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养成路径的影响及构建

刘晓倩

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在义务教育之后如何继续接受更有效的职业素质培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养成路径根据其定居意愿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人力资本积累模式、自主学习模式和职场应对模式。典型案例呈现出在具体的职业素质培养过程中学校教育仍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师徒教育、在职培训等。总之，社会各方应形成合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的养成，包括扩大职业培训的范围和机会，拓展将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融合的方式以及应用新型信息技术提升职业培训的效果等。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养成;职业培训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2-0052-0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劳动法律制度的完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法规，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环境建设，逐渐弱化了户籍身份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等公共政策领域中对劳动者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农村户籍已经不能很好反映农村身份和城镇生活兼顾这部分群体的主要特征，需要更复杂的区分标准。本文主要以定居意愿为特征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类分析。根据定居意愿不同，农民工所选择的职业素质养成体系也不相同，这点集中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在20世纪初即有学者提出，2010年印发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根据统计部门的定义，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调查前一年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1]。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关注这一群体，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之间不同的工作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由于已经有了一定的城市生活经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认识和上一代有著本质不同，目前学界在新生代农民工现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积累。

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特征方面，印建兵等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家庭式整体性融入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消费需求庞大，职业教育的媒介作用非常重要[2]。在职业培训对于农民工的意义和措施方面，马建富等主要针对返乡农民工中职业教育缺乏的状况，提出支持性策略选择[3]。李友得等基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综合能力偏低、缺乏职业技能影响其市民化进程，并提出了学历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社区融合性教育的三层次职业教育体系[4]。吕莉敏提出了专业的职业培训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措施[5]。在职业教育的方式方面，李桃等从制度适应性效率的视角，提出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职业技能管理与监测系统、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应用实践[6]。姜乐军基于农民工的现代性构建，提出了现代学徒制教学的整合方式[7]。

在职业素质培养方面，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主动减少受教育时间，农民工的初次就业年龄有所提前，2009年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20.6岁，而上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33.7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21.1岁，90年之后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17.2岁[8]。在抽样调查方面，宋映泉等从2010年开始对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二学生连续5年跟踪调查研究表明，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升学率不足40%[9]。王广慧等采用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的收入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益影响明显高于受教育水平[10]。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更重视工作经验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尽管其收入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有工作经验能促使其获得更好及收入更高的工作。相比于工作经验收益，教育投入的回报并不显著，无论是继续就读普通高中后继续升学，还是就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所能预见到的初始收入并不乐观。青年普遍认为，相比工作经验来说，教育的经济收益在下降，更多人将技能培养寄希望于能够在工作中逐渐增长技能水平。这点在性别方面也有差异性呈现，王广慧等的研究还表明，男性工作经验回报率约是其教育收益率的3倍，女性工作经验收益率约是其教育收益率的2倍。也就是说，男性工作经验预期收益率更高，更倾向于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青年受工作经验收益的利益驱动，而有更早离开学校教育进入到职场的动力。

而从社会总体效用和长远利益角度看，不管是由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整体社会效率提升，还是出于人的综合素质提升的视角，延长初始教育时间都将是社会发展的最优选择。基于此，本文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养成的影响因素出发，通过分析其职业素质培养的具体方式，对职业素质培养体系的构建提出具体建议。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养成的影响因素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养成方式受到上一代及家庭定居意愿的影响，所以在其职业素质养成的影响因素分析中，首先以定居意愿为主要维度展开。基于此，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上一代或家庭在加入市场化初期的移民大潮后，将生活的重心逐渐转向城市，而且通过艰苦的积累逐渐将孩子带入到城市生活中的群体;第二类是在有过或长或短的打工经历后选择将家庭重点放在农村老家或附近，即愿意返乡群体;第三类是一直处于城市和农村的游移中，在各种推拉作用力下随波逐流。这三类群体在职业素质培养方式的认识上不同，面临的社会选择和社会问题也各不相同。

