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贾平凹“灵性散文”中纵情飞舞的“灵”

白彩霞　赵濡钰

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以杨朔、秦牧、刘白羽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散文，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横空出世的余秋雨的历史文化内容的学者散文，贾平凹的散文被出版界、亦或是作家自己冠之以“灵性散文”的美称。对于被现实主义文学长期喂养与塑造着的中国读者而言，“灵性散文”的提法以及分类不可谓不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不管是教科书里，还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谈及散文，都很少提及这一术语。

联想到贾平凹对张爱玲的相关评价：“……先读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张看》，书名就劈面惊艳。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个张爱玲。”[1]其中对张爱玲艳压群芳、傲视一切的做派与语气的惊叹与艳羡毋庸置疑。我们可以这样猜想，“灵性散文”就是贾平凹继自己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美文”概念之后，又独出心裁抛出来的一个散文新概念，无疑，这是作家自己在长达50年左右的大力实践与摸索之后，为我国散文事业的发展创造出的又一个散文新视野与新境界。

贾平凹的散文多次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其在散文创作上的才华绝不亚于他在小说上的杰出表现。台湾已故作家三毛曾毕恭毕敬地称其为“大师级作家”，细读其“灵性散文”集，相信很多人都会被他作品中那古灵精怪、纵情飞舞的“灵”所吸引、所打动的。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灵”的释义共有5种：灵活;精神、灵魂;神仙或关于神仙的;灵验;灵柩或关于死人的。[1]就贾平凹“灵性散文”中的“灵”而言，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解析与感悟：“灵活”的“灵”、“精神以及灵魂”的“灵”。

“灵活”的“灵”

专指贾平凹在散文选材上的“机灵”与“灵活”。

老作家周立波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对中国散文的复兴提出过这样的追求：“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2]我们从他这段话里看到的是散文在取材上的要求：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可远可近，以及比之于其他体裁的无拘无束与无边无际。时隔半个多世纪，可以说，贾平凹在这一理念的实践方面，已经做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程度。

贾平凹驰骋文坛将近50年，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几度引领中国当代文坛的热点话题，其间基本没有出现过沉寂或者掉队的现象，无论在诗歌、小说、散文领域，还是在书法、绘画、收藏等行业，都能做到自如转换、佳作不断、名噪一时。他不但打破了很多作家擅长小说而不擅长散文等其他文体的局限，也打破了有处女作而无成名作、有成名作而难以长期成为文坛上的常青树的困境。知道这其中的秘籍是什么吗？贾平凹自己也总结过：“我之所以还在热情不减地写作，这如同蜂蜜中的工蜂工作着就是存在的意义，还因为在这个时代里，人间的许多故事还真需要去写。”[3]如果遍览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便会发现他在写作领域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除作者所说的原因，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也不容忽视。

一是始终保持着农人的勤劳与质朴：早出晚归、春种秋收、惜时爱物。

在2013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我是农民》中，贾平凹无比深情地讲述了自己在“文革”背景下的5年农民生涯。文中叙述的经历与细节，不仅让作者刻骨铭心，相信很多读者也会读之热泪盈眶、感触良多——14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乡的他，在成为棣花村的社员之后，他回忆道：

真正的农民的德性就是在那一年里迅速形成的，我开始少说话，一切都刻苦，不要求吃与穿。每日空手出门，回来手从未空过，不是捡些柴火，就是挖些猪草。这如小偷偷惯了人，一日不偷心发慌手发痒似的。我家的院子里总是晒有各种树枝树根蒿草和落叶稻根豆杆，更有捡回来的绳头、铁丝圈、破草鞋、碎砖、烂瓦。能节省一粒米就节省一粒米是我的快乐，能给家里多拿回来一样东西就多拿回来一样东西更是我的快乐……[4]

而这些农民的“德性”，沉淀、映射在他以后的创作之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不辞辛苦、埋头耕耘、硕果累累：

我在商洛生活了十九年后去了西安，20世纪80年代我曾三次大规模地游历了各县，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大小村镇，此后的几十年，每年仍十多次往返不断。自从去了西安，有了西安的角度，我更了解和理解了商洛，而始终站在商洛这个点上，去观察和认知着中国。这就是我人生的秘密，也是我文学的秘密。[4]

