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教育研究的功能与方向

时间：2024-05-07

肖纲领常桐善

摘要高质量发展要求高职教育研究聚焦学术理论研究、院校研究、政策与决策咨询研究和行业人才需求研究四大功能。基于上海市11所院校的访谈发现，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的职能定位不明确、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偏低、院校研究服务全校决策的力度不强、决策咨询与行业人才需求分析职能涉及较少，滞后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诉求。高职院校应变革高职研究机构职能，聚焦职教重大问题强化学术理论研究，扩展校级院校服务职能，以智库建设推动政策与决策咨询研究，加大行业人才需求调研，并优化保障制度与运行机制，为学校及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循证支持。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高职教育;高职研究机构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1-0060-06

自2019年起，我国高职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务院于201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和“同等重要”地位，要求“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1]，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则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专门文件。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内涵发展、社会文化还是国家政策都对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面向[2]，要求其提升办学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建设技能型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保障。然而，没有高质量的研究作为支撑，就没有高质量的高职教育，基于此，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凸显了高水平高职教育研究的时代价值和紧迫性。

目前，关于高职院校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简称“高职研究机构”）职能的研究，包括針对部分省份及全国的分析[3]，指出其发挥的院校战略规划、教育研究和决策咨询与参考等不同职能，还存在定位不准确、作用和功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对其职能的建议则包括强化决策咨询、校企合作研究、专业建设与教学研究、课程研究及其他常规管理职能[4]，以及院校研究、服务政府和企业及新时代职教科研等[5]。但这些研究多为倡议和思辨性论述，较少阐释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教育的方向与功能，以及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的职能诉求及实践;部分研究进行了调查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但多采用纯量化分析，难以有效揭示功能发挥的复杂性。本研究运用半结构化访谈法，重点探讨三个问题：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对高职教育研究提出了怎样的诉求？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的职能是否满足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制约此类机构职能发挥的因素有哪些？期望通过研究助力这类机构推动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对高职教育研究提出的时代诉求

关于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结合“职教20条”及相关文件加以概括。一是“类型”和“同等地位”的高等教育类型。二是纵向衔接与横向融通，尤其强化职教本科建设。三是产教深度互融，校企紧密合作。四是推进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模式，包括“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模式与方法、质量保证体系等。五是中国职教国际品牌的建设。其最终目标是建设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强化高职教育研究，提升高职教育研究水平成为时代课题。

（一）学术理论研究

建设“类型化”的高职教育，需就高职教育的规律开展高水平的理论研究，包括办学、管理、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律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加强职业教育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和实践体系”。“职教20条”也要求“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及时总结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制度模式。”由此，高职教育研究的首要方向是开展学术理论研究，进行高职教育规律的理论探索。

（二）院校研究

当前，知识越来越从远离应用到关心应用和需求转变，应用性逐渐凸显[6]，高教研究同样如此。潘懋元先生认为，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教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决策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孤芳自赏[7]。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也应强化应用和实践问题研究。院校研究作为一种“基于本校”的应用型研究，具有数据源于学校、结果应用于学校的特征[8]，已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高校决策与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手段。而在中国高教领域，院校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建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是其发展的里程碑[9]，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前正逐渐走向成熟，但其在高职院校发展较为缓慢。随着高职院校的高质量发展，应强化院校研究，为所在院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循证支持。

（三）政策与决策咨询研究

学术研究是决策咨询的基础，决策咨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10]。当前，以新型智库建设强化政策研究，发挥高校的决策咨询服务职能，是高校服务政府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面向。高职教育领域发展的强政策推动性，要求强化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并以决策咨询研究实现成果的转化。《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号）提出“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标准”。“职教20条”也要求“提出重大政策研究建议。”因此，强化政策与决策咨询研究将是高职教育研究功能发挥的重要领域。

（四）行业人才需求研究

高质量发展要求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分析行业企业发展态势，进而探究其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需求，能够确保产教融合的深入，并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职教20条”要求“分级分类编制发布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报告、行业人才就业状况和需求预测报告”，也体现出对于行业人才需求研究的诉求。有学者指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需求预测应从体系、主体、方法和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11]，然而，传统的行业人才需求研究主要由高职院校各系部完成，往往比较零散，科学性不强。随着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高职教育研究应以专门机构形式，聚焦行业人才需求状况，贴近行业开展研究。

