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I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谢玖兰+王恒

内容摘要：目的探索职业探索与翻译硕士职业使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工作自我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职业探索问卷、未来工作自我问卷和职业使命感问卷，对206名翻译硕士进行了调查。结果翻译硕士职业探索对其未来工作自我和职业使命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未来工作自我对职业使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未来工作自我部分中介职业探索和职业使命感。结论 翻译硕士职业探索既可以直接影响其职业使命感，也可以通过未来工作自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职业使命感。

关键词：翻译硕士 职业探索 未来工作自我 职业使命感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交往与合作越发频繁，对各类高水平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翻译硕士研究生作为高素质翻译人才的主要来源，自2007年首批翻译硕士专业开设以来，在学科建设和招生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翻译硕士毕业后从事职业翻译或与翻译相关工作仍占很小的比例，一项针对7所高校翻译硕士研究生的调查显示，毕业后计划从事翻译相关工作占总数的41%[1]，以暨南大学翻译硕士的调查显示65%的翻译硕士没有在毕业后从事翻译工作的意愿[2]，陆晓冰对广西高校首届翻译硕士就业情况调查报告中发现，35人中只有6名是职业翻译，10名从事英语教师兼职翻译，19名从事跟翻译无关的工作[3]。翻译硕士（MTI）是培养实践型的翻译人才，这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当前，稳定与壮大翻译专业人才队伍是促进翻译事业发展的基础，增强翻译专业人才对自身专业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是稳定与壮大翻译专业人才队伍的关键，鉴于此，如何提升翻译硕士职业使命感应该是当前翻译人才培养与发展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研究翻译硕士职业使命感的特点，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使命感是一种复杂的内心体验，拥有高职业使命感的人将自身的认同性与其职业相结合，将自身同工作和社会价值相联系，追求自身的工作在为社会贡献出一定价值的同时能够在工作中体验到强烈的意义感，并从中实现人生价值[4]。职业使命感表现为对某种特定职业的强烈激情和有意义的体验[5]。近年来，职业使命感因其对个人与组织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成为职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发现，职业使命感水平高的个体，在做决策时会更加果断，对工作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热情[6]。Hirschi和Herrmann的纵向研究也发现，职业使命帮助个体进行了更好的职业准备，即有助于职业规划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7]。职业使命感会促进大学生求职清晰度，职业使命感高的大学生对职业目标以及将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更明确的认识[8]。胡湜研究了主动性人格、职业使命感与职业目标确定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主动性人格、职业使命感对于职业目标确定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9]。叶宝娟和郑清等研究发现，职业使命感通过求职效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和可就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10-11]。另外，职业使命感还可以通过职业结果期待、职业自我效能正向预测免费师范生的学业满意度，进而正向预测他们的学业投入[12]。综观以往国内外研究，关于职业使命感积极作用的研究多，前因变量研究少，而对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感知和提高职业使命感就变得相当重要。

职业探索（career exploration）是个体认识自己并获得自己与工作世界之間认定的过程，对个体的职业兴趣和对未来的看法有显著的影响，它能够促进个体的职业成熟和与职业有关的自我概念的发展，以便对未来职业发展目标的确立有更明确的导向。根据 （Werbel）的观点，职业探索包含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自我探索是指个体通过探索自身的兴趣、价值观等进而对自身有更清晰的了解并对职业有更明确的规划，而环境探索是指个体收集与就业以及求职相关的信息，进而对职业有更明确的认识[13]。己有理论研究者提出清晰而真实的自我意识可能是发掘职业使命的基石[14]。很多职业心理学理论均在强调职业选择即是自我概念通过职业来表现的一个过程。可见，自我在职业发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重要性同样可能体现在职业使命中。Weiss等认为一个人要通过自我探索来了解真实的自我，并做出对可能自己的认知，从而发现自己的使命[15]。

