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与探究：技术哲学视野下职业精神基本问题的再审视

时间：2024-05-07

宋立峰

摘要职业精神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并取得一批开创性成果，然而有关其基本问题的阐述仍有探讨余地。技术哲学立足现实、关照理论，为职业精神的內涵、要素和特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技术哲学视野下，职业精神的理论内涵表现为：职业活动中个体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想境界和现实境遇的三重统一;实践内涵体现为：敬业乐群的至善关照与诚信守德的理实合一。由职业精神的内涵剖白，引申出其主要构成要素为：个体对职业认知的体悟与理解、职业情感的专注与执守、职业认同的评判与悦纳、职业理想的热爱与追求。沿循职业精神的内涵阐扬和要素归纳，其基本特征彰显为：政治性的本质言说、民族性的地域表达、公共性的普适功用、推变性的生成构建。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精神;技术哲学;基本问题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1-0031-07

当前，我国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以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都离不开“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各类人才”，包括“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的技术技能型劳动者[1]。虽然，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养也得到高度重视，然其职业精神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厘清职业精神的内涵及关联问题。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职业教育愈是大发展，就越需要澄明这一基本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从技术哲学视角对职业精神进行再思考，以主动回应职业教育的价值使命，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促进高质量职教体系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职业精神基本问题再审视的立足点和新视点

（一）成果耙梳：职业精神基本问题再审视的立足点

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为样本来源，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 期刊为文献来源类别，检索主题词为“职业精神”，研究时间设定为2000-2020年，检索后得到文献1091条。其中，2000年2月，王明旭、张文在《医学与社会》杂志发表的《试论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一文中较早使用“职业精神”一词。此后，学术界开始对职业精神进行专门探究，并将视点聚焦于职业精神之于职业教育的意义维度。及至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国内学者对职业精神展开了更为深入地研究，有学者将职业精神研究归纳为2015-2017年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2]。就职业精神研究学科分类而言，学者最关注的学科聚焦在教育学，其次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图书情报档案、新闻传播等学科。2003年，周斌、戴律国在《提高职业技能增加就业经验打造职业精神上海职业见习计划实施一年：扶千名毕业生“上岗”》一文中最先将职业精神研究置于职业教育之中，开启职业教育与职业精神的研究之路。

借助了Bicomb2.0 软件对职业精神研究领域的1091篇核心期刊文章进行统计，共得到3098个有效关键词。依据齐普夫词频分布定律，结合学者孙清兰提出的高、低频词界分估算法，确定职业精神研究高低频关键词阈值为5。统计后，排在前十位的高频关键词分别为职业精神、高职院校、职业教育、工匠精神、校企合作、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大学生、医学生、高等职业教育，这些关键词反映了学者们对职业精神研究的核心聚焦点。但是，高职院校、职业教育、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这类关键词仅仅说明职业精神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层次。大学生、医学生等关键词范围过大，指向性笼统，缺乏代表性，它们均不能反映职业精神研究领域的热点情况，故将其剔除。检索词为职业精神，频次自然最高，也应该剔除。最终，可视化分析显示，职业精神研究领域关键词热点集中在工匠精神、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三大聚类。

从研究概况可知，学界在职业精神研究领域已经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譬如，有学者基于精神追求的角度，将职业精神的含义概括为从业者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并为大众所认可，“反映职业性质、特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3]，而职业精神的实践特质则体现在“敬业、勤业、创业、立业”四个方面[4]。从可视化结果分析可知，学者对于职业精神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通过校企合作，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高职毕业生。

既往研究成果，构筑了职业精神研究的传统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认识职业精神所需的知识，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就研究规范而言，一些研究文献概念使用不够严谨，未能区分“职业精神”与“职业规范”“工匠精神”等词语的逻辑关系[5]，导致行文过程中出现混用现象。二是就研究视角而言，既有成果大都从教育学、经济学等单一角度聚焦于职业精神的培养途径，缺少对职业精神基本问题的深度探究。因此，有必要寻求新的视角，全面深刻诠释职业精神，不断接近和触及其内涵、要素和特征。