（一）定居城市意愿明确群体的教育选择

对于父母辈及自己已有明确城市定居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于经过代际积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城市生活基础，在各种社会选择中，越来越多地希望经由家庭帮助和自己的努力逐渐融入城市。这类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上一辈相比，有了更多的权利意识和城市生活经验，有了明确的市民化意愿，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子女，在职业素质培养方面也和普通城市居民的选择越来越趋同，在落户和教育政策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

在落户政策方面，不同规模城市落户政策不同，大体而言，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的机会在增多，虽然由于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历史及制度性原因，农民工在获得大城市户口方面还存在一定限制，但在获得城镇和小城市户口方面已经越来越高效便捷，并且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正在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条件也逐渐在合理范围内调整[11]。各地方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出台各自的实施细则，如作为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大省的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详细说明了实施因城而异、分类有序的落户政策，进一步放宽人才落户，并灵活而规范地实施户口迁移政策。国家则通过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解决了很多由户籍制度而引起的公共服务问题。

在教育政策方面，以《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代表的多部重要文件均明确要求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获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要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就学，对于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安排在普惠性民办学校就读。”基于此，各地根据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入学办法，大体可以分为积分制和材料准入制两类[12]。这为农民工子女随迁入学提供了常规化的途径，但也面临着材料准备繁琐、学位不足等问题，各地具体政策、入学环境不同，对于身处其中的农民工影响也不同。2017年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子女随迁人员共1406.63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42.18万人，在初中就读364.45万人。在2017年小学毕业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8.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150.6万人，大概有47.9%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子女带入城市小学，在当年初中毕业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94.4万人，农村留守儿童144.4万人，大概有39.5%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初中教育[13]。可以说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几乎每一个选择定居城市的务工人员都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进行过细致的比较和選择，公共教育政策对于农民工职业素质的养成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二）回乡意愿明确的群体面临的环境因素

对于已经有明确回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也会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走出家乡来体验从属性的劳动生活，但其最终选择回到原来的家乡生活。这类人往往比较注重传统文化和社会身份认可，愿意利用城市生活经验带动乡村经济，有寻找新机会的能力。在职业素质的培养方面，由于已经决定要回乡发展，这类群体有时会面临接受更多教育是否会影响持续拥有农村户籍的问题。接受更高级别教育之后的就业问题、农村户籍所带来的固有及新增福利的未来预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部分群体的选择。

在职业素质养成方面，这一群体更倾向于独立自主性强的培训体系，对培训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农林牧畜方面的产品经营、创业方面的知识技能或者个体经营方面的经验积累等。农村生活自主性强，在没有相对方推动的情况下自主学习对人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所以周围环境的影响对这一群体职业素质的养成影响重大。首先，基层政府和相关政策实施方的影响，尤其是乡镇、社区等组织的宣传和相关政策实施推动状况，无论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基层组织建设、扶贫扶智项目、公共政策讲解、社会公益知识宣传等，都蕴含着培训的性质，在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养成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影响，这方面影响不仅包括以商业为目的的各种商品知识、理财知识的培训信息等，更包括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形式的深入体验。比如以阿里淘宝村为代表的新经济形式由于创业创收方面的显著带动效应而推动人们学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据《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8）》显示，全国淘宝村活跃网店数超过66万个，带动就业机会数量超过180万个。淘宝村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吸引人才返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4]。在淘宝村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从业者电子商务方面的知识技能培训是必要的，也包括不断更新的培训学习体系。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在通过市场和技术的力量促进从业者自发进行持续不断的职业素质提升。

总之，这类群体职业素质养成的影响因素更为综合，自发自主意识强，易受周围教育环境影响，职业素质的培养形态也多种多样。

（三）意愿游移群体的选择影响因素

现实中，意愿的明确是由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综合决定的，在上述两类去留意愿明确的群体之间还有着大量对未来没有清晰认识和规划的意愿游移群体。这一群体面临的选择非常复杂，当事者的主观意愿还没有明确，自身的希望和现实之间存在落差，更多是置身于社会大潮之中随波逐流，需要政策的适当引导。

