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社会视域下现代工匠培养的职业教育侧行动路径研究

时间：2024-05-07

张培夏海鹰南旭光

摘要新时代强国战略需要大量现代工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充沛动力。从关键要素、时代背景、目标导向、驱动力量等方面审视，技能社会建设、现代工匠培养与现代职业教育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从参与主体看，政府部门、职业教育、市场组织、社会力量等四个参与侧可组成现代工匠培养的“四面体通道”式系统性逻辑框架。作为现代工匠培养系统性工程中的重要一环，职业教育侧应该面向技能社会建设和产业工人技能形成过程，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人才培养功能目标和层次定位，在具体的行动路线选择上要着力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工匠精神有效融入、深化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深化书证融通制度实施、深化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深化协同联动机制建设、深化社会政策支持建构等。

关键词技能社会;现代工匠;职业教育侧;逻辑框架;行动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獻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1-0024-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国家行动”被全面铺开，力图“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1]。***总书记多次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2]。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不仅明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更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3]，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保障。2020年底，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曾撰文指出：“构建适应技能中国建设需要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支撑产业发展的力度……努力建设技能型社会、建设技能中国”[4]。2021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由此可见，在我国面临着新时代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新挑战的当下，培养大量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相匹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批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强国战略需要的“现代工匠”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主题。

然而，现代工匠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市场组织、社会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尤其是在我国当前语境下，必然绕不开职业教育[5]，因为其在提升从业者综合素质、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6]，是推动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多种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高技能人才需求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依然存在异化现象，制约了技能形成体系的建设，也束缚了新时代现代工匠的养成。作为现代工匠培养的重要一环，职业教育应该面向技能社会建设和产业工人技能形成过程，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优化人才培养功能目标和层次定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适应性。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技能社会、现代工匠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确立现代工匠培养的系统性逻辑框架，进而尝试从职业教育侧研究现代工匠培养的行动路径。

二、技能社会、现代工匠与职业教育

（一）技能社会、现代工匠与职业教育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面对新的发展特征和挑战，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按照中央部署，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切实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与此同时，纵览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兴盛及产业转型升级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尤其面对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更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和人力资源保障，因为“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最为根本的力量”[7]。基于此背景，一方面，在国家战略层面描绘了建设制造强国宏伟蓝图的基础上，需要从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入手推动技能社会建设，完善技能形成体系及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从战略引领、制度设计、实践推动等方面促进我国技能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在对劳动者的技能形成、技术技能结构及综合能力提升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让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工匠获得了与时代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更高更强更全面的技术角色期待。当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传统技术工匠的培养模式已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工场作坊内师徒传承的模式已经被集中化的现代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所取代，职业教育也因此成为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同构性的教育类型，是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及现代工匠培养的主阵地。因此，技能社会建设、现代工匠培养与职业教育发展便成为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下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而且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系统。

（二）技能社会建设是现代工匠培养及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

当前，在新一代科技革命尤其是大数据智能化信息技术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在高度关注劳动力资源开发及技能形成对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纷纷围绕技能战略出台重要政策，如英国政府制定的《英国2020目标：发展世界一流技能和工作》、美国政府颁布的《技能战略：确保美国工人和行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技能》、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技能议程：促进可持续竞争力、社会公平和抗逆力》等，其他如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也对此作出了战略引领和路径规划。这是因为技能形成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的核心作用，被公认为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8]。对于实施制造业主导战略非常成功的德国和日本而言，他们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早已成为塑造其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性比较制度优势。反观我国，虽然现已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所依托的低技能、低成本发展方式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技能尤其是高技能短缺正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制约因素，急需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建设。鉴于技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其是塑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实现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途径、破解失业难题并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路径[9]，技能社会建设理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职业教育实现创新发展以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新目标、大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及现代工匠的现实诉求。

（三）现代工匠培养是技能社会建设和职业教育功能优化的目标导向

经过长期高速发展，我国现在不仅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门类齐全且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制造业增加值在2010年超越了美国，成为事实上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关键经济体和重要引擎。当前，大国制造最突出的技术特征莫过于高科技、智能化，这不仅要求在各领域应该涌现出大量具有高技术能力的“大国工匠”，也要求传统意义上的“能工巧匠”向现代技术人才、技术专家转型，更要求现代技术工人应基于现代生产力发展模式的需要积极开展再技术社会化，以提升自身及社会整体技能水平。事实上，在“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下，能够体现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手工技艺有机结合的“现代工匠”培养已变得更加紧迫。作为技术高超、技能高明、技巧纯熟、技艺精湛的高素质技術技能人才，现代工匠不仅要有高文化资本或高知识技能作为保证以及优秀的工匠精神作为职业伦理支撑，还要从过去的经验型转向科学理论型，以期成为国家战略的践行者、关键领域的领跑者、新兴领域的开拓者、技术难关的攻坚者、核心价值观的示范者等，在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促进新时代劳动者群体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最大化[10]。毫无疑问，面对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替、职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培养具有职业迁移能力的现代工匠，关系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优化和适应性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技能社会建设必须实现的目标和职业教育应该具有的功能定位。