二、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设置与职能发挥情况

本研究所称的“高职院校的高职研究机构”主要指公办高职院校设立的用于开展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等研究的组织机构，具体名称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所、高职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研究所等。

（一）研究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为上海专科层次的11所公办高职院校。截至2021年10月20日，在“中国教育在线”检索到的“上海地区高校名单”中，专科层次高校共23所，其中公办13所①。由于其中1所自2016年后主业为非学历教育，故未作为研究对象;另有一所学校以中职教育为主，高职招生名额很少，故也未作为研究对象，因而本研究共包括11所高职院校。文章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于2020年5月至2021年10月，对这11所公办高职院校的11位行政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与独立性，研究人员的数量、学历和学术背景，负责人行政职务等基本情况;二是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能;三是影响这类机构职能发挥的因素和优化建议。相关问题和回答均进行了文本记录。表1阐述了受访人员的基本情况。

（二）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主要职能

在11所公办高职院校中，有7所设立了高教研究机构。7所高职研究机构的建制特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名称不尽相同。各有2校的名称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和“高职教育研究所”;各有1校的名称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高教研究与督导室”和“教科研室”。可见其定位存在差别，研究内容有高等教育领域和高职教育领域，较多研究集中在高职教育领域。二是隶属情况较为多元。就机构隶属来看，有2校隶属于科研处，有2校隶属于教务处，有1校隶属于专业研究机构，另有2校为独立行政机构。说明这类机构至少存在隶属于行政机构、隶属于研究机构和独立设置3种类别，其中独立设置的相对较少。

同时，基于对访谈内容的编码分析，7所高职院校研究机构的职能主要有学术研究、管理辅助、院校研究及行业交流与服务4大类。第一类学术研究涉及4所院校，如教育教学课题研究、高职比较研究和自由开展教育研究。第二类管理辅助涉及4所院校，内容包括：一是发展规划，如章程评估、综合改革方案、示范骨干校建设、专业布局与优化调整等重大规划;二是科研辅助管理，如纵向课题、专项课题申报管理、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和教师科研工作量审核等;三是教学辅助管理，如教学成果奖评奖申报、督导等。第三类院校研究涉及7所院校，如智囊与决策支持、数据与决策材料分析等工作，但该职能业务量偏少，发挥不充分。第四类行业交流与服务涉及4所院校，如高教科研信息发布、承办学术论坛、编撰行业蓝皮书及对外学术交流等。

三、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职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尽管当前高职院校研究机构有四大类职能，但相较于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还存在距离。

（一）设置动因多元随意，职能定位与共识不够明确

调研结果表明，高职院校未达成对高职研究机构职能的统一共识。一方面，设立这类机构的原因多样，成立时职能定位较为模糊。如GX1表示，“学校成立这个机构是方便合署办公的行政部门人员评职称”，GX3表示，“学校设立该机构主要是因为高职院校都需要设立此类机构”。另一方面，一些教育研究机构在运行时职能定位不清。如GX5表示，“高教研究与督导室只有1人且其工作与科研处存在重合，职能说不太清楚”。这种现状与高职院校现代教育治理的不足不乏联系。如GX7提到，“学校高职教育研究机构虽然是独立行政部门，但职能不稳定，主要看校领导的意志”。总体来说，不同高职院校高教研究机构的定位模糊问题，导致机构的独立与非独立、隶属的部门、负责人担任的行政职务、日常工作范畴及运行机制建设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高職研究机构的这种设置与定位，不利于其整体职能的发挥，也难以为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整体上的功能支持。

（二）学术研究专业性不强，职教理论研究水平偏低

高职教育研究的主体，除了研究型高校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还应包括众多高职院校的研究机构，毕竟“内部人”更熟悉高职教育的实践场域。然而，当前这类机构的人员数量及其教育学、管理学或统计学学术背景均不足。一方面，因高职院校编制紧缺，从事专职高职研究的人员偏少，职能被挤压。如GX3提到，“因人员编制问题，学校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目前与科研处、编辑部合署办公”，这也是大多数此类研究机构未能独立的最重要原因。7所高职研究机构共有成员21人，但完全无管理工作的专职研究人员只有2人（占9.5%）。另一方面，从事高职研究人员的专业性不强。21人中有教育、管理或统计学术背景的人数只有10人，导致这些机构面临“人少事多、专业性不强”的发展困境，在从事高职研究时能力不足。如GX6所言，“学校教科研室隶属于教务处，就我1个人，领导让做科研但我能力有限，他也不强迫”。可见，人员队伍建设水平偏低制约了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充分发挥学术理论研究的职能。当然，高职院校高职研究队伍建设水平低，也与之前高职院校缺乏制度环境有关。如GX6分析道，“在未受重视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下，高职处于为生存而努力的阶段，其机构的职能经常变化”。这些印证了已有的研究结论：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来看，职业教育科研能力不断提高，但地位依然较弱;本科院校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主体，且地位不断强化[12]。同时，职业教育还存在研究队伍、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科研能力与水平等方面的不足[13]。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水平偏低，自然难以探究高职教育本质，并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三）服务全校决策机制不健全，院校研究职能受限