劳动力输出地与劳动力流入地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给劳动者的各种选择带来了深刻影响，如果将经济和空间划分为现代城市和相对传统的农村，那么两者的资源特征对于身处其中的主体选择有着强塑造作用。在劳动力输入地城市方面，促进劳动者留下的作用力包括较开放的户籍政策、方便而充足的公共教育资源、有效率的职业介绍体系、城市家庭生活惯习的养成、稳定的收入状况和有预期的职业生涯规划等。反之，则可能产生向外推的影响因素。在劳动力输出地——乡村方面，促进劳动者留下的作用力包括既有的家庭、社会地位及影响力，基础教育的普及，逐渐提升的更加科学的农业生产模式，信息技术带动下新型商业模式普及，基层法治化规则体系的完善，日益便捷的交通网络，普惠的农村社会公共福利政策，代际积累和人际关系影响力，等等。推动劳动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因素则可能包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固定的职业介绍惯习的推动，农业收入的不稳定感、对新型规则意识的追求、传统婚姻和财礼习俗、对纵向流动机会的预期等等。而劳动者在选择居留地的同时，也进一步通过对于子女教育方式以及职业进入途径的选择，而决定了其职业素质的培养过程。反之，职业教育、职业发展规划的选择也会成为强化或转化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另外，近年来还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经由一定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后进入海外劳动力市场，他们往往经历或长或短的职业培训，培训体系因国家地区、行业、技术工种而各不相同。在海外工作后或回到国内，或在国外定居成为移民工人，无论何种都可归结到不同资源要素影响下职业生涯和城乡去留的选择方面。这些经历由于引入了不同劳动价值观，对于人们职业素质养成路径的形成影响更为复杂，成为更广泛的背景影响因素。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养成的主要方式

（一）职业素质养成方式的主要类别

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由于面临的家庭及社会环境不同，选择的职业教育方式不同，从而导致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方式、职业素质的养成路径各不相同，见图1。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模式。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强调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持续而有针对性的投入，从而获得可预期的长期回报。在投入方面主要是教育方面的投资，而教育投资中不仅隐含着教育本身的花费，还有用在教育上的时间成本。在教育投入的在长期回报测算方面会涉及到收益率的统计方法。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测算更多是跟隨型的，主要是依据其所了解的行业和市场动态，以及周围人及亲属的教育及工作选择状况来进行权衡，判断的主要标准是以熟人已经做出的教育和职业选择作为参考。那些让子女在城市中接受基础教育的农民工，已经更大程度脱离了农民这一身份标签，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教育理念已经接近市民化。这一群体有的会选择跟城市主流群体一样的教育模式，借由高等教育体系完成人力资本积累，进入到更高级的劳动力市场中;也有的会选择有效的职业技术学习途径，力争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型从业者。借由此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进而谋取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第二，自主学习模式。对于有明确回乡意愿的农民工，他们来城市更多是要学习经验，并从中找到机会应用到还不那么发达的市场环境中。比如借由互联网而兴起的平台经济从业者，由于越来越多参与到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获得了新技术应用方面的全面培养，这其中不仅包括新技术的使用，还包括品牌意识、服务理念、管理协作能力的形成，以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体验等。这些工作和生活经验正在经由市场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而被逐渐带到中小城市和农村，从而依靠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实现一定的职业素质培养职能。