（四）职业教育是建设技能社会和培养现代工匠的重要驱动力量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传统手工业向工厂化工业转型，集中化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已经纳入到社会建制之中，并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根据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若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即社会技能水平的提高，这便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新目标、新任务。在高质量发展和制造强国战略引领下，我国审时度势地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地位，提出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理论研究者和实践探索者围绕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和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也在积极探索有关路线图。正是因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无论从结构、功能还是规模上都已成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产业结构升级演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技能新变化、岗位新变化、职业新变化，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势在必行，应着力推动职业教育从“为了职业”向“通过职业”转型[11]，即从目的型转向手段型，尽可能缓解我国高技能人才紧缺的结构性矛盾，也可以在此过程中通过职业教育自身体系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对过去所形成的阻碍技术工匠社会地位提升及社会角色转换的不合理社会结构加以有效调适，与行业企业、社会力量等一起协同培养大批具有社会适应性的现代工匠。所以说，我国职业教育对现代工匠培养而言不仅是重要阵地的一侧，也是建设技能社会的重要驱动力量。

三、技能社会视域下现代工匠培养的系统性逻辑框架

毋庸置疑，职业技能是国家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能力[12]，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技能形成又是一个不仅关系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构建与完善，还关系着国家、企业、社会及教育机构之间多维合作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宏观战略问题[13]。一方面，尽管当前“技能社会”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凝练，也并未被官方正式纳入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教育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相一致的层面，但作为一个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制度体系、不同经济形态等方面比较而来的判断和命题，它无疑是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也充分展示了我国职业教育正在进入一个完善体系、打造特色、提升水平、构建技能社会的新时代。为此，我们需要面向教育现代化2035远景目标，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技能社会建设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地位，进而在此背景下厘清现代工匠培养的系统性逻辑和总体思路。另一方面，面对技能社会建设，作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的现代工匠培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表现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彼此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了技术对市场的嵌入关系，也体现了技术工人的社会角色建构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融入与有效支撑。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现代工匠的培养体系内，除了技能工人本身之外，职业院校、市场组织、政府部门甚至整个社会都是主要参与者，这些多元适应性主体之间、主体以及环境之间存在一个不断进行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形成一个处于动态演化中的复杂适应系统[14]，并且在技术进步、市场机制等要素作用下，藉由对现代工匠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交互响应，共同实现整个社会技能形成体系的适应性进化。

当然，技能形成作为一个过程性概念，它强调劳动者个体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逐渐积累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养[15]，这就表明现代工匠的培养需要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校园学习与工作场所学习相结合、内部技能培训与外部技能培训相结合等。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不匹配现象依旧突出，教育系统和培训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合作还存在着巨大的难题，尚未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的技能形成平台和相应的机制，存在外部条件不完善与内部机制不健全的双重压力[16]，这也是造成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技能社会是一个超越了职业教育及其体系的概念，其最终目的虽然指向技能型人才培养[17]，但却需要在重构教育制度、重塑社会观念、优化职业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给予保障。所以，现代工匠培养的关键是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协同机制，共同建立起与现代工匠培养相匹配的制度体系，正确处理并有效平衡培养过程中的各方力量。为此，本文构建了“四面体通道”式现代工匠培养系统性逻辑框架，见图1。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培养能工巧匠所依靠的师徒传承、代际传承模式。这是因为，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并与生产方式深度融合的今天而言，传统的培养方式既从根本上限制了工匠人才知识技能水平的积累与提升，也难免造成知识技能单一化的问题进而制约工匠人才的转型发展并埋下失业风险。事实上，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历经数次社会化大分工之后，分工更为细密且更加专门化的领域不断涌现，集中化的校园内职业教育成为具有市场比较优势和更高效能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式。如此一来，现代工匠的培养自然也绕不开这个基本的现代分工模式，由此便可将政府部门、职业教育、市场组织、社会力量作为现代工匠培养的四个主要参与侧，其中职业教育主要指向职业院校，市场组织可简化为行业企业，这就是图中现代工匠培养的四类重要参与力量。

