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我沉思的一本书

肖学军

读岳南的《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岳南的《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带我走进中国抗战艰危的六年（1940-1946年）。

掩卷沉思，李莊，名不见经传的李庄，地图上找不到它。如果没有同济大学迁往李庄，没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相继内迁至此。李庄就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回眸峥嵘岁月，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战火纷飞。战争、流血、流亡、抗争迭起;让人如坠黑洞，无路可行。内患外犹如一张大网，将各界绑的喘不过气;绝望与希望打着架，混沌与清明交织着。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令人担忧。

虽然偌大的国土，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可不管日寇有多凶恶，也不可能摧毁中华文化的命脉，不能熄灭中国文化绵延传承的火种。因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学人素有家国天下的情怀，他们不愿坐等太平，而是决心踏过泥泞与坎坷，和全国亿万民众携手共创花红柳绿的明天。面对受难的祖国，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情。于是一路西迁，一路做学问。他们不惧隆隆炮火，心怀家国，不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抗侵略、呼唤和平，挺着病残羸弱的身躯抗争，以笔为剑，以人为碑，如流星划过漫漫暗夜，将苍茫大地遽然点亮！这群人，被岳南尊称为“先生”。他们是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陶孟和、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这群饱受战争煎熬的学者在李庄这块悲壮、深厚的土地上，谱写出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诗篇，从此默默无闻的李庄亦得以名垂青史。

翻开书页，我触摸到了这群先生们最灿烂的真性情，感受到了他们在风雨中的坚守与从容。面对贫穷、匪患甚至死亡威胁，他们穷且益坚，薪传火播，学惯中西的先生们既能用英文讨论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的诗歌，也能讨论屈原、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他们热爱生活;追求自由，歌颂爱情;他们敢想、敢说、敢干！他们一个个于激流深处有担当，有风骨，有民族大义，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嗅着书香，我看到了知识分子背后那一根根瘦弱却坚硬的脊梁骨。他们铁肩担道义，无论世事多舛，情怀始终不改、信念永远不倒，他们成为了中华的民族记忆中最温热的一部分。透过作者酣畅淋漓的笔墨，民国大师们的个性与性情在时代的夹缝中张扬出来了。作品最让我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他们向世界展现的不屈的精神风骨。以这些先生的学术水平，他们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国外找到票子、房子、车子、位置。然而，他们执著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全部心智延续着中华学术的香火，为国家培养了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等大批杰出的人才。

不仅如此，他们还潜心学术研究，写出了大批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董作宾完成了《殷历谱》，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哲学教授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代表作《知识论》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等。当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到李庄，见到童第周等学者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用金鱼作生物实验，坚持科研，曾惊异地说：“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学者们犹如困在沙漠里的金鱼，在自己创造的精神海域中仍能自由遨游，令人折服。

这些先生的求知欲让我动容，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不尤人，不自暴，不自弃，相反却是血脉喷张，灵性飞扬，散发出一种坚硬如石的特质。“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梁思成当年故居门上挂的这副对联是对他们最好的诠释。

时光荏苒，流年似水，七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硝烟已经消散，战争的枪炮声已经沉寂，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先生，仿佛还在身边，他们是永远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在心中留存这段记忆，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开创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