第三，职场应对模式。对于定居意向漂移或者完全没有规划随波逐流的群体，这些人通常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往往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在职场环境中进行劳动力素质的养成。这些人由于初始进入的行业不同，而被纳入到不同的职业训练体系中。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分布的行业主要为服务业50.5%、制造业27.9%、建筑业18.6%[15]。对于传统服务业来说，本身就有各自不同的培训体系，如餐饮业、美容美发行业长期形成了独特的职场惯习。对于制造业来说，工厂通常会通过技术、管理、安全等方面的入厂培训将劳动者纳入到流水线环境中习得职场技能。对于建筑行业来说，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也还没有正规化和体系化的呈现，建筑行业的进入更多依赖同乡身份的介绍，这其中的职业培训也多是经由同乡经验而在工作中逐渐完成。相对来说，劳动者越是经过有效的初始职业技术培训，越会更顺利形成清晰的职业规划，找到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而目前初始职业技术培训还有待多方合作共同提升质量和效果。

（二）职业素质养成的个案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职业素质的有效养成方式和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十几名学历层次不高的全国劳动模范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访谈，通过深入观察和了解收集到一手资料，并进行浓缩和整理，集中而客观地反映优秀技能型人才的职业素质养成过程。劳动模范是各行各业成绩卓著的劳动者，责任心强，在职业素质养成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调查劳动模范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班学员，该校每年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依托面向全国劳模和省级劳模招收学生进行面授加函授相结合的本科教学，调研对象初始学历层次不高，都属于已经有明确城市定居意愿的群体。调研发现，在各种职业素质养成方式的排序选择上，学校教育对职业素质养成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师徒学习，再次是工作以后单位在岗培训以及脱产培训等。

可见，学校教育和学历教育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首先，学校有固定的场所和严格的教学纪律。在青年时代，人的性格和学习习惯都在养成中，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良好终身学习习惯的情况下，延长学校教育的时间无疑是各种教育方式中最直接有效的。因为在学校中，无论固定的学习场所、稳定的教师配置，统一的教学规划，还是严格的教学纪律，都有利于促使年轻人投入更多精力以更高效率学习有益知识。尤其是技术性领域的学习，在很多情况下是单调枯燥的，需要重复性的训练，只有在规范的制度要求下日复一日地付出辛苦努力，才能促使其坚持、学有所成。其次，学校教育是有针对性且有活力的，职业生涯中的教育更多强调实用性，而由于流水线作业的普及，在实用性技能方面，目前正在呈现越来越弱的需求趋势，那么人还是否需要更多的教育以及为了什么需要教育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疑问。事实上人的生活是复杂多样的，对于技能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机器生产的要求方面，教育的对象是人，学校教育中的理论性教学有时看似与工作本身关系不大，但由于会涉及到整体社会分工状况和技术运用的原理介绍而有其特殊的意义，无论对于从事哪种工种的未来工人来说，多掌握些理论知识与精练实践技能都是不冲突的。而且在职业素质养成中非常重要的职业道德方面，在以经济效益为优先目标的劳动力场所是很难培养成型的，需要学校教育给予积极的引导，促使青年形成优良的职业价值观，在提升整体素质后，逐渐促进各行业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

在师徒制培养①方面，所调查劳动模范中超过一半的人有过一对一师傅指导的经历，大多数自己带过徒弟，并且所有人都认可师徒关系的指导会对职业素质的养成产生重要影响。在调研中了解到，反映师傅指导制度的好处主要有“可以快速培养年轻工人成才，带领青年同志入门”“全程教育，目标明确”“现行学徒制度，是符合国情，切实符合产教融合，拉近教育和用工距离的制度”“成长快”“传承使技术创新”等。而在师徒制的问题上，比较突出的就是不稳定性强，相比学校规范的教学体系设置，学徒制无论对于师傅还是徒弟，在个人品性、职业素养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而且由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有调研对象明确指出“现在学习技术的途径多种多样，学徒制已不再是唯一快速掌握工作技能的最佳途径。”基于此，需要探索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与传统学徒制融合的更有效途径，以使得各种职业素质培养方式互相取长补短，尽量发挥最大优势。