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院校研究模式有三种：院校研究所、院校研究中心模式，院校所、委员会模式，高教所与发展规划处合并模式。当前采用第三种模式的院校较多，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能促进学术与行政紧密结合，为学校决策提供有效支持[14]。而在高职院校7所高职研究机构中有2所相对独立，其他5所均隶属于非规划类管理部门，这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服务局限于部门而非全校。即使承担了部分院校研究职能，也因其“部门化”特征而主要服务于某个管理部门而非全校，范围受限，如GX3表示“目前学校高职教育研究所的职能多样，但在不同职能发挥上主要看部门领导的意志”。二是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校决策的机制不健全。如GX7指出“学校的决策机制不是很成熟，没有科学规范的决策咨询流程，可能整个高职院校都存在这个问题”。可见高职研究机构的高质量成果转化为学校决策的机制还不成熟，这将制约其院校研究职能的发挥，并使得高职院校的现代化决策和管理缺乏基于本校研究的科学依据。

（四）职能存在偏向，决策咨询与行业人才研究涉及较少

当前，此类机构几乎未涉及决策咨询职能。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研究的咨政意识不强。这类机构长期以来因发展受限，未能形成“高校智库”的定位，较少以决策咨询专报形式向有关部门提交成果。如GX6指出，“上面对高校智库有较高的标准，我们这个机构人少、成果少，很难达到，我们不会把自己当成智库”。二是高职院校成果缺乏认可，上报机制不够健全。GX1表示，“我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研究，但目前向有关部门提交决策咨询专报的概率很小，即使报上去，被采纳的概率也很小。三是激励制度和机制还不健全。如GX3提到“学校拿到自科基金这样的项目是有奖励的”;GX6则表示“学校对教师发表高质量论文有奖励”，这也是当前高职院校的现状，对于高质量科研成果建立了奖励制度与机制;但两人都表示，“所在学校目前没有老师的决策咨询专报获得批示，也就没有专门的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缺乏奖励制度—缺乏成果—缺乏奖励制度”的不良循环。

同时，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还缺乏对行业人才需求的高质量调研。尽管涉及“行业交流与服务”职能，但离行业人才需求研究的要求还有差距。如GX1表示“高教所每周会编纂‘职教简报’，这对校领导、师生了解全国职业教育改革有所帮助，但要论行业人才需求研究，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GX2则表达了行业人才需求研究“需要水平”的意思，“开展行业及行业人才需求分析太专业了，学校高教所也就没有做这类工作”;GX5也表示，“学校系部对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有较大的发言权，不过感觉他们也在凭经验做，缺乏科学依据”。可见，行业人才需求分析的专业性强，目前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实现该职能有难度。

四、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的功能与发展方向

基于对高职教育研究方向的理论分析及其研究机构职能发挥的调研，高职院校需对高职研究机构的职能进行重构，并强化机构的保障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

（一）聚焦职业教育重大问题，强化职教学术理论研究

结合“职教20条”的规定，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应基于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针与政策，立足职业教育领域重大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和技能型社会建设理念为指引，大力探索职业教育办学与人才培养规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思想、话语、政策和实践体系。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入手。宏观层面，围绕高职“类型”定位与“平等地位”打造，重点探究“职业教育何以能够成为一种教育类型，其成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學理基础是什么？”等重要理论问题[15]。同时强化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性”“特色性”“体系性”的辨析;此外，需强化对中国职教国际品牌打造的理论探索。中观层面，重点强化对产教融合的深度办学体制与机制的研究，探究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产教融合的制约因素等问题。微观层面，立足高技能人才培养，强化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形成具有职教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重塑研究机构隶属关系，拓展校级院校服务职能