这四个参与侧在“技能社会”视域下，面向“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时代呼唤，紧紧围绕“现代工匠培养”这一时代主题和人力资本提升任务，展开多维度多层次互动式的协同合作，形成“愿景一致、目的明确、形态可调、结构稳定”的“四面体通道”，这是一个现代工匠培养的系统性逻辑框架。这一架构包含四个核心要素：一是政府部门侧。党和国家的决策、立法及制度设计决定着该“四面体”的高度和发展方向，在涉及诸如质量强国战略、技能形成体系、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发展等方面为现代工匠培养提供政策引导、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持。二是职业教育侧。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理念、目标定位、工作体系及培养机制决定着该“四面体”的宽度和社会适应性，为现代工匠培养提供系统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训练以及相对独立的技能形成平台支撑。三是市场组织侧。行业企业的技术发展、技术应用及价值诉求决定了该“四面体”的长度和发展效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为现代工匠培养提供充足的市场容量和转型发展的原动力。四是社会力量侧。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程度、理念认知、文化建构等决定了该“四面体”的灵活度和可持续性，为现代工匠培养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在推动多元主体从“边缘性参与”到“充分参与”转变方面提供足够的外源力量。

在上述四个侧面的共同作用下，藉由生产力发展及其引致的历史演变、产业升级、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等有效延展了该“四面体”通道的深度和空间大小，为现代工匠培养及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时空转换机会，从而反过来促进该“四面体”四个侧面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四面体”的通道可以看作人类社会文明和技术文明融合的一种特有范式，它让现代工匠培养或技能形成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在彰显工匠群体所特有的价值理性的同时，也能有效遮蔽现代工业革命对工匠及其精神所带来的冲击，展现出现代工匠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形成与时代适配的灵活协调能力、职业伦理素质和创新发展能力等，这正是在大数据智能化时代和技能社会建设背景下对现代工匠人才提出的要求。图1中所示的这四个重要参与者及其所附着的各类要素对现代工匠培养“四面体通道”的稳定与和谐均不可或缺，它们之间需要有效配合、彼此协同、共同演进，尤其是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之间，更应该围绕如何培养现代工匠做好机制设计，积极开展全面深入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效破解因社会大分工带来的横跨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18]。

四、技能社会视域下现代工匠培养的职业教育侧行动选择

工匠是要分类型和层次的，比如技术型工匠、技能型工匠、知识型工匠、智慧型工匠等[19]，这些自然是职业教育在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时需要着重考虑的，以便更好地担负起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历史任务。

（一）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更新职教侧现代工匠培养理念

作为开发和配置人力资源的基本载体，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动态应对工作世界的不断变化[20]。就当前世界而言，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变革，需要更多具有工匠精神，具备更高水平、能力更加复合的工匠型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向工作世界提供人才供给的职业教育必须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党和国家多次明确提出要遵循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逻辑，推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这不仅深刻揭示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性和显著同构性，而且触及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预见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之本质逻辑。围绕技能社会建设对复合型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战略需求，职业院校要在办学理念基础上围绕现代工匠的培养任务，优化培养方向，调整培养结构，变革培养模式，完善培养机制，深化校企合作，以技能养成为核心，形成独特的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专业能力、通用能力与产业需求相适应，构建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培养定位层次分明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格局。

（二）深化工匠精神有效融入，筑牢职教侧现代工匠培养价值

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就绕不开“工匠精神”的培养与融入，尤其是在我国已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当前推进质量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职业院校要基于工匠养成及转型发展的逻辑，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意蕴，面向技能社会建设、推进五育并举、适应技术创新、促进全面发展等时代诉求，深刻理解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价值主张和内在要求，既要强调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社会性和实用性，又要关注其人文性和整体性，将工匠精神全面嵌入专业能力培养、并入职业技能训练、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等全过程。通过加强工匠精神培育，促使职业院校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厚植工匠精神基因，与职业精神、职业素养一并实现有效融合與嵌入，在“砺匠技、治匠艺、塑匠品”的基础上，面向竞争日益激烈的工作世界始终“怀匠心、守匠情、铸匠魂”，做到德技兼修，立志做新时代的现代工匠、大国名匠，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深化产教融合协同发展，调整职教侧现代工匠培养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如果论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那无疑是对产教融合之于人才培养作用的认识在各个层面的进一步深化，其不仅被认为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根本途径，而且被视作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保障[21]。对于职业院校而言，既要围绕技能养成和服务面向为现代工匠成长、更新、输出搭建有效联通平台，更要通过产教融合所形成的内外耦合场域在现代工匠培养实践中发挥更大的联动协调作用，实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职业院校要在人才培养的初始环节就基于对现代工匠的身份认同和目标认同而树立基于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整体生态观，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办学模式和培养方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推进产教融合的内外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让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产教融合要素的参与，始终保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高度适应性。

