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乡土中国》（四）

何为

摘 要 乡土中国长期稳固存在的重要原因，是族权和绅权的稳定性。乡土社会中的族长，是族权与神权的结合体，是威权统治的化身，掌握开启祠堂、祭祀先祖的大权。族长通过祭祀等活动，获得与祖先直接沟通的权利，主持各种慎终追远的仪式，并代表祖先祝愿宗族瓜瓞连绵，子孙昌盛，兴旺发达。族长集族权、神权于一身，在神权思想上严控族群，在经济上、法律上掌控宗族的一切。

关键词 族权神权 宗法制度 威权统治

在乡土社会，族长一般就是指“家长”——家族之长，但“家长”不能完全称代族长。“家长”一般指小家庭的父亲，很少用来指称一个或小或大的宗族的族长。

毛泽东指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

在乡土社会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这四条绳索，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把民众死死地笼罩在里面。

“政权”即皇权。“族权”，即在宗法制度背景下，族长对族群所有人员和财物具有绝对支配权力。“夫权”是指夫妻关系中，丈夫控制支配妻子的权力，夫权统治下，夫妻之间是尊卑主从的关系。

单讲“神权”，“神权”即神所拥有的权力，在乡土社会具体表现为祭祀权力。这种“祭祀”，与传统社会时期的宗教一一释家道家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其实，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权力几乎没有占据过乡土社会的“主场”，因为世俗的政权（皇权）从来不允许宗教权力的介入，即使有，也是作为皇权的附庸存在。

为什么要单讲“神权”？因为“神权”是“四条极大绳索”中最厉害的一条，是从精神上思想上控制人的东西。一个人的精神思想被控制了，无异于行尸走肉。

而且，“神权”是政权和族权施展威风显现力量的工具。

佛教道教为什么会成为皇权的附庸？原因很简单，政教合一，皇帝自己就代表着一种神权，本身是皇权和神权的结合体。反过来看，西方有的国家政教分离，教皇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而且教廷曾经拥有神圣骑士团等军队。在西方历史上，教皇给国王“加冕”，即“君权神授”，意味着神权对政权的认可。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命令李斯用小篆在传国玉玺上雕刻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意思是说我既然顺受了天命，当了皇帝，就一定会让黎民长寿，国运永远昌隆。

而数千年的乡土中国，皇权就是神权的代表。皇帝自称“天子”，是秉承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万民的。

上天在哪里？你不知我不知他不知，只有天知道。你知我知他也知，只有天不知道。

为了宣扬“君权天授”“受命于天”，古代帝王热衷于搞泰山封禅活动。

封禅是神权的最高形式，是倾全国之力的大祭祀，是几乎每一个帝王都想做但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泰山封禅有三个条件：统一，盛世，祥瑞。

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武帝，他在位期间一共搞了8次泰山封禅活动，是帝王封禅次数的最高纪录保持者。每一次封禅都会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劳民伤财。

其实，封禅活动不过是皇帝自我神化而已，用装神弄鬼的方式来强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封禅活动是皇帝用受命于天、君权神授来强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神权的最高形式，是皇权与神权高度结合的具体表现。

同理，落实到乡土社会中，族长的族权与神权也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掌握开启祠堂、祭祀先祖的大权。

一个人，要是被族长下令排斥在祠堂之外、失去祭祀祖先的资格的话，是非常痛苦的，这意味着被赶出族群。《白鹿原》中鹿黑娃、白孝文的部分情节即反映这一内容。

《祝福》中的祥林嫂被排斥在“祝福”这种集体仪式之外，起因就是嫁过两个男人，失去贞洁，将来到阴间要被两個亡夫争抢，为此只能被从中锯开……于是，祥林嫂求助于宗教权力，给土地庙“捐门槛”，但最终仍然被封建礼教吞噬。

因此，在乡土中国，族长首先是拥有主持“祭祀”大典的特权。皇帝通过封禅等仪式获得神的意旨，增加了神秘感，从而强化了威权统治。同样的，族长通过祭祀等活动，获得与祖先直接沟通的权利，主持各种慎终追远的仪式，并代表祖先祝愿宗族瓜瓞连绵，子孙昌盛，兴旺发达。

族长集族权、神权于一身，除了在神权思想上严控族群，还在经济上、法律上掌控宗族的一切。

家长对财产的绝对支配，体现在对家庭成员的所有收入的控制，目的是防止子孙擅用家财甚至脱离家长别籍异财。封建法律对家长财产支配权是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原因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强制推行孝道思想和维护纲常名教，以此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乡土社会普遍流行“诉讼入官为耻”的观念。所有的宗族都鄙视诉讼到官府的现象，要求族人不是万不得已不得“打官司”，目的是“不劳官府而治”，而且鄙视“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者，以“打官司”或做“讼师”“讼棍”为耻辱，认为“有忝家风”。但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矛盾一旦激化，族长在宗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又得以显现。

族长拥有私设公堂、对族人进行初级裁判和实施一般惩罚的权力。这个“公堂”就是祠堂。族长是第一裁决审判者，对违犯国法、破坏家规的宗族子孙实施初级裁判权和一般惩罚权，就是在祠堂里面进行，而且必须邀集并咨询“长老”和乡绅的看法，宗族所有主户必须到场。关于这一点，《白鹿原》中也有详细描述。

