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 的国内普职融通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曹威 陈向阳

摘 要 普职融通已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热点。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关于“普职融通”相关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软件，对1992-2019年国内普职融通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结果显示，国内普职融通的研究整体呈现“低潮—高峰—回落—回温”的发展态势，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研究主题聚焦在宏观背景、模式、国际比较、体系等方面，未来可以在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等方面加以改进。

关键词 普职融通;研究热点;职业教育;CiteSpace

21世纪以来，先后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强化普职教育的互融互通，并对不同教育阶段的普职融通机制做出相应要求。国家大力搭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立交桥”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了普职融通的发展，激发了学者对普职融通的关注和多角度探讨，由此形成一批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梳理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明晰国内普职融通研究热点与趋势。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以“普职融通”或“‘职业教育并含‘普通教育”为主题，设置检索时间为不限至2019年，选择“期刊来源”为核心期刊和CSSCI，共检索得到814篇文献。通过阅读文献的标题与摘要，剔除比赛、征稿、新闻等无关信息，最后确定有效文献692篇。

（二）数据处理

本研究主要针对国内普职融通文献的关键词词频、聚类、突现词以及时序分析，了解普职融通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在分析前需要对原始文献数据的关键词进行统一的过滤、筛选与合并。

本研究选用CiteSpace 5.5.R2.可视化软件，以CiteSpace自带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将处理过的文献转化为CiteSpace可识别的数据格式;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92-2019，间隔为1;设置相应阈值;选择路径发现的剪切连接方式，以简化网络结构，突出重要特征;并采用聚类静态和展示整个网络的可视化方式呈现最终分析图谱。同时，根据不同需要对发文期刊、机构和作者进行简要分析。

CiteSpace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简称Q值）和平均轮廓值（简称S值）两个指标，它们是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Q值基本在[0，1]区间内，当Q>0.3时，意味着划分出来的视图结构是显著的;当S>0.7时，表明聚类是高效的、令人信服的，当S>0.5时，一般认为聚类是合理的。本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的Q值为0.8103，S值为0.4968，说明图谱结构显著，聚类较为合理。

二、普职融通研究现状

（一）时间分析

通过对普职融通相关文献的数量统计和时间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国内普职融通的研究水平与发展速度。由图1可知，普职融通相关研究始于1992年，研究周期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缓慢发展阶段（1992-2008年），发文量为207篇，年平均发文量约为12.2篇。第二阶段为迅速发展阶段（2009-2016年），文献量呈增长趋势。这一阶段发文量为363篇，年平均发文量约为45.4篇，较前一阶段有大幅增加，但这一阶段内的发文量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在2011年出现短暂下降，但整体发文量仍高于第一阶段中每一年的发文量，之后迅速增加，并在2014年达到高峰，发文量高达57篇。出现文献数量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2010-2014年间先后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現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这一系列文件均明确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是这一体系的内涵之一。政府对普职融通重要性的强调，激发了国内学者对普职融通的关注。第三阶段为缓慢回落阶段（2017-2018年），该阶段发文量为69篇，年平均发文量约为34.5篇，整体发文量呈缓慢递减趋势，表明这两年学者对普职融通的关注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为快速回温阶段（2019年至今），2019年发文量为53篇，表明关于普职融通的研究有回温迹象，可能在未来再次成为研究热点。

由此可见，1992年以来，国内普职融通研究的发展在整体上经历了“低潮—高峰—回落—回温”的轨迹。

（二）期刊分析

研究成果在期刊上的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分析其分布情况为开展该领域文献搜集和前期知识积累提供了方向[1]。从图2可知，发文量最高的期刊依次为《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与职业》《职教论坛》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文量分别为135篇、91篇、76篇和66篇，共占样本总量的53.2%，表明职教类核心期刊是国内普职融通研究的重要平台。此外，普职融通研究在《教育发展研究》《外国教育研究》《教育研究》等CSSCI期刊的发文量也较多，这表明普职融通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已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

（三）机构分析

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团队与科研机构，从而更快地深入了解这一研究领域[2]。如图3所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发文量排名前三，表明这三个机构在普职融通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研究潜力。

根据普职融通相关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可以考察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如图4所示，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共有节点32个，连线6条，网络中介中心性为0.0121。其中，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之间合作最多，这也可能是两个机构发文量排名靠前的重要原因。此外，从整体上看，目前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少，我国普职融通科研机构和研究团队较为分散，尚未形成极具凝聚力的科研团体。