未来工作自我（future work self）的概念来源于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是可能自我在工作领域的具体化，是一种积极的、以未来为导向的、工作中的特定可能自我，是一种指向希望的未来工作角色的自我认知结构。根据生涯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个人通过好奇并不断认识未来可能的自我来建构自己职业生涯[16]。Strauss等研究发现，未来工作自我能有效地预测个人的主动性职业行为（proactive career behavior），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想做什么有个清楚的认识时，他们会倾向于主动投入职业行为以达到这些未来的目标[17]。Guan，Guo，Bond等在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未来工作自我对生涯适应力和求职自我效能感（job search self-efficacy）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8]。诸如此类的激励作用可能是因为未来工作自我创造了一种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为个人提供了一种目标感和意义感，激励个人去达到理想中的未来自我，从而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相关的职业行为中，未来工作自我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目标、意义或原因去找到自己的职业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晰的未来自我认知和其提供的意义感可能是理解职业使命形成过程的关键因素。另外，职业探索对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有正向影响作用[19]。个体通过自我探索，对自身内在特征有了充分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清晰的与工作相关的自我形象；通过环境探索，个体关注到工作环境和职业特点，有助于识别与自身价值观一致的工作机会。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职业使命感的研究还较为基础，研究内容上内涵辨析和积极作用多，前因变量研究少，本研究从自我概念的角度探讨翻译硕士研究生职业使命感的特点和前因变量，为职业使命感理论的丰富及翻译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提供有效参考价值。本研究具体探讨：（1）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之间的关系；（2）未来工作自我与职业使命感之间的关系；（3）职业探索与未来工作自我之间的关系；（4）未来工作自我在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广西五所高校翻译硕士专业研究生，共发放调查问卷224份，回收有效问卷206份，有效率为92.0%。其中，男生75人，女生131人；研一124人，研二82人。

2.2研究工具

2.2.1职业使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Dobrow和Tosti-Kharas编制的12条目使命感量表（Calling Scale，12-CS）[5]。Dobrow和 Tosti-Kharas分别施测了四类大学生被试（音乐专业、管理专业、商学专业和艺术专业），验证该量表可以根据不同职业变换不同的关键词进行施测。国内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20]。测量方式为Liket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6。

2.2.2职业探索量表

本研究采用许存根据斯顿夫（Stumpf）等编制的职业探索问卷（Career Exploration Scale，CES）[21]，该问卷包括18个条目，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环境探索、自我探索、目的-系统探索和信息数量。测量方式为Liket5点计分（1=非常少，7=非常多）。本研究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6，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0、0.751、0.743和0.765。

2.2.3未来工作自我量表

本研究采用Strauss等编制的未来工作自我量表[17]，该量表包括4个条目，用来考察被试对自己在未来工作中形象感知的清晰程度。被试被要求去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然后评估这个未来形象的明晰程度。测量方式为Liket5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说明未来工作自我越清晰明确。Strauss等的研究证实该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0.92，并发现未来工作自我与职业承诺和主动职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联系。该量表己被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所采用，在一个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中，Guan等（2014）报告了很好的信度系数（a=0.94），并发现未来工作自我与职业适应为、求职自我效能感和就业状态等存在正向的联系。

2.3研究过程和数据处理

在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和广西科技大学教室内发放问卷，完成问卷大约需要20分鐘，所有问卷当场回收。本研究的数据使用SPSS18.0和AMOS17.0进行统计分析。

3.数据分析与结果

3.1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职业探索、未来工作自我和职业使命感这3个构念之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AMOS17.0对三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三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以及单因子模型之间进行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相比二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最佳。这说明上述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确实是3个不同的构念。

3.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总结了变量的平均值、方差以及相关系数。从表2中看到，职业探索的均值为3.365，未来工作自我的均值为3.265，职业使命感的均值为4.442，都大于中位数，表明翻译硕士职业探索、未来工作自我和职业使命感总体处中等偏上水平。职业探索与未来工作自我（r=0.423，p<0.01）、职业使命感（r=0.542，p<0.01）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未来工作自我与职业使命感（r=0.492，p<0.01）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从整体说明，翻译硕士职业探索水平越高、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越高，职业使命感越高；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越高，职业使命感也越高。

