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研究述论

时间：2024-05-07

谢德新+李恒华

摘要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起者、宣传者、推动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全面抗战爆发前，职教社始终坚持对国内外进行职业教育调查，力求获得更多研究职业教育的问题域和材料源；设立职业教育研究部和编辑股，编辑出版职业教育研究成果，为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召集专家会议，引领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服务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组织专题研究，大力宣传和推广研究成果，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关注度、知名度和影响力。职教社进行职业教育研究，及时弥补当时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匮乏，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引领，成为当时重要的“民间智库”。

关键词抗战前；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研究；民间智库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5-0069-06

作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起者、宣传者、开拓者、推动者、实践者和研究者，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自1917年5月成立后，便“有效地把社会部分知识精英和上流人士荟萃起来，形成了一个向心力强、目标明确又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共同体”[1]。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职教社在大力宣传、推广职业教育的同时，始终把职业教育研究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在20年时间里，职教社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优势，团结联系社内外专家学者，紧密围绕当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及时弥补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匮乏，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本土化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宝贵的思想财富。

2017年，恰逢职教社成立一百周年，***总书记在给职教社成立100周年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职教社的历史贡献：“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职业教育社团。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中华职业教育社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致力于改革传统教育、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毋庸置疑，职教社的社会贡献和历史地位，已取得了眾多的共识。学术界关于职教社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有对职教社进行整体研究，也有专题研究。但关于职教社职业教育研究这一专题，还相对缺少专门的探讨。鉴于此，对抗战前职教社开展职业教育调查、设立研究会和编辑股、召集高层专家会议和组织专题研究对职业教育研究进行专门的论述，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职教社这个“民间智库”在抗战前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开展职业教育调查

职教社创办后，便十分注重开展职业教育调查，并视之为社务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与其发起人黄炎培密切相关。早在职教社成立前，秉持实用主义理念的黄炎培，为了更加精准地把脉当时的教育问题，通过“寻病源”与“读方书”的方式对国内外的教育进行实地考察，开出解决教育症结的“药方”。他强调：“吾辈业教育，教育此国民，譬之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内国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之所由来与其现象，不一研究，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己”[3]。1914年，黄炎培先后到安徽、江西、浙江进行了考察。1915年，他携同聂云台、余日章等赴美国参观博览会，期间考察了美国的职业教育。这种实地教育考察的作风，在职教社成立后延续成为职业教育调查活动，视“调查”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把它作为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教社的调查工作主要包括实地考察和通讯填表两种。在实地考察方面，包括国内外的实地考察和调查，主要是根据明确的目标对于指定地区的某些学校或团体进行了解和考察。在职教社成立的5年里，先后派人员前往马来群岛考察；同时，派章慰高分赴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对职业学校进行历时59天的调查，所至地19处，所观校74所[4]。作为职教社的“四老”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江恒源在回顾和总结职教社16年的发展历程时，就专门提及职教社关于国内外的调查多达20余次。其中，国内的各个省份，考察了几遍；亚洲方面，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南洋群岛，推举专门人员进行多次考察；欧洲方面，也都特推专门人员，进行详细考察[5]。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职教社筹划和创办、曾任研究部主任的顾树森就于1922年赴欧洲各国调查职业教育及合作社事业，期间参观了伦敦、爱丁堡等地的学校，并游历、考察了意大利、法国、德国、捷克、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实施情况。回国后，陆续将考察所得编成包括《德国职业指导实施法》（第一集）、《柏林职业指导总局概况》（第二集）和《英国职业指导》（第七集）这三集专门介绍西方职业指导在内的欧游丛刊（计7集），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这为国人及时了解和研究欧洲国家的职业教育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通讯填表调查方面，主要包括全国各类职业学校状况、全国职业学校毕业生情况，以及全国职业教育方面出版的中文、英文杂志和书籍的收集等。据统计，职教社成立的第2年，就实施49次调查，分别为：公司、工厂、商店21次，职业学校12次，小学校学生父兄职业3次，物价和工价13次[6]。再如，1935年职教社发起的平民生活状况调查，1933年职教社组织的商品研究部，及与江苏省教育会等合组之江苏经济状况调查会，则为指定某项目的之特别调查。此外，调查全国职业教育状况，先后凡五次，调查中外职业教育图书、各地物价、工价等各若干次[7]。由此可见，职教社开展的调查活动不局限于职业教育内部，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的企业行业、商品市场、物价工价和生活水平等，都是职教社调查的对象和范围。抗战前职教社职业教育调查部分项目的概况见表1[8]。