（二）技术哲学：职业精神基本问题再审视的新视点

职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因此“技术”被视作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技术内涵及其教育意蕴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适应性。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甚至“呈现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6]。然而，置身于技术发生的第一现场，可以发现技术既能带来福音，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与质量，也能造成灾难，给人类带来始料未及的恶果。正是看到技术活动的双重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技术的研究出现伦理转向，并深化对技术内涵的理解：一是技术具有工具属性，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助手”;二是技术拥有精神内涵，所展现的特点和灵魂是人类自我的一种创造和表达[7]。故此，从本质上来讲技术是职业行为中一种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的人类活动。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重新审视职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尺度，解蔽技术本身蕴含的教育意义，需要从技术哲学角度关注人类对道德本真的呼唤。

二、技术哲学视野下职业精神的内涵

职业精神的产生离不开技术实践和职业分工，因此，探讨职业精神的内涵需要纠正以偏概全的理论阐扬和实践言述，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回归对“职业”“技术”和“精神”的本质剖白及关系梳理，在哲学层面理解技术之于职业的精神意蕴，让技术与职业复归到更高意义上的和谐共存关系。

（一）内在规约：职业精神的理论内涵

1.职业：职业精神的实践场域

职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从业者参与劳动分工，承担相应职责，并利用特定技术技能获得物质保障、精神满足的稳定而专门的职业活动。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有工作，即有事可做，又有事可为。二是有收入，即获得工资或其他形式的报酬。三是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具有一定的职业生涯周期。同时，其内含四种关系：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事某种职业就意味着个体嵌入了社会，并与之形成特定的职业结构关系。二是技术技能与创造的关系。从业者利用专门的知识技能，在职业实践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三是创造财富和获取报酬的关系。从业者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有资格获得合理报酬。四是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人们通过工作获得合理报酬，满足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由此，职业内在地包含三层意义：一是职业自身的意义，它是一种维持生计的谋生手段，体现着劳动者利用技术取得基本生活和生存的需求。二是对于个体的意义，它是一种负载责任的社会角色，体现着劳动者在职业实践中获取情感和归属的需求。三是对于价值实现的意义。它是一种求真向善的理想追求，体现着劳动者索解职业意义创获自我实现的需求。个体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诠释职业意义，这就要求个体不仅有职业技能，更要有职业精神。

2.技术：职业精神的伦理向度

从原始人用双手打造出第一件石器开始，人类便进入了技术时代。因此，技术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类历史就是技术演进的历史。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福音，它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引导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而且技术似乎无所不能。但是，所有事物好像都有自己的反面，技术使用不当往往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带来了自身的伦理性问题。譬如，生物技术的进展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基因编辑是否符合伦理，克隆人应该有什么权利？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担心机器人是否最终毁灭人类？在此意义上，人类与其说是技术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科学的前沿，伦理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发展不能将伦理置于身后，需要深度思考技术背后的伦理向度——职业精神，以便于帮助个体判断技术可以运用的领域和限度，从而确保技术使用的人文性和伦理性得到保障，避免“技术物化对人的奴役”，摆脱人被技术所吞噬的生存困厄。

3.实践：职业精神的生成母体

虽然，精神天然地存在于人类利用技术改造世界的职业活动中，但是人类对精神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历代先贤哲人要么将精神视为超验主义和先验主义的神化产物，要么将精神看作自然主义的物化存在。马克思解蔽了前人阐述精神概念时布下的层层迷雾，指出精神是人脑的产物，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通过人脑产生的观念和思想的成果。这一论述既关注了精神产生的现实基础——经验，又指明了精神展开的认知手段——先验，还包含了经验之上超越现实的形上追求——超验。马克思扬弃了西方传统哲学关于精神概念的片面性理解，让精神从天国回归人世间，将其置于人的主体实践活动这一母体，突破了先验性、经验性和超验性的内在局限，弥合了三者的思维鸿沟，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置于相统一的共时态，并赋予职业精神植根劳动创造的普遍内涵和崭新意蕴。

4.结论：职业精神的三维统一

由“职业”“技术”和“精神”相伴而生的职业精神其理论内涵可概括为三重维度：一是从业者职业实践活动中对职业与技术的价值认知和行为趋向，以及展现出的同职业特征、职业角色和职业心理相吻合的精神状态，同时表达着从业者建构技术立身意义的能动反映和其精神世界的内容层次，是主体“得于心，形于外”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二是从业者在工作世界中索解技术的精神意蕴、创造新的文明方式、解蔽技术困顿冲突、担当职业责任使命、践履职业群体利益的精神信念，是主体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从业者将至善的道德境界与高尚的职业追求紧密连接起来，将技术的运用和德性的亲知演变为求真、向善和唯美的自觉追求和成果创获，是主体的理想境界与现实境遇的统一。