3.3回归分析

3.3.1主效应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模型1和2的结果，职业探索对未来工作自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07，P<0.01），模型3和4表明，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12，P<0.01）；模型3和模型5表明，未来工作自我对职业使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19，P<0.01）。

3.3.2中介效应检验

Baron & Kenny（1986）提出中介作用的检验可以运用3步回归法[22]。首先检验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其次检验职业探索与未来工作自我的关系，最后检验职业探索、未来工作自我和职业使命感的回归方程。

从主效应检验中得知，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407，P<0.01），未来工作自我对职业使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512，P<0.01），满足中介效应的前两个条件，根据表4中模型6的结果可知，在将未来工作自我加入职业探索和职业使命感的回归模型后，在未来工作自我进入回归方程后，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的回归系数β值从0.512下降到0.394。由此推断， 未来工作自我在翻译硕士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翻译硕士职业探索不仅对其职业使命感有直接的正向效应，也可通过未来工作自我的中介效应而间接影响其职业使命感。

表3：职业探索、未来工作自我对职业使命感的回归分析

4.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6名翻译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对职业探索、未来工作自我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本研究发现翻译硕士研究生职业探索和未来工作自我均值大于3，职业使命感的均值大于4，表明翻译硕士研究生有较高水平的职业探索，对未来工作自我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以及较高的职业使命感。（2）职业探索及其四个维度对翻译硕士研究生未来工作自我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通过自我探索了解自身的价值观念、需要、欲求和兴趣等，通过环境探索了解工作机会、工作性质、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发展前景等，经过有目的性的选择和搜集信息，进而对自身未来工作自我形成清晰的图像。（3）职业探索及其四个维度对翻译硕士研究生职业使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人发现使命感的首要步驟是关注自我，了解真实的自己，然后去发现世界与自我的联系，从而发现自己的使命，并做出合适的职业决策。（4）未来工作自我对翻译硕士研究生职业使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未来工作自我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目标、意义或原因去找到自己的职业使命，只有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真实地活着，才能清晰认识自己的未来，也才能明确什么是自己的职业使命。（5）本研究还发现未来工作自我在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说明职业探索不仅能直接对职业使命感产生影响，还能通过未来工作自我对职业使命感产生影响。这对提升翻译硕士研究生职业使命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从本文研究结论可知，职业探索及其各维度和未来工作自我对翻译硕士研究生的职业使命感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高校可以通过提升提高翻译硕士研究生的职业探索水平及清晰的未来工作自我，进而提高其职业使命感。一是提高翻译硕士职业探索水平。首先是加强职业生涯教育。高校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与翻译职业的特点相结合，形成全面的、系统的职业生涯教育体系，宣传就业政策、提供招聘信息和教授应聘技巧这种单一的就业指导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职业生涯，必须加强翻译硕士人格和素质的培养，提高职业生涯理念，以提高翻译硕士职业化水平。其次是树立全面的探索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传统的职业理论已不能适应现代职业的发展，翻译硕士需要树立全面的终生的探索观。通过自我提问法和心理测验法了解自身价值观念、人格特点和职业兴趣等心理特征，通过兼职、专职和间接搜集信息等途径了解工作机会、工作性质、薪酬待遇、发展前景、提升机会等外部职业环境，不断提升职业生涯适应力。最后是提供社会支持网络。环境因素对个体职业探索行为的影响主要来自家庭、学校及同伴的支持。父母的物质支持、职业经验和人际关系网络可以转化为职业探索的有效资源，同伴的支持可以拓展职业关系网络和信息来源，学校和社会的职业培训机构和职业咨询机构可以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二是重视未来工作自我的作用。通过职业咨询，帮助翻译硕士形成清晰的未来工作自我。首先帮助个人形成清晰的自我认识，通过探索自己的兴趣、能力和欲求来认识自己是谁以及自己追求的目标，建构清晰的自我概念。其次是引导个人关注未来，通过找到自我与未来的联结，评估未来职业中的可能达到的自我，帮助个人建构清晰的未来工作自我图像，提供清晰的目标感和意义感，使个人认识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追求。最后是鼓励个人寻找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差距，去实现未来工作自我并从中感知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进而激励一种主动去寻找职业使命的倾向。

参考文献

[1]高黎，崔雅萍.翻译硕士培养环境实证研究[J].教学研究， 2016，13（1）：56-67.