表1仅是职教社职业教育调查的部分项目，涉及到职业学校发展、师资队伍、学生能力、毕业生就业与乐业、职业教育的社会供需、工作岗位的用人标准等，调查目的明确，“有时专对于一个问题，一个事项，注意研究，详密调查，以期便利于职业教育之实施，……如调查各学校状况，是专为指导青年升学之用；调查职业界状况，是专为指导就业择业改业之用；此外，调查各国关于职业教育新方法、新学说、新政策，……择要译述，用饷国人”[9]。同时，职教社的职业教育调查范围较宽泛，样本取量较大，内容较为全面。如1933和1934年，职教社对全国职业教育学校概况进行调查，每次调查百数十校，几乎覆盖全国各科职业学校，内容包括沿革、组织、经费、房舍、设备、编制、课程、实习、训育以及教职员学生人数等[10]。

可见，职教社开展的这些职业教育调查，目的明确，覆盖面广，样本量大，内容全面，信度和效度较高，体现出职教社职业教育调查的科学设计和精心安排，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问题域和材料源，为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使职业教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职业教育实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为核心，以解决师资问题为突破点，致力于提升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设立职业教育研究会和编辑股

职业教育研究会是职教社开展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组织形式。职教社成立后不久，便着手吸纳与整合1916年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职业教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即“职业教育研究部”），随后又设立职业教育编辑股。

1918年7月，职教社成立研究部，下设职员15人，分司评议、编辑及各项干事，推举顾树森为研究部主任。这些职员均是职教社中有志于研究职业教育的社员。在研究部制定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简章》中，规定研究会的主旨是研究关于职业教育上种种问题以及实施之办法，研究内容包括以“职业教育正确之解释”“职业教育设施之范围”“职业教育上疑难问题”等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和侧重于“实施职业教育前各种调查之方法 ”“职业陶冶实施之方法”“职业教科材料之调查与支配”以及“其他关于职业教育实施之事项”的实践方法[11]。研究部成立后制定了简章，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以及有明确的研究主旨和研究内容，这些都为职教社开展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组织、制度和人员方面的保障，能够有效地组织和规范职教社职业教育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

此外，1924年10月，受江苏省教育会委托，职教社在南京组织成立“江苏职业指导研究会”，并规定“以研究职业指导事业为主旨”，其“研究推广之范围，暂以初级中学为限”[12]。1926年5月，由职教社、江苏省教育会及江苏省公私立中等学校联合组织的“江苏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制定并通过《江苏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会章程》，将该会的事业确定为研究、调查、报告、讲演、出版和实施等方面[13]。

从1919年10月到1933年10月，与职教社密切相关的研究会相继成立，诸如新教育共进会、农业教育研究会、上海商科补习教育研究会、江苏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会、商品研究部、女子职业教育研究会、抗日救国研究会、战后社会改进研究会、上海市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有综合性的研究会和专业性的研究会，有中华职教社独自主办的，也有与其他单位合作举办的”[14]。这些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扩大职教社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交流，也能够加强职教知识分子内部的联系，形成一个凝心聚力的“学术共同体”，推动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系统、深入的开展。

如果说职业教育调查是职教社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起点，那么职业教育编辑出版则是职教社职业教育研究的成果表征。诚如曾主持职教社研究工作的何清儒所说：“研究的工作虽不象实验工作那样有规模，但亦都有具体的结果，特别是与编辑结合起来”[15]。职业教育研究是编辑出版的前提，编辑出版是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取得进展的重要体现。调查、研究和编辑出版分别是职教社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为研究而调查，亦为研究而编辑，研究有结果，则编辑工作随之，此为一定之理”[16]。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得益彰。自职教社成立到1933年，这16年间编辑出版职业教育书籍册数方面的基本情况见表2。

在表2中，职教社编辑出版的书籍主要包括“图书类”、“丛刊类”和“定期刊物类”这三大类型。其中，职教社编辑出版了一批较为重要的职业教育著作，诸如《职业教育》（徐甘棠编译，1918年）《职业教育研究》（邹恩润编译，1923年）《职业知能测验法》（邹恩润编译，1923年）《新学制职业科课程标准》（中华职业教育社编，1925年）《职业指导实验》（邹恩润编纂，1925年）《小学校职业陶冶纲要》（杨卫玉撰，1926年）《职业指导问题》（江恒源著，1928年）《职业指导实施概览》（上海职业指导所编，1929年）《职业指导实施概览》（郎擎霄编，1929年）《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陈选善主编，1933年）等。在这些职业教育著作中，既有在职教社出版发行的，也有职教社“职业教育丛刊”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黄炎培曾对职教社在1917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书籍（其中大部分是抗战前出版）进行统计，在110余种书籍当中直接冠以“职业教育”之名的著作多达数十种，主要包括理论专著、职业学校教材、职业学校管理和职业学校统计，社会各行业和职业岗位概况，国外职业教育经验介绍，职业教育论文集及职教社事业介绍等[17]。