（二）躬行践履：职业精神的实践内涵

虽然“谈论实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精神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意义的整全式表达。就职业精神而言，其实践内涵呈现在敬业乐群和诚信守德两方面。它们与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共同构成职业精神的实践价值系统。

1.敬业乐群：职业精神的至善关照

“敬业乐群”最早见于《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敬业融合行为趋向和心性修养于一体，是从业者内在情感和外在行动的统一。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品质和精神动力，敬业表达了从业者对职业的尊敬与热爱，体现了从业者对职业价值的理解层次与践行尺度，是构成其职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范。“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拥有“利居众后，责为人先”的高尚情操[8]。虽然“乐”是职业活动中个人“依照美的尺度来生产”，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但这种内在的审美享受更源于职业群体的认可，因为个体心灵自由的实现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反而只有在职业共同体中才能升华“意志自律”的审美境界，超克外界的道德约束，获得全面自由发展，并理解工作世界存在的意义。

敬业是乐群的逻辑起点。敬业体现了个体把握和理解职业的工具和价值的双重属性的理性认知，展现了“人与职业关系”的积极一面。只有热爱、敬畏个体从事的职业，才可能恪尽职守，进而培养与他人和社会的和谐价值关系。乐群是敬业的理性归宿。乐群不仅避免了从业者变成“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9]，而且乐群体现了从业者能够理解工作世界所包含的多重职业伦理关系以及关系所赋予职业的多重规定，让向善的职业伦理获得至善的意义。

2.诚信守德：职业精神的理实合一

诚乃个体的内在品质，是修养心性的基石，“不诚无物”。信乃个体的外在承诺，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无信不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与“信”是相通或相近的，其核心内涵都是诚实无欺。具体到现代职业领域，诚信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它表达的是从业者与职业组织、职业群体，以及从业者之间的特定的契约关系;作为一种特定品质，诚信体现的是从业者在持久的职业活动中，自觉履行承诺，厚积而成的稳定的态度取向和价值抉择;作为一种事实状态，诚信呈现的是不同从业者通过遵守共同的规范，进而营造出互相信赖的工作氛围。守德泛指遵守道德规范，它本质上是一种能力，包括：道德主体对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等范畴的认知能力;道德主体依据经验和理性的权衡，能动地进行善恶取舍的选择能力;道德主体对旧有道德观念、道德知识进行改造、更新或重构的创造能力。守德是维系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现代化社会分工增加了个体间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同时，也拉大了他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隔膜。因此，“倘若没有相应的道德纪律，任何社会活动形式都不会存在”[10]。

诚信是守德的前提。有诚信方有德性，只有出于真诚，才能形成良善的道德品质。朱熹曾将两者做比喻说：“如播种相似，须是实有种子下在泥中，方会日日见发生。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如何会发生？”[11]守德是诚信的基石，虽然道德通常高高在上，然而再美妙的词汇也要有现实的载体。只要条件允许，道德总会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换而言之，通过遵守不同职业领域的道德，实现了诚信原则或诚信精神的达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职业精神成就了个体的德技并修，将职业实践中的技术活动复归于个体伦理家园的精神运动。

三、技术哲学视野下职业精神的构成要素

由职业精神的内涵剖白，可以引申出其主要构成要素，即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认同、职业理想。它们层层递进、相互嵌合、相互影响，统合为一个有机的体系，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着职业精神的内涵，构筑了职业精神的核心内容。

（一）职业认知：体悟与理解

认知是指个体依据心理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等心理活动。职业认知是从业者在生活学习或人际交往中接受职业信息并经过加工处理，形成的对特定职业的认识和评价的心理活动，它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但都对从业的职业行为起到支配作用，是个体参与职业活动、成为职业人的认知基础。它包括对自我的认知和对职业的认知两个维度。

对自我的认知主要是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对个体的性格、兴趣、特长、学识、技能、思维、道德水准的评估。对自我进行准确而清晰的定位，有助于个体确证职业偏好和胜任力，是个体职业成功的关键。对职业的认知是自我认知的表现、是个体自我认知的形成与运用，主要包括职业环境与自我评估。个体通过分析职业环境时代特点和发展变化，了解心仪职业的社会就业需求、职业发展前景、社会认可程度等。同时，尽可能地了解与心仪工作相对应的职业素养和能力要求，以期为职业生活做好准备。职业认知过程中主动性人格的从业者往往更能积极地寻找机遇，创获高效的工作环境、更大的职业成就、良好的自我效能感，而且性格积极主动的从业者能够更加自主地理解和把握职业的意义价值和道德规范，在深化职业认知的基础上，为职业精神倾向的达成奠定思想基础。