二是始终扎根于故乡的土地：在貌似荒芜、久被世人遗忘的乡村，发现了他文学创作毕其一生开掘不完的金矿。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大量的作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如潮涌般远离故土后，很快就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拥有80%多人口的农村，几乎变成了“荒村”，名噪一时的文学作品不是在描摹大都市的爱恨情仇、起起落落，就是陶醉于历史权贵中的尔虞我诈、大富大贵，贾平凹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对农民、农村以及农业的回望和书写。

坐落在秦岭山麓、丹凤棣花村的老老少少都是他魂牵梦萦的描摹对象、商州地区的村村镇镇与沟沟卯卯都留有他不辞劳苦的足迹。他的第二故乡——十三朝古都西安，是他审视与书写故乡、瞭望中国农村的望乡台。在《我的故乡是商洛》一散文中，作者写道：

至今我写下千万文字，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商洛的影子和痕迹。早年的《山地笔记》，后來的《商州三录》《浮躁》，再后的《废都》《妊娠》《高老庄》《怀念狼》，以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和《老生》，那都是文学的商洛。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乡，原型有的就是商洛记录……[5]

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萝卜、一个红薯，是商洛的品种，是商洛制造。[5]

基于与故乡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创作理念，也基于深厚的家园、土地及人民情怀，贾平凹散文选材几乎遍及现实与魔幻、农村与城市、当下与历史、大城市知识分子的闲情逸致、南来北往的狐朋狗友们的吃喝玩乐、乡野百姓的家长里短以及风土人情、遍游之处的山河寺庙、人民生活状况以及大城小镇的时代变迁……简直就是无所不及、无所不有，俨然就是一本由陕西商洛地区乃至于秦岭一带辐射开来的史志类百科全书。

三是有夸父一样的逐日梦想：是文坛里最具有雄心壮志的作家之一。

贾平凹认为文坛不乏雄才大略之人。在散文《世界需要我睁大眼睛》一文里，他写道：“现在文坛上已经有了很多雄才大略之士……文坛的浩浩之列中，我总在企图挤进一只脚，也总在企图抬着头往前面看，看到的是前面的人的脊梁和肩头，也透过肩头看到前面的路的朦胧的轮廓。”[3]在他的散文《进山东》里，读者也能从贾平凹第一次登泰山时的所感所思里看到他的雄心壮志：“我的祖先，那个秦嬴政……在统一天下后也是来过鲁国旧地，他在泰山上祀天，封禅是帝王们的举动，我来山东，除了拜孔，当然也得去登泰山，只是祈求上天给我以艺术上的想象力与力量。接待我的济宁市的朋友说：哈，你终于来了！我是来了，孔子弟子三千，我算不算三千零一呢？”[3]

幽默诙谐的作者把正在朝文学界登顶的自己与始皇帝嬴政的封禅之举类比了一下，顺便，还不无调侃地将自己位列于孔子的三千弟子之后，戏称是“三千零一”。作家对自己才情与潜力的自信与赞美溢于言表。

难怪连绝尘、孤傲的台湾已故作家三毛都称其为“大师级作家”，贾平凹多年来的文学建树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已经在文坛攀爬与奔跑了50多年的他，至今仍然没有停止过攀爬与奔跑的脚步。在《一点感悟》这篇散文中，他把自己比作逐日而死的“夸父”：“作为我，一个小小的学子，当然竭尽全力去奔趋大海，虽然将会渴死在半路，但伟大的天才踩着包括有我的头颅再往前走的时候，他们是会记着一群悲壮的夸父的形象的。这是多么快活的事。”

“精神以及灵魂”的“灵”

专指贾平凹散文在主题意蕴及审美追求上的“空灵”“灵动”与“灵气”。

不论是在演讲或是在写作中，贾平凹反复表达过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的文学艺术有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分，这观点我并不以为然，但确确实实分别着一种写实笔法，一种性灵笔法。”[3]与“陕西文坛上的三驾马车”的另外两位路遥、陈忠实两人相比，贾平凹确实更像个南方作家，他自己也说：“我是北方人，可我老家在秦岭南坡，属长江水系，我知道自己秉性中有灵巧……”[3]这也就不难理解贾平凹身为西北人，写出的文字却为何如此感性且柔美、写作风格神似于南方作家的“性灵”韵致了。

2002年5月24日，贾平凹应邀去北京大学作题为《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的演讲，当他说到散文的现代意识时强调：“散文……同别的艺术一样，是在展示多种可能，它不在乎你写到了多少，而在乎你在读者心灵中唤醒了多少。”[3]