（四）作者分析

在研究领域中发挥较大贡献、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人员为核心作者，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合作网络分析，可以更快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情况。根据普赖斯定律，发表论文数为M篇以上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计算公式为M=0.749（Nmax）1/2[3]，当发表的论文数量在M篇以上，且核心作者撰写的论文数量达到该领域全部论文数量的50%时，说明核心作者群已经形成[4]。根据有相关数据计算得到M为1.67，即发表2篇及以上的60名作者为核心作者，共发文134篇，占样本文献的19.4%，未达到该样本文献的50%，由此可知，关于普职融通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也体现了这一点，见图5。但部分作者之间存在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由付炜、张振助、朱桃福和张珏4人为研究中心，与王琴、陈国良等13人合作密切，而王琴、陈国良等13人之间并未形成合作关系。从整体上来看，大部分研究学者依然处于独立研究状态，作者合作联系强度低，跨学科、跨地域的多角度研究难以展开，以此发展下去，将不利于国内普职融通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三、普职融通研究热点与趋势

（一）普职融通研究热点

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可直观反映出某段时间内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多被用于分析研究热点[5]。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越高，点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节点越可能成为研究热点，具有越强的中心地位。我国普职融通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6所示，图中共有节点103个，连线108条，中介中心性0.0206。同时，提取频次大于等于5的高频关键词，并按词频降序排列，见表1。综合考虑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后，将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普职融通、高等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中等职业教育、综合高中等关键词列为热点关键词，并可以简单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理论领域类，包括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普职融通、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另一类是实践领域类，包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综合高中等。

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可以明确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根据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及其强度，采用LLR算法（对数似然率算法）进行聚类，形成了33个聚类，代表1992-2019年间国内普职融通主要研究领域。本文着重分析节点数相对较多、信息量较大的前14个聚类，将这14个聚类划分为普职融通宏观背景研究、普职融通模式研究、普职融通国际比较研究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资格框架建构研究4个主题。如图7所示。

1.普职融通宏观背景研究

“教育改革是按照教育政策的逻辑进行展开”[6]。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改革的效果。近些年，我国政府先后颁布多份重要文件，积极鼓励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对普职融通相关政策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捕捉普职融合发展趋势，发现政策中的缺陷，提出未来发展建议，以期更好地完善顶层设计，促进职业教育普通化，推动普职融合发展。如陈鹏和肖龙基于政策、制度与路径的三维视角对我国普职融通改革进行理性审思，提出普职融合政策指导化、制度配套化、路径立体化和多元化的建议[7]。徐峰和石伟平通过对上海市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和解读，对上海市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为普职融通教育政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8]。常宝宁分析了1978-2018年间的政策文本，将高中教育的未来发展立足于普职一体化的战略高度，从准确定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关系、健全政策机制等方面进行设计，发挥多重政策工具的效能[9]。

2.普职融通模式研究

在普职融通模式方面，国际上已形成了较为经典的分类框架，一是分轨制，即普职双轨并行;二是连接制，普职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三是统一制，即普职相互融合，合为一体[10]。在我国高中普职融通模式探索过程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逐渐形成了多种模式，但无论是政策文件还是已有研究，对普职融通模式的划分尚缺乏统一定论。如刘丽群、朱海燕认为现阶段的普职融通可以分为校内课程渗透、校际合作和综合高中3种模式[11]。林玥茹、石伟平在此基础上，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角度出发，根据横向维度总结出的3种融合模式，和刘丽群、朱海燕的观点一致;但他们在纵向维度上有所创新，提出特殊升学通道模式与统一招生考试模式[12]。孙丽艳将我国普职融通大致分为校内课程渗透和叠加模式、校际间合作和互转模式以及综合高中模式[13]。金毅伟认为普职融通的模式可分为以下六种：普职联合招生，“1+2”或“2+1”分段模式;普高学生选修职业技能的课程学习，职业学校提供师资支持、教材开发和实训基地共享模式;普职双向分流模式;高中后分流模式;高职、技术本科的预科模式;“3+4”的中职与技术型本科高校的联合培养模式[14]。综合来看，在目前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国内普职融通模式从校内融合、校际合作和综合高中3个方面进行划分，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上经典的普职融通模式。