（二）职业情感：专注与执守

情感属于心理现象，包含了人类心理活动的一般特征，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也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内心感受和心理反应。情感作为一种力量乃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当个体对特定的对象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后，就会形成追求情感对象的激情或热情，并有力地推动了人的创造行为。正如黑格尔（Hegel）所指出：没有激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无法完成。职业情感是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态度和偏好，也是个体理解和追求职业价值的精神反映。通常，个体从事职业活动都会产生相应的职业情感，这既是职业熏染的结果，也是工作的动力。

職业情感的产生受到“先天所传”的影响，更在于个体的“后天体验”。在体验中从业者与职业呈现出主客体交互融合的现象，从业者在对职业意义的多次感悟、对职业价值的不断体验、对职业理想的一次次强化中，实现了职业情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展变。此外，职业情感在揭橥从业者职业活动客观状况的同时，表达着个体对职业要求在心理上的正反两种主观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情感态度，如职业幸福感、满足感或成就感，能够带来正向反馈。另一种是消极的情感态度，如职业倦怠感、愧疚感或挫折感，对职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良好的职业情感将客体职业与主体生命完美结合在一起，既是从业者建构职业精神的能动反映，也为时代前进和人类发展营造了和谐的工作氛围。

（三）职业认同：评判与悦纳

通常认为，“认同”一词是弗洛伊德（Freud）在解释自我认同时提出的，而职业认同是自我认同的派生概念，是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肯定性评价，也是个体在工作世界中对职业的理解和选择。职业认同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作为过程，职业认同随着个体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自我认同、职业定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作为结果，职业认同是个体将职业要求与自我需求统合为一体，获得积极职业体验的状态。

职业认同具有价值尺度的作用，既是个体职业行为的判断依据和逻辑起点，也是个体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达成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职业认同具有内在激励作用，综合型激励理论认为，外界环境的激励实际上只是一种短暂的刺激，个体的认同则是一种内部持久的驱动力。人的职业行为方向取决于内部系统的需求强度与外部刺激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内部需要不强烈，再强的外部力量也无济于事。因而，职业认同作为一种个体与职业的同一性关系，克服了职业的外在性、异己感，将个体的自我价值与职业的社会价值内在地统一起来，不单为个体在充满变革的工作世界中提供持久稳定的工作动力，同时，职业认同有助于提升个体忠诚度、向上力和成就感，理解职业的价值意义和伦理关系，获得角色动力、劳动志趣，满足自我心理归属，有效预防职业异己感或职业倦怠的出现。面临职业角色冲突时，更能积极地调整情绪，为个体不断赋能，引导个体从“我是谁”走向“我想成为谁”，并将个体存在的意义和责任与职业的价值同化为持久的精神力量。

（四）职业理想：热爱与追求

理想是人类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产物。职业理想是从业者基于自身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认同等因素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对所从事职业达到何种成就的一种预期，反映了个人的职业追求和价值取向，它是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价值观念的体现，折射出个体对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回应，是个体将职业的精神认知转变为职业实践行为的内驱动力，展示着个体对未来职业的期许和追求，决定着个体在职业生活中的志趣和境界。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以及对职业图景的美好构想，职业理想对个体的职业活动起着导向和激励作用，是个体职业选择的指南针、事业成功的助推器，也是个体生命意义确立的前提和基础，锻造着个体在职业生活中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影响着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方向和最终境界。高尚的职业理想能够引导个体生成对职业使命的高度自觉，以敬畏的态度待职业，将工作的意义和生命价值联系在一起，并升华为崇高的信仰，进而祈向从业者树立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在工作世界中勇担责任、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在获得工作尊严的同时，实现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

四个要素是一种层层递进关系，一个渐次升华的发展过程。职业认知是涵咏职业精神的重要条件，是从业者在工作世界中对职业的剖断与把握，具有基础性作用。职业情感是职业精神生成的心理依据，体现了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的定见，是从业者理解和追求职业价值的精神状态，它不仅折射出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客观状况，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主观态度。职业认同是职业精神的意识表现，是从业者在其职业实践中所表现的一贯态度，是职业活动的中心和职业精神的落脚点。职业理想是职业精神的核心，在职业精神中处于引领地位，是从业者对职业的憧憬和追求，它决定着从业者在职业生活中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四、技术哲学视野下职业精神的基本特征

