中法乃至中欧关系发展新篇章，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

在中法建交冲击下，出于摆脱美国控制和发展经济的考虑，身处“第二中间地带”的意大利主动向中方提出互设贸易机构的建议。在意社会党参议员维托雷利访华、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意等一系列步骤后，中意于1964年11月30日签订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开创了中意贸易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取得又一次胜利。

毛泽东等还将大量心血倾注于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上。中国在坚持反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发展两国民间关系的尝试和渠道。在沟通两国间贸易、协助在华日侨回国和不断加强两国各类民间组织间交往等方面采取主动步骤。在日本引起良好反响，为70年代初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再次，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努力争取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旷日持久，还数度陷入僵局和中断。可见美国根本没有诚意。更为险恶的是，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美舰为其护航，扬言“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为粉粹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串犯大陆的图谋，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慑于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海域为蒋军护航存在的风险，加之大批军舰滞留台湾海峡对美国全球战略不利，美国政府遂转而力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实现“划峡而治”，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分离。美国的这一建议未被接受。毛泽东及时识破美国险恶用心，亲自起草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先后采取暂停炮击和逢双日不炮击等做法。正如他所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围绕炮打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场斗争，有力地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美国还采取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日内瓦协议的执行。大规模侵略越南，策动老挝内战，对柬埔寨进行颠覆和侵略。印支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我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抵抗美国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全国。同样，在谈判桌上，我国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有力地捍卫了印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克服来自美国的种种阻挠，同与会国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达成老挝和平、中立的协议。

第四、反对苏联控制，顶住苏联的威胁。对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应通过讨论加以解决，但赫鲁晓夫却采取高压手段和突然袭击方式，1960年7月在一个月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300多个专家合同，废除20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且在新疆一些地区挑起边境纠纷。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对苏联的霸道行径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为尽可能维护中苏友谊，毛泽东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期望苏联悬崖勒马，改弦易辙。但苏方依然施行霸权主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对中国军事挑衅。为此，中国采取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击退了苏联的多次武装入侵。1969年9月，应苏方要求，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谅解。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出现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多个。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条线”“一大片”及“三个世界”的划分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苏联则在加紧同美国争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西欧、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成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主力军。

毛泽东紧抓机遇，对中国外交进行新的战略调整，先后形成互为相关的“一条线”构想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日益强大，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逐步改变对华政策。同时，中国也愿意改变中美长期对抗的局面，希望中美之间的和解有助于台湾问题的逐步解决和进一步排除美国为阻挠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而设置的各种障碍。1969年8月，尼克松怀着打开通向中国渠道的目的秘密出访与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各国，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等人向中方传话希望对话。之后，美国又采取了一些试探性步骤。

对此，毛泽东以政治家伟大的胸怀和战略家的深远眼光，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对美政策。1971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主动邀请并亲自会见美国乒乓球队；10月，与打前站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会谈，就尼克松访华事宜达成协议。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两国领导人直接会谈。长达20年隔绝的中美两国坚冰开始融化。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中美关系取得突破。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新格局的逐渐形成，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构想：“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提出了联合抗苏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举引领中日关系大有改观。1972年9月，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从“一条线”到“一大片”的战略扩展，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将走向全球地理格局的整体化分布。

赞比亚是非洲重要国家，也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中国一向重视发展同赞比亚的友好关系。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应邀首次访华时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赞两国结下友谊。1967年9月，经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友好协商后，两国邀请中国帮助修建著名的坦赞铁路，为发展中赞两国友谊、扩大中国在非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影响奠定良好基础。

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正式外交场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 划分的战略思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为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是他首次完整的阐述；但早在70年代初就已酝酿并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流露过。

震动世界的是，1971年10月25日，在发展中国家支持下，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1天后，新中国首个外交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终于在联合国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声音。毛泽东曾风趣地描述，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出现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而不懈努力。

此外，70年代毛泽东还与苏联霸权主义及其严重威胁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但几经努力都进展甚微。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苏联的入侵，并采取实际步骤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斗争，对苏联的扩张势头作了有力遏制。

在毛泽东新的外交策略指导下，中国外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世界瞩目。7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五大洲更多的国家与中国建交。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与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时屈指可数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相比，是何等巨大的变化！自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在毛泽东外交战略指引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脚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又是何等伟大的成就！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