对于工作以后的职业素质培训，调研对象之前约半数有脱产培训经历。其中对于焊接工人来说，一名焊接工人参加过大约10次每次30天左右的劳动技能大赛，另一名焊接工人接受过为期一个月的焊接技术脱产培训;一名路桥技术员参加过为期一年的交通土建、技术、安全方面的脱产培训;一名来自施工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接受过为期三个月的施工管理培训;一名电影放映员接受过5次包括农村流动数字化放映技术培训等在内的职场技术培训。可以说，在优秀群体的职业技能养成方面，职场中的培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职业技术素质的养成时间方面，在与各行业劳动模范的交流中了解到，在不同行业，从学校毕业到成长为熟练工，大概需要的时间如下：焊接岗位3年;路桥技术员1～3年;护理专业3年;环卫工作岗位6个月;电影放映员3年;客车驾驶员5年;施工管理2年;银行理财经理1年。从业者刚进入工作到成为熟练工的过程，是离开学校教育之后的职业素质养成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师徒关系、企业在岗培训、脱产培训、家庭教育传承等方面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应该针对各种方式的优缺点更科学有规划地引导这些劳动者走向技术熟练。

另外，在职业素质养成过程中，职业技能大赛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提升因素。以一名来自山东电焊岗位的劳动模范为例，他在中等技工学校毕业后就从事焊接工作，该工作在理论知识上要求没有那么深，对实践技术的熟练度要求高，工作本身促使他不断通过实践练习取得进步，而他取得卓越成绩的一项关键因素就是职业技能大赛。起初由于他被选拔出来参加当地的职业技能大赛，需要脱产参加，每次大概30天，这时单位的工作要由其他人承担，他自己无论从荣誉感还是职业使命感等方面都强调要取得好成绩，于是刻苦练习。练习的过程主要是进行精益求精的熟练性实践，逐渐成长为国际顶尖技能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各类组织举办的职业技能比赛作为外部机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包括后来他还参加国际性比赛，不仅提升专业技术素质，更开阔了视野、了解国际产业状况，不仅促使其提升本职工作，而且在整体技术工人培养路径上都有了很深入的思考。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培养体系构建

从职业教育的理念上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职业教育意识。如果有机会，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参加相关职业教育和培训。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对培训持积极态度，有60%的人认为‘培训对找到更好的工作有帮助，57.8%的人认为‘培训对未来的发展很重要”[16]。另外，有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主要有以下方面：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有73.6%，有创业知识培训需求的有55.9%，有学历提升培训需求的有48.7%，有劳动法等法律知识培训需求的有38%，有职业安全卫生知识培训需求的有15.9%，有人文知识培训需求的有15.6%，对于生活知识培训有需求的有11.6%[17]。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比例最高，也就是说劳动者很愿意通过不断学习提升技能水平。有学历提升培训需求的占将近一半，在现实中，一旦工作之后，再返回学校继续学历教育的途径目前并不那么畅通，虽然高考已经明确规定各种年龄层次、职业经历的人都可以参与，但对于义务教育后就进入职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高考还是难度很大，且和实际工作不相关。在其他学历教育提升方面，目前的成人学历教育体系并不完善且缺乏更好的社会认可度，也需要更多有效措施促使其改革。在其他培训方面，可以说农民工群体保持了积极的学习兴趣，无论是对于可以给其更多出路的创业知识，还是与其自身工作密切相关的劳动关系培训，或者日常生活的公共政策、生活常识培训，都有相当的需求，而整个社会在给这个群体提供的培训供给方面还显得整体不足。职业素质的养成是劳动者、企业、社会各方合力合作的领域，需要有更好的配合机制的形成。