我们在反复咀嚼作者诸多散文名作时发现，贾平凹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中，因为蕴含了不少这样的一些“现代意识”，故而，使他的很多看似平淡无奇的素材顿时充满了这样或那样的“空灵”“灵动”与“灵气”。具体而言，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打造自己散文的精神以及灵魂层面的“灵”的。

其一，“展示多种可能”。文章要“展示多种可能”，首先作者要用好素材。不照猫画虎，也不就事论事，而要尽量开掘素材中蓄积的“情”与“思”，使其展现出“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魅力。贾平凹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其作品对这一观念的有力尝试，堪称散文界的典范。其次读者要明白，经典文本是具有开放性与无限解读的可能性的。笔者20年前给中文系学生教写作课，当解读到贾平凹的散文名作《丑石》的思想内蕴时，就发现该作居然能归纳出“无限多”个主题，其文本内涵的指向之多、张力之强令人称奇。比如，一块“丑石”之意象，就蕴含了对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精神的赞美、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喟叹、对“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呐喊、对“无用才是大用”的诠释……

其二，“不在乎你写到了多少，而在乎你在读者心灵中唤醒了多少”。国学大师曾仕强曾说：人是由身、心、灵三部分构成的。修行者不仅要“修身”，更要“修心”“修灵”。[6]显然，“心灵”的存在比“身体”的存在更重要。

《丑石》作为千字散文，事实部分极其简单，讲了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模式的故事，但该散文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平凡的故事，打开了众多人心灵驰骋的窗户，唤醒了部分人沉睡已久的智慧与意识，比如丑到极處，便是美到极处，反之亦然。

贾平凹在《我的老师》《养鼠》《我有一个狮子军》《月迹》等散文中，常常能打破思维定式，带给读者一种劈面的惊愕、绵长的深思！

《我的老师》是一个被写滥了的题目，如果不去品读其文，大家都会误以为贾平凹也要深情地怀念一个影响他童年、推动他进入文坛的语文老师或其他德高望重的老师了！然而，贾平凹笔下的老师居然是一个“小屁孩”：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许多人笑我……疯了，或耍矫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是以小认大？[5]

作家对他的这位“小老师”同样充满了恭敬与赞美：敬他对一切生命的慈悲;敬他不拍马逢迎、不拐弯抹角、能“直奔事物根本”的直率;敬他在成人患得患失畏缩后退之下的见义勇为;敬他看西方裸体油画时不同于成人的坦荡与纯真。而作者这样的“拜师观”，带给文本的何尝不是“无限”的遐思空间？留给读者的又何尝不是心灵与精神的点燃、唤醒与启迪？

散文《养鼠》也妙不可言，堪称经典。在让人忍俊不住、无限感慨的同时，也带给读者诸多深思。常言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众所周知，老鼠是四害之一，估计这世上是没有多少人能对这个小东西产生好感的。可贾平凹却将一只爬到自己书房（13楼）里来的“一拃多长，皮毛灰黄，尖长尾嘴，眼睛漂亮”的小老鼠待若上宾，而且一养就是4年多，不仅给它吃馒头、锅盔、油饼、饺子、花生米、葡萄干、火腿肠，给它带饭局里吃剩的鸡鸭鱼肉、丸子、糯米团，还给它上超市里买“松子”，打趣说：“给你过个生日！”[5]只是这老鼠很有个性，乖巧自律，独爱吃馒头，作家戏谑说，跟我一样，是陕西老鼠。当作家去了外地，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一想到自己偌大的书房里堆满了那么多书籍报刊以及古玩珍宝，那些东西都是不动的，唯独老鼠在其中穿行，“如同巡夜一般，心里便充满了乐意”。[5]他诙谐地将自己的书房叫“上书房”，而称这只老鼠为“上书房行走”，朋友们取笑他，他就辩解：这是一只听话的老鼠，白天陪作家伏案写作、看作家与朋友们说文论艺，晚上与众多古玩字画为伴，它还是一只有文化的老鼠呢！

作者白彩霞系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赵濡钰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721.

[2] 白杏珏. 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人生[N]. 北京晚报 ， 2019-08-19.

[3] 贾平凹. 五十大话[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2.

[4] 贾平凹. 我是农民[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

[5] 贾平凹. 贾平凹灵性散文[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6] 曾仕强. 我是谁[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