（四）深化书证融通试点实施，提升职教侧现代工匠培养质量

2019年启动实施的1+X证书制度（书证融通）试点工作，旨在通过提供“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菜单选择以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能效、增强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能力，被视作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创新性制度设计[22]。但经过两年的探索实践，其中也存在一些诸如目标错位、舍本逐末、评价失衡甚至商业捆绑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整体成效还有待进一步强化。针对现代工匠的培养，职业院校要严肃审视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培养目标等，客观评价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学生基础，有针对性地遴选一批以技术技能为核心、市场（行业企业）真正需要、有较广泛社会接受性、潜在价值较高且与办学方向相适切、与人才培养方向及目标一致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遵循技能形成和现代工匠养成的逻辑，通过对人才培养工作的系统性重构设计，将其嵌入到人才培养方案和教育教学全过程之中，推动组织模式、培养模式、管理模式、评价模式创新，完善培养制度体系，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五）深化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畅通职教侧现代工匠培养通道

现代工匠的养成是基于实践行动的培养过程，需要技能知识和技能经验的长期累积，需要形成以技能为核心的完整成长发展链条。英国政府曾针对16岁以后的技术教育推出了资历框架改革方案（T计划），旨在应对生产效率低下、劳动者技能失衡等现象，“支持年轻人与成年人获得一生持续性有技能的就业”[23]，这对我国培养现代工匠具有借鉴价值。面对现代工匠培养的历史性任务，要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建设，采用“国家集中统一、地方特色自主”相结合的模式，以国家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为契机，促进资历框架从理论层面的研究转向行动层面的实践，既是对技能学习动机的有效激励，也是对现代工匠培养通道的有效搭建。要围绕技术技能标准的研究设计，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现代工匠培养，构建通用技能标准，完善培养标准体系，联通职业资格序列，强化培养质量监督等，既要实现以学习结果为导向的学习成果积累、认定和转换，也要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教育证书之间的赋值互认。

（六）深化多边联动机制形成，激发职教侧现代工匠培养活力

从现代高技能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不管是德国的社会自治模式、新加坡的政府主导模式，还是日本的企业自主模式，他们的技能形成都得益于有效联动、协同互动的社会合作制度，共同构筑起促进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的屏障。现代工匠的成长发展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尤其是在技术变革迅猛的背景下，还藉由技能精英的扩散效应而具有极强的渗透性[24]。为此，面向技能社会建设，职业教育领域要立足自身，从优化现代工匠培养的主阵地建设出发，动态跟踪产业结构演进、技术技能变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动政府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间的紧密合作，基于“国家主导—行业协调—社会参与—多边协同”的格局，为多元利益相关者构建良好的合作机制，提供坚实的多边合作平台，围绕技能形成真正建立一组契约关系，构建一个多边联动的制度空间、有效的激励模式和治理结构，针对协同培养形成关键的力量组合，有效激发新时代职业教育侧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培养现代工匠的动力和活力。

（七）深化社会政策支持建构，优化职教侧现代工匠培养环境

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实践还是横向的比较研究来看，工匠的养成都是一个涉及诸多行动参与者且深度依赖并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制度环境中的过程，不仅反映了技术变化和技能更新的物理更迭过程，还映射出复杂的制度变迁。由此可见，现代工匠的培养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发展等不同要素而形成的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一种特定制度安排，是关乎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宏观战略问题[25]，需要一揽子社会政策建構与支持。作为新时代工匠培养的重要阵地和关键一侧，职业教育领域要积极推动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制度建设，从完善立体多元的技能培养培训体系、技能供应体系入手，推动职业教育的技能供应和社会的技能需求之间实现有效耦合，进而推动权威科学的技能评价制度、开放联通的技能认证制度、公平公正的技能使用制度、稳定有序的社会保护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建设和关键政策设计，打造彰显中国特色、具有比较制度优势、符合工匠能力进阶逻辑、贴合我国新时代产业工人成长发展实际的技能形成政策与环境支持系统。

五、结语

未来15年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常态，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需要大量现代工匠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在我国人社部发布“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之前，教育部也曾在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出台技能中国建设方案”，这意味着“技能中国”作为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关键一环，并被正式列入教育领域工作日程。毋庸置疑，现代工匠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一个影响深远且事关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的经济社会问题，作为培养力量重要一侧的职业教育领域要切实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推动自身改革创新。今后，国家层面也必将进一步研究制定技能社会战略设计，势必将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系统性地形成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体系，围绕体制、机制、模式等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培养培训体系，化解制约我国技能形成尤其是现代工匠培养中职业教育侧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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