（一）扩大职业培训的范围和机会

从劳动者长远发展和适应日益更新的技术环境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形成促进劳动者持续学习的驱动机制。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高职院校具有一定规模，软硬件设施齐全，可以逐渐满足一部分职业培训的需求。在适用范围上，不仅可以对接应届生群体，还能对接已经进入职场而又有职业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并且应该能够与企业进行对接，承接企业项目，进行专项职业技能培训。劳动者职业素质的养成，不仅是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同时也是企业技术水平的保障、核心竞争力的来源。要建立有效机制，使得职业学校的资源能够和劳动者、企业需求有融合性的对接，既可以满足企业的需求，又能够更好地体现高职院校的职业培训功能。近年來，由于政府投入力度加大，职业院校在专业建设、设备投资、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可以提供更优的培训教育资源[18]。只是在如何进行资源整合方面还需要更有创建性的示范性先例进行带动。基于此，教育机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设，在理论和实践课程的设置上进行精确的教学方案设计，一方面，要在确保理论化教学的同时增加实践技能培养;另一方面，要避免过于市场化的流水线作业弱化职业教育的内在素质培养职能，在职业技能培养中适当加入理论、职业素质方面的教育，并逐渐引导各行业规范的形成。

同时，要将在实践中学习和工作进行明确区别，在劳动法律上，应该明确学生实习和工作的区别。对于“学生工”这样有学生身份的工作者，在确认其劳动者主体资格时，应还原劳动关系的本质，明确以“用工”事实作为判断劳动关系的标志。在还原用工事实的过程中，进一步涉及到实习与工作的临界点判断。“实习”是指在实践中学习，是学校学习的延伸，是一种学习的手段与方式，这时即使学生提供适当的劳动，其劳动质量也是打折扣的，与正常的从属性劳动关系不同，而应属于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的范畴。在实践中“学习”到底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学生在用人单位到底是学习还是工作，各行业各工种有所不同，现实中还需要规则的形成和司法实践中个案的积累逐渐明确判断标准。

（二）整合职业培训体系与学历教育体系

在公共职业培训体系中，目前在学历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配合上还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普通学历教育知识体系中职业性不强，再加上对高等教育就业市场的不乐观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农民工不愿意选择普通教育体系提供的人力资本积累途径，而是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机会。劳动者如果没有充分的职业教育，即使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多从事技术含量低、工作强度大的工作，处在劳动力市场的低层。而在工作几年之后，生活阅历使其逐渐意识到学习专业技术的重要性时，需要有更好的学历教育体系建设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目前学历教育的招生体系在接纳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时还缺乏更有效的政策引导。而这种体制下的生源问题，也逐渐使得有些职业院校已经完成不了招生计划[19]。所以如果能够适当改革学历教育的选拔方式和教学体系，使工作了几年的劳动者如果有意愿就有机会继续进入到学历教育体系中，并有针对性地提高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水平，不仅能够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再学习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教育政策引导劳动力的流向。

（三）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提升职业培训效率

人力资本是决定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而持续学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人生有着非线性的提升作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那些有机会和时间能够持续主动学习的人或将最先找到社会流动的新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新教育方式的不断呈现，这种需求也会逐渐呈现出来，涉及技术、经济、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公益性教育课程将有很大的市场。如果能够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各类移动互联网上公益性教育课程联系起来，逐渐促使农民工养成持续学习习惯，不仅可以使其增长见识、丰富生活，也可以促进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的形成。可以说在互联网大潮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教育”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这样的课程教育方式也可用于推介学历教育，用人单位也会成为职业培训的受益方。

总之，社会公共政策发展至今，在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各方需要经由社会政策的引导建立更具弹性、更加开放的职业培训体系，提升整体人才培养质量。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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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laborers continue to receive more effective vocational quality training after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a matter of concern.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vocational trai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mode， self-learning mode and workplace mode. Typical cases show that school education still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pecific vocational quality training， followed by teacher-apprentice education and on-the-job training. In shor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hould form a joint effort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laborers，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scope and opportunities of vocational training， expanding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ducation， and applying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vocational training.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ers; vocational quality cultiv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Author  Liu Xiaoqian， lecturer of China Labour Relationship College （Beijing 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