对于不具备职教理论研究水平的高职研究机构，应重点挖掘其院校研究职能。重塑高职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让院校研究的职能内化到学校组织结构之中，使其得以稳定、持久地发展。可考虑将高职研究机构从已有的隶属或挂靠于教务处、科研处和研究中心之类的部门关系中脱离出来，减少其管理辅助职能，并重新形成两类隶属关系：一是隶属于或挂靠于学校发展规划类部门，并明确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管理建言类专职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的职能差异;二是设立独立的高职研究机构，且由党政领导挂帅。这主要基于院校研究职能与专业性对于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的要求[16]，同时确立为校直属单位，有利于保障其独立的研究自主权[17]。考虑到高职院校编制的紧缺性，当前宜采取隶属于或挂靠于发展规划相关部门的模式，核心是实现机构院校研究职能的独立性，防止被行政管理工作挤占。

（三）强化智库职能发挥，以决策咨询助力职教政策发展

除了学术理论研究和院校研究职能，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应强化政策与决策咨询职能。要落实《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教社科[2014]1号）对于高校智库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定位和三种组织形式的要求，走高校新型智库建设道路，增加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比重，突出研究的政策服务性，实现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研究内容上，要强化高职教育重大政策研究，开展政策实施的制度演进分析，探究政策的执行效率并实施效果评价;研究方法取向上，注重混合研究方法，围绕高职教育中的办学、企业参与、教育教学和师生发展等实际开展“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证职教政策研究”。以此形成具有较大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政策咨询报告。

（四）加大行业人才需求调研，提升精准服务行业的能力

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应在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强化科研的育人价值，承担更多的行业人才需求研究职能。其本质是研究高职院校所对应行业企业对于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一职能的拓展能避免各二级教学单位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行业整体认知的不足。这也是高职院校教育研究突破研究范围、从职业教育领域的封闭性研究走向企业需求分析的开放性研究、提高机构研究能力的必由之路。具体思路上，聚焦所在学校对应行业的发展现状、产教融合企业对学校人才提出的需求等内容，为学校产教融合及人才培养提供支撑。重点内容包括两类：一是对行业人才需求的发展方向和数量规模进行描述与展望，二是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匹配分析，如专业设置匹配分析、人才质量匹配分析等[18]。

（五）优化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保证机构各项功能发挥

制度与机制的保障，是高职院校高职研究机构职能发挥的基石。一是对高职院校的投入与编制保障。有关部门要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切实加大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和编制定额，保障高职研究机构人员数量。二是建立校领导参与高职研究机构建设的制度与机制。校领导应认识到高质量发展对学校提出的要求，以及高职研究机构建设的重要价值，推动机构的制度化建设。三是强化决策咨询机制建设。高职院校应强化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展示高职研究智库的理论水平和政策研究能力;有关部门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高职院校科研，打通高职院校研究成果“上报—批示—采纳”的决策咨询渠道。四是建立高职研究机构职能发挥的激励制度。在“破五唯”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应建立“多元成果观”和“高质量观”，强化对在各职能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高职研究机构人员的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五是建立机构人员职业发展制度。选派工作人员在职攻读高职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并组织参加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素养。六是文化保障。在质量时代，支持全面质量的组织文化是高职教育质量管理取得成功的基石[19]，高职院校应以现代治理打造“质量管理文化”，为高职研究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2-13）[2021-10-2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2]周建松.落实《实施方案》系统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7）：52-57.

[3]陈亚军，李莉方.高职院校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6）：91-96..

[4]荣莉.高职院校高教研究机构设置情况的实证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5（14）：121-123.

[5]高葵芬.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教育研究所新发展[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5）：16-19.

[6]黄瑶，王铭.“三螺旋”到“四螺旋”：知识生产模式的动力机制演变[J].教育发展研究，2018（1）：69-75.

[7]潘懋元，李均.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来居上异军突起[J].中国高等教育，2009（18）：15-19+41.

[8][16]常桐善.大学院校研究组织机构[J].复旦教育论坛，2016（5）：27-34.

[9]张应强.我国院校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前景[J].高等教育研究，2011（12）：40-45.

[10]王海艳，曹丽英，邵喜武.大数据时代下的地方高校教育智庫建设研究[J].情报科学，2015（6）：76-80.

[11]胡微，石伟平.我国职业教育人才需求预测研究的回溯与前瞻[J].教育与职业，2017（13）：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