沿循前文职业精神的内涵阐扬和要素归纳，探究职业精神概念的语义特征，发现政治性、民族性、公共性和推变性是其基本特征。

（一）政治性：职业精神的本质特征

所谓政治性是指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职业精神具有相异的制度背景和实践逻辑。制度的本质性表达与本质性的制度言说是职业精神形成的客观镜像与建构对象，规约了职业精神的现实语境与内在质素。资本主义制度语境下的职业精神，产生于近代西欧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打破神权桎梏的过程中，以职业规范为基础，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内。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从由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职业精神褪去“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的早期意义，“道德、文化和精神等价值观已经退到以金钱来衡量实际成就和职业成功”的地步[12]，社会一度陷入了“他人是地狱”的境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职业精神，根植于中国特色的宏大政治空间和改革开放的深层跃迁之中，以我国职业发展的独特传统和当代意蕴为其现实基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相契合，其理论抽象和实践进路勾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图景，使职业实践与主流价值相吻合，并引领从业者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二）民族性：职业精神的地域特征

职业精神往往是某一民族国民特性在职业中的集中体现。诸如德国制造世界闻名，其背后的职业精神正是德意志民族忠诚敬业、严谨守序、创新求变等国民性格的缩影，而德国国民性的这些深层特点离不开其宗教的熏陶、哲学的启迪和环境的孕育，是“崇尚职业主义、注重实际运用、国家化的文化背景”多重因素的合力[13]。中国制造的背后同样能看到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历史积淀。一方面，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仍有深刻影响。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更是指导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准绳，是引导个体行义向善的伦理设计。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了一批影响世界的技术发明，但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技术创新，也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落后挨打。世界各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一种顺应时代需求和本国国情的职业精神，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新时代，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既要从本国先进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也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引导国民走出传统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二律背反的选择难题，使其职业精神与社会发展相契合。

（三）公共性：职业精神的普适特征

毫无疑问，职业精神无法脱离其政治性、民族性的根基而存在，然而，公共性也是职业精神的一种真实存在。一方面，人类诞生之初，面对各种威胁，为了生存个体必须归属于特定的群体或组织——共同体。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分工的发展，共同体从家缘和族群迈进到职业领域。虽然不同的职业共同体具有特定的工作场所和背景架构，对从业者的行为要求各不相同，但内含于不同职业群体的普适的价值底板、制度规范和职业伦理，在规定职业性质和特征的同时，展现出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成为职业精神公共性的深层呈现，体现着职业内在的本质要求和精神旨归，表达了从业者共通的价值坚守和职业追求。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自我”与“他人”的职业交往由局域性、封闭性迈向全球性、开放性，个体的职业实践活动被安置于更宏大的公共空间之中，而“社会”这样一种“抽象”的“实存”却日渐模糊，对社会的“责任”也随之“抽象”化，人们不再明白无误地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就构成了一个严峻挑战：如何在抽象的社会中承担具体的责任？解决途径在于，借助“具体”的社会活动，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而这种公共精神可以在职业精神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它赋予个体实现职业价值的确证和公共情怀的生成，维系着从业者的责任世界和精神家园。

（四）推变性：职业精神的成长特征

在时间的长河中，职业精神具有随时序演进的推变性。由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以及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浸染，近世之前的职业精神主要表现为“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伦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逐渐成为职业精神的时代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职业精神体现出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国家至上、艰苦奋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成为其价值特征。职业精神一经确立，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职业环境中，能够不断增强从业者职业活动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为个体的工作实践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表现出一贯性和稳定性。同时，公共性的转向、个性化的内需、现实性的推动皆为职业精神演进的时代基点与依据。在依凭过去、迎接当下的时代演进中，从业者借助精神的激励和引导，以塑造自我与时俱进的职业信念为深度视点，不断为职业精神注入时代所赋予的新内容。

五、结语

对于哲学视域下职业精神基本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回应职业教育的当代责任和时代命题，彰显职业教育的应然之义和价值自觉。当然，结语往往是新问题的延续。譬如，如何在实践中超越工具理性主义的宰制，在“俢技”与“涵情”中实现“制器”到“育人”的回归，培养德技兼修的高素质人才，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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