封建法律虽然没有专门条文公开承认家长拥有私设公堂、对族人进行初级裁判和实施一般惩罚的权力，但实际上是默认的。为什么呢？地方官员早就认识到其中大有好处，类似于今天说的“纠纷不出村、诉讼不离乡”。让宗族处理族人的内部纷争，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处理纠纷的模式，在乡土社会时期确实起到了和睦邻里的作用一一在交通不便贪贿成风的时代，诉讼是一笔巨额费用。过去人们说“打官司就是打钱”，说的是一场诉讼的费用往往是无底洞，而且旷日持久，最终的结果基本上是一样：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赢家“输”了大量的钱财只“赢”了一口气；而输家除了领罪还要被罚。

家长对子女婚姻的支配权。在乡土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也没有婚姻自主权，因此，中国历史最喜欢上演的就是爱情悲剧戏。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到《西厢记》《牡丹亭》……都是用文艺的笔法揭示生活的本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基本套路，“先结婚后恋爱”是感情的基本线索。

在乡土社会里，家长对子女婚嫁的支配权，不仅是全社会公认的“习惯”，而且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凡是违背家长意志自由恋爱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沉塘”“浸猪笼”等是常见的手段。

平心而论，乡土社会中家长对子女婚姻的支配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等是不可取的，但客观上杜绝了“始乱终弃”的现象。至于“门当户对”，我们认为直到今天仍然是婚恋过程中最重要的选项。要知道，男女平等，只是所谓的“政治地位”的平等，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实质性平等。“灰姑娘”的故事是虚构的童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不可靠的。

族长仿佛是一方诸侯一个小国的国君，借助族权和神权，不仅要关照族人，也要约束族人。然而，“仁义”的白嘉轩不常有，“趋炎附势、横行霸道、歹毒至极”的张乡绅张静斋有的是。（张静斋的故事，见《儒林外史》）

随着皇权瓦解王纲解纽，“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从根子上破除封建文化和礼教思想，为广袤无垠的乡土社会中大大小小的族长们敲响了丧钟。

如果家族的族权不消失，系维着私人道德的礼教仍然会杀人会吃人，思想永远处于固化状态，文字也就根本无需“下乡”；男女不可能平等也不可能自由恋爱只能继续“有别”，女子很少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更不要说抛头露面去工作；人们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浑浑噩噩迷迷瞪瞪一出生就基本上决定了乡土本色的未来——“生于斯长于斯”最终“死于斯”；在狭窄的地缘生存环境中遵循“差序格局”遵守上下尊卑的礼治秩序，也就永远无法催生城市文明，不可能产生“团体格局”和法理社会；一切都是基于血缘组成一个群体，所有成员都必须无条件服从长老统治，绝对的人治导致法治无处容身——情理与法理永远是一对矛盾的组合体，族长私设公堂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对族中人员实施惩罚，如此也就永远“无讼”了，一切归于“无为而治”。

国家会改朝换代，皇帝会换姓氏，但家族的族长会代代相传，姓氏会永远继承。数千年的“乡土中国”稳固存在的重要原因，是族权和绅权的稳定性。

哪些人算是乡绅呢？族长不是乡绅，族长是族群天然的领导人，但族长的作用与乡绅有交叉关系。换句话说，乡绅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文化懂礼仪，但在族群的血缘辈分中未必是“长者”。他们凭借自己的地位或小家庭中有人做官等条件，在“一方水土”中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协同族长处理宗族事务。如果说族长是宗族中的君王，那么乡绅们就是君王手下的朝臣。他们都是“长老”，他们的“话语权”地位就是“长老统治”。

“基于财产，可以得到佃户及佃户的家属戚谊的听从；基于家世，可以得到本族人口的推崇。”财产与家世，居其一就可以成为地方“乡绅”，但我们认为，具备另一个条件也可以成为乡绅——有文化懂礼仪。

财产即经济地位，好理解。“家世”与“有文化懂礼仪”的外延很大。

具体来说，退休、卸任甚至被废的回乡官员，加上现任官员居处家乡的亲戚子弟，这些是当然的乡绅——见多识广走州过县、有一定的官场人脉。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监生以及考取功名但在家乡候任的举人、进士，也是当然的乡绅。

数千年的乡土社会时期，为了维护本身利益，统治集团大体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实行分封制，同时选拔优秀的人才出来帮助集团加强统治，主要有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这些选拔制度，基本上是以个人道德行为的高低、学识能力的大小为主线的，尽管这种德行高低的标准令人怀疑，学识能力讨论的范围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

“知识改变命运”是一条真理，过去是，现在还是。掌握文化知识，参加选拔考试，是“脱白换绿”改变地位踏入仕途的主要路径。

然而，在乡土社会里，读书绝非易事，贫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忙于生计勉强糊口已经很艰难了，几乎是不可能“脱产”去专心读书的，也无法承担一考就是多年的考试费用。“范进中举”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考了很多年没中举，家徒四壁，母亲都饿得两眼昏花，去参加考试的盘缠也是从老丈人胡屠户那里借的。

按常理，“范进”的家庭经济条件应该还可以，否则无法支撑到他考举人。显然，“范进中举”的故事很夸张，但小说恰恰是用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生活的本质。

读书的目的是有可能进入仕途，进入仕途就意味著获得了公共权力。

[作者通联：浙江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