有学者指出，“这方面的书籍主要以翻译为主，由本社同仁自己编写的著作多以概括性的阐述为主，这也可见当时职教社同仁对职业教育本身基本问题的认识尚十分粗糙”[18]。当时，国内职业教育研究刚刚起步，虽然这些著作更多是描述性、介绍性方面的研究，缺乏深厚的学术积淀和研究基础，但他们的出版刊行，对职业教育进行系统而较为完整的宣传，为人们认识和研究职业教育提供参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及时地弥补了当时国内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匮乏。同时，也反映出职教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职教救国”的梦想，他们表现出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精神风尚和不忘初心的职教情怀。

三、召集职业教育高层专家会议

1926年，职教社在苏州首次召集“专家会议”。该会议是职教社的高层重要会议，主要邀请当时重要的职业教育专家、教育专家与职教社办事部来共同就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高层次的研讨，也对职教社的重大社务工作进行讨论。

关于专家会议缘起的目的，当时的《苏州会议纪要》指出：“邀约各方同志于职业教育有专门之研究，并与本社有深切之关系者，会同办事部同人交换意见，……从事深切之讨论”[19]。专家会议的召集，与职教社不遗余力地研究、倡导职业教育，“以振兴职业教育为职志”的追求密切相关。《申报》对当时专家会议的召开也有相关报道：“本社特邀请各专家聚会于苏州，专心讨论，求得相当之效果。”[20]职教社组织这种专家会議，深入研讨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及时为当时的职业教育实践与探索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参考，既能促进职业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充实和丰富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职教社非常重视这种“高端”会议，并努力使之常态化和常规化，可从专家会议召开的延续性中得到较好的体现。据统计，从1926年起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2年里，专家会议前后召集了10次，几近坚持每年召开一次（1928年和1932年除外）。抗战前历次专家会议主要议题的基本概况见表3[21]。

从表3可以看出，职教社组织专家召开的历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既有职教社自身工作事务的问题，也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实践问题，还有很多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问题。其中，在职业教育理论方面，专家会议讨论了诸如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精神等问题。会议针对当时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集中讨论，集思广益，为职业教育发展建言献策，并在不少问题上达成共识，有效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如1926年2月，职教社首次召开专家会议，集中讨论、确认了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适当性，并提出了实施的指导原则，打破了此前职业教育发展仅局限于职业学校教育的认识。到1930年，逐渐形成职业学校教育、职业指导和职业补习教育这种“三位一体”“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教育研究的视野不断得到开阔、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得到充实和拓展、理论体系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

无疑，专家会议对当时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此，职教社的“元老”江恒源曾提到，专家会议以“缜密讨论职业教育问题，以期圆满解决”为目的，“人数不多而精神极为饱满，言论亦能集中，对于职教事业之创兴与改革裨益至大”[22]。

四、组织职业教育专题研究

《教育与职业》是职教社的社刊，作为当时唯一一份专业的职业教育刊物，他既是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内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探讨的“先锋者”，是国人了解国内外职业教育实践、理论、思想和动态的主要窗口，是宣传和研究职业教育的主阵地，被公认为当时“研究职业教育之唯一参考书”[23]。

在组织专题研究方面，职教社借助《教育与职业》的平台，不定期地约请富有学识经验的专家撰文，系统深入地探讨职业教育的相关问题，并选译东西方各国关于该问题的著述，其重要目的之一是“引起社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讨论，以寻求解决问题之途径”[24]。据统计，从1917年到1949年间，《教育与职业》共发行了208期，先后设置专号50期，约占总期数的24%[25]。在这些专号中，“研究问题类专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前《教育与职业》开设“研究问题类专号”中，有关职业教育的专号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抗战前，职教社先后组织了18期职业教育类专号，占专号总期数的36%。这说明了职教社非常重视组织专家对职业教育进行专题研究，并及时推广与普及这些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职业教育类专号中，对于同一主题，职教社还先后多次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如在职业指导方面，职教社借助《教育与职业》的第15、17、112、119、150期这5期设置关于职业指导的专号。其中，1919年第15期的“职业指导专号”，刊发黄炎培的《“职业指导号”的介绍语》、顾树森的《职业指导怎么样办法》、王志莘的《何谓职业指导》、陆友白的《职业指导与将来之企业》、俞泰临的《学校对于毕业生职业上之指导》、王志莘的《职业指导设施法》和庄泽宣的《择业与成功》等7篇职业指导方面的文章。