3.普职融通国际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关注普职融通的研究，而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对普职融通模式的探索已趋向成熟，通过对普职融通国际模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借鉴其先进经验，对我国普职融通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美国创立的综合高中制度打破了普职分离的局面，成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通的重要途径。许多国家在借鉴美国综合高中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形成了独具本国特色的综合高中模式，如日本的综合学科高中模式等。除了在学校组建上实现普职融通外，有些国家也在学分、课程、证书等方面采取了措施，如英国创立的国家资格框架模式（NQF），不仅使学分互换得到认定，而且实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课程间、证书间的融通，澳大利亚的国家资格框架模式（AQF）也體现了这一点。德国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成熟的“双元制”职业培训模式使得职业教育在德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直接推进了德国普职融通的发展。

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资格框架建构研究

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职业教育体系。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初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职业教育体系向现代体系演化，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研究领域的重点，对普职融通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普职融通任务的开展也会影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整体进程。因此，对普职融通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我国已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初步建设，但仍然有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姜大源分析了制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两大问题：一是用人的劳动制度与育人的教育制度分离，二是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分离[15]。具有培养全人、就业和升学三重功能的综合高中模式可以为前者问题的解决提供方向;对于后者，可以通过建构国家资格框架，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互认互换。但对于国家资格框架的建构、运行和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王海东、邓小华提出要探索建立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和体系，成立国家学分银行管理委员会负责规划、决策、审核与发布标准、监控质量，同时探索设立国家学习成果认证中心，面向全国开展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业务[16]。王立科提出建立多元运行机制，形成政府宏观指导、教育行政部门牵头领导、多方协议合作、市场化运作的多元化管理运行机制[17]，以解决普职融通转换机制的瓶颈，但这些机制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与深化。

（二）普职融通研究趋势

在较短时间内使用频率较高的词为突变词，根据突变词的词频变化可以分析研究领域前沿与趋势[18]。本研究采用逐年切片的方式，最后得到8个主要的突变词，如图8所示。8个主要的突变词分别为普通教育、职业技术学校、非学历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比较分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普职融通和国家资格框架，其中普通教育、职业技术学校突现时间早，但强度较强且持续时间长，成为国内普职融通早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普职融通和国家资格框架不仅具有较高的突现强度，而且突现时间较晚，是国内普职融通领域关注较高、较前沿的研究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研究发展方向和趋势，关键词时序图谱也说明了这一点，见图9。

四、相关建议

基于对国内普职融通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建议：

一是研究主体合作的密切化。国内普职融通研究领域缺少具有足够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研究团队和科研机构。目前已有的研究者多为独立研究，彼此之间合作比较零散、联系不紧密，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普职融通的长久持续发展。因此，应促进不同层面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加强研究团队和科研机构的建设，努力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共同体。未来不仅要在政策层面上积极支持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交流，而且研究者个人、研究团队和科研机构自身也要提高合作意识，加强彼此间联系，共同引领国内普职融通的发展。

二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目前，国内普职融通相关研究仍然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相对较少，只能在少数以地区个案为研究主题的文献中看到。提高理论的概括性与加强实验科学性的统一，是现代科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19]，普职融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各地区普职融通的开展情况也大相径庭。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加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用，推动普职融通理论论证与实证案例研究的融合发展，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化。

三是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当前国内普职融通研究是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和相互关系中展开，以教育学研究为主导。由于学科知识的互通性，像普职融通研究中的“就业”“劳动力市场”“校企合作”等方面仍需要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作为研究基础，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此外，国内普职融通的研究者多从国内政策、国际经验比较等视角开展各主题研究，尚未突破视角单一的局面[20]。可以从社会引导宣传、企业招人需求、学校文化环境等中观视角，教师教学策略、家长期望、学生自身需求等微观视角进行多视角探讨。

四是研究主题的具体化。现阶段普职融通虽然形成了4个研究主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宽泛，主要围绕普职融通试点学校建设、课程建设、学分证书互认互换、模式划分等方面泛泛而谈，研究成果比较零散，缺乏持续和系统的理论总结。近年来，有少量研究者开始尝试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在评价体系、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深化拓展[21][22]。在普职融通未来的研究中，随着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多元化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主題必将进一步深化和聚焦，并将开拓出具有创新性的深度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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