[2]梁瑞清，李昕冉.高校翻译硕士（MTI）教育现状分析——以暨南大学为例[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6（2）：155-158.

[3]陆晓冰.广西高校首届翻译硕士就业情况调查报告[D].广西民族大学，2014.

[4]Bellah，R.N.，Madsen，R.，Sullivan， W.M.，Swidler，A.，&Tipton，S.M.（1985）.Habits of the heart.New York，NY：Harper & Row.

[5]Dobrow， S.R.， &Tosti-Kharas， J. （2011）. Ca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measure. Personnel Psychology， 64（4）， 1001–1049.

[6]Duffy，R.D.，&Sedlacek，W.E.（2007）.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a calling： Connections to care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0（3），590–601.

[7]Hirschi， A.， Herrmann， A. Calling and career preparation：Investigating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temporal precedence[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13，83（1）：51-60.

[8]沈雪萍，胡湜.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求职清晰度的关系：职业使命感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1）：166-170.

[9]沈雪萍，胡湜.大学生职业使命感与主动性人格、职业目标确定度、家人支持程度的关系[J].人类工效学，2014，20（4）：5-11.

[10]叶宝娟，郑清，陈昂等.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求职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及情绪调节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5）：939-942.

[11]叶宝娟，郑清，董圣鸿等.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可就业能力的影响：求职清晰度与求职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1）：37-44.

[12]陈鸿飞，谢宝国，郭钟泽等.职业使命感与免费师范生学业投入的关系：基于社會认知职业理论的视角[J].心理科学，2016， 39（3）：659-665.

[13]Werbel J D. Relationships among career exploration，job search intensity， and job search effectiveness in graduating college students[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0， （57）： 379-394.

[14]Hall， D.T.， & Chandler， D.E. Psychological success： When the career is a calling.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26， 155-176.

[15]Weiss，J.W.，Skelley，M. F，Haughey，J.C.，&Hall，D.T.（2004）.Calling，newcareersandspirituality：Areflectiveperspectivefororganizationalleadersandprofessionals. In J.W.Weiss，M. F.Skelky，J.C.Haughey，D.T.Hall（Eds.）， Spiritual intelligence at work： Meaning， metaphor，and morals.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inOrganizations， vol.5， （pp. 175—201）.Amsterdam：ElsevierLtd.

[16]Savickas，M.L.（2013）.Careerconstructiontheoryandpractice.InR.W.Lent，&S.D. Brown （Eds.），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Pu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to work （pp. 147—183）（2nd ed.）. Hoboken， New Jersey：John Wiley&Sons.

[17]Strauss， K.， Griffin， M.A.， Parker， S，K. （2012）. Future Work Selves： How hoped for identities motivate proactive career behavio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3），580-598.

[18]Guan； Y-，Guo， Y.，Bond， M. H... 2014）.New job market entrants future work self，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job search outcomes： Examining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odel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5，136-145.

[19]Cai，Z.J.，Guan，Y.J.， Li，H.Y.，Shi，W.，Guo，K.， Liu， Y.， Hua， H.J.（2015）.Self-esteem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work self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process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6， 86–94.

[20]张春雨，韦嘉，张进辅，李喆.师范生职业使命感与学业满意度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人生意义感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1）：101-108.

[21]许存.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其与焦虑、职业探索的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22]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51（6）：1173-1182.

（作者介紹：谢玖兰，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翻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王恒，西安政治学院2015级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心理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