除专号外，在1918年到1931年间，职教社还组织了诸如“职业陶冶性质、种类专题”“职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专题”“机械科课程设置专题”“怎么办职业教育专题”等专题。如1918年2月，职教社便将“职业陶冶”作为第一个专题，倡议和组织社员共同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研究，并刊登通告来征集关于职业陶冶实施的方法和学校实施职业陶冶方法的现状[26]。这些专题既“有自立题目，亦有其他机构设定的题目；研究的组织形式有社负责组织课题组，吸纳社员或社会人士参加，亦有社分担其他机构组织的课题的子课题”[27]。

职教社借助《教育与职业》期刊普及容易、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效率高等优势，设置职业教育类“专号”与“专题”，专门组织职业教育学者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及时刊发相关专题的研究成果，既能有效地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又能较好地推动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在理论引领、实践导向和社会效应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当时社会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形下，职教社始终致力于职业教育研究，坚持实地考察与通讯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内外进行职业教育调查，力求获得更多研究职业教育的问题域和材料源；专门设立职业教育研究部和编辑股，确立研究章程，申述研究目的，规范研究内容，以保障职业教育研究工作的有序进行，并把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及时编辑出版，为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召集专家会议，形成常规化和常态化的高端研讨会，凝心聚力聚焦当时职业教育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引领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服务于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组织专题研究，约请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某一主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借助《教育与职业》这个阵地，通过开辟“专题”“专号”的形式，大力宣传和推广专题研究的成果，提高了其社会关注度、知名度和影响力。

“接地气才有底气。”职教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他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研究服务于现实为导向，努力追求职业教育研究能够“顶天立地”，在思想上“有情怀”，在行动上“接地气”。以职教社这个“共同体”为纽带凝聚形成的职教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仰望星空，怀揣“职教救国”的理想信念，又脚踏实地，秉持“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开创和引领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使命。

“有才才有位，有位才有为。”一方面，职教社紧密结合中国实际需要，研究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变革及发展，并在上世纪30年代摸索出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这三种互相配合、互为补充的比较适合城乡差异的中国式职业教育模式。另一方面，职教社的各种议案决议和有关职业教育师资、课程、教学、教材、设备以及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等大量的研究方案被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所采纳，成为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制订、职业教育管理咨询与决策方面的“民间智库”。如1931年初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呼吁和倡议政府创办职业补习教育，到5月便被写入国民会议第五次大会议决教育实施案的第4条“尽量增设各种职业补习學校”。再如，1933年7月，职教社在全国第11届职业教育会议上提出的《利用学校原有设备推广职业补习教育案》，促成教育部在9月出台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28]。

可见，职教社作为抗战爆发前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生力军和职教知识分子聚集的高地，通过开展职业教育调查、设立研究会和编辑股、召集高层专家会议、组织专题研究等来进行职业教育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的职业教育成果，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智力支持，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科学决策方案的建言者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者。

参考文献

[1]谢德新，謝长法.民国职教知识分子的救国理想及历史境遇[J].广西社会科学，2013（9）：129-132.

[2]***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的贺信[EB/OL].（2017-05-05）[2017-08-24].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505/c64094-29257454.html.

[3]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1-2.

[4]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五年度社务报告[J].教育与职业，1923（36）：2.

[5][9][16][22]江恒源.十六年来之中华职业教育社[J].教育与职业，1933（146）：422.422-423.424.416.

[6]本社第一年度办事概况[J].教育与职业，1918（7）：1.

[7]廖世承.中国职业教育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7.

[8]沈光烈.二十年来之中华职业教育社[J].教育杂志，1937（5）：27.

[10][15]何清儒.历年来的研究和编辑[J].教育与职业，1947（202）：7，6.

[11]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简章[J].教育与职业，1918（4）：4.

[12][13][26]谢长法.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职业指导的近代化[J].教育与职业，2009（2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