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渡海一代”之家，乡愁伴终生

李振广

2014年5月2日，随着马英九母亲秦厚修的病逝，许多人猛然发觉，当年台湾的“渡海一代”之家已经渐渐凋零。

1949年，随着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开始退往台湾，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世纪大迁徙。来自青岛、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近200万军民，以不同的方式汇聚于台湾。他们中间，就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台湾前“行政院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等众多年富力强的“精英”。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让他们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命运共同体，绵延着一代代“渡海之家”的优秀子孙。回顾他们的人生，总是让人心生感慨：他们承受了背井离乡的苦楚，也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立下功勋。

矢志国家强大统一的马鹤凌、秦厚修夫妇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生于湖南省衡东县（今属湘潭市）。在中学读书期间，正值日本侵华，他参加学生运动，为抗日救国奔忙。1941年，马鹤凌考入重庆南温泉镇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前夕，他和师友们一起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人”的号召，入伍从军。

马鹤凌早年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来在蒋经国的“救国团”任职。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收回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3年后，马鹤凌受国民党政府指派到台湾工作。1949年，为了把尚在大陆的老母亲接来台湾团聚，他携妻女赴香港等候。1950年7月，马英九出生在香港。次年，马家从香港搬到台湾。

赴台后，马鹤凌先后任国民党阳明山党部书记、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组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台湾当局“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等职，培养出许多优秀青年学子。不过，他一生最大的骄傲，还是培养出马英九。

马英九曾被蒋经国认为是“无缺陷的年轻人”。1981年9月，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很快出任蒋经国英文秘书，次年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他被拔擢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成为马鹤凌（时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的顶头上司。在台湾政坛，这曾是一段有趣的“子大父小”的佳话。

马鹤凌一手将马英九栽培成为栋梁之材，又将他一把推上政治这条道路。父子俩尽管外貌相似，性格却南辕北辙：马鹤凌性子急，直率，马英九则缓和许多。不过，这种性格上的互补，往往能帮马英九渡过政治生涯上的难关。

20世纪90年代，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期间，曾因严厉扫黑受到威胁。面对艰难，马鹤凌告诉儿子：“文天祥只活（到）39岁，你已多活5年了。”言外之意就是，只要做得对，就大胆去干，要有得罪人的勇气。他还常以曾国藩家书中的两句话，“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训勉马英九，希望能将儿子培养成弘毅之士，鼓励他勇担大任。为此，有台湾媒体曾说，马鹤凌是马英九从政道路上的“影武者”——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给予马英九默默的支持和鼓励。

马鹤凌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追求两岸和平统一。2005年11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时，骨灰坛上还刻着他生前所作诗句：“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短短20个字，将老人家反对“台独”、钟爱中华的胸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县。她的爷爷是满清举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1年，秦厚修辗转到重庆考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正是在大学校园里，她遇见了同乡马鹤凌。1944年8月，二人在重庆举行了婚礼。

婚后，秦厚修一直随马鹤凌四处奔波，直到1951年迁居台北，一家人才算安定下来。起初，夫妻俩与5个子女及马鹤凌的母亲共8口人挤在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的青年服务团宿舍里，条件十分艰苦。为维持生计，秦厚修甚至到缝衣工厂帮忙缝军衣，赚钱贴补家用。家境渐渐好转后，一家人搬迁到台北复兴桥的一处寓所，秦厚修也放弃工作，全力相夫教子。有一次，马英九和妹妹吵架，秦厚修也不责骂他，只叫他去读《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她用这个故事教育马英九，做兄弟要一心一意，做母子要相亲相爱，家庭如果不和睦，就会影响国家大事。马英九听后，心服口服。

秦厚修生活非常低调，家务事也都亲力亲为，直到晚年行动不便，才请人照料。即便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拥有了自己的官邸，她依旧独自居住在旧公寓里。想念儿子时，她就打开电视，看一看有关马英九的报道。

2014年5月2日，秦厚修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万芳医院，享寿93岁。过世前，她曾留下遗言，要求低调治丧，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设灵堂，仅将骨灰存在台北市富德灵骨楼，与丈夫相伴长眠。

光复台湾的政坛名门连震东、赵兰坤夫妇

连战父母连震东、赵兰坤也堪称“渡海家庭”的代表。连震东1904年生于台南，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之子。1931年，连震东在父亲的支持下，从台湾赴大陆跟随国民党元老张继参加抗日工作。当时，淞沪战争爆发，张继前往西安，力主设西京筹备委员会，建设西北作为抗日基地。连震东也随他到西安，任职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并经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

连震东一去就是10个春秋。期间，他一度前往北平，并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赵兰坤。赵兰坤比连震东小6岁，出身于沈阳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两人一见倾心，虽然相识不久便分别两地，但靠着鸿雁传书，情愫日深。1934年，两人结为连理。当时，赵兰坤正在河北省昌黎县美以美教会任民众教育干事。

1936年6月28日，连横因肝癌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弥留之际，他给儿子、儿媳留下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8月27日，赵兰坤生了一个男孩，并遵照连横的遗愿，取名连战。

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连震东一家人辗转西安、重庆。战时生活艰苦，连战后来曾撰文回忆：“在黄昏暮色中，倚门凝望父亲清癯瘦削的背影渐行渐远，生离死别之感，常令我不禁纵身母亲怀抱，相拥而泣。”

连震东出身台湾世家，又在大陆为国民党工作多年，因此，他随国民党到台后，更加受到重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连震东受命接管台北州，即今天的台北县、宜兰县、基隆县等地，主要负责恢复道路、工程等基础建设与改制工作。1946年1月27日，《台湾省乡镇组织规程》通过，台北州接管委员会予以裁撤。运行时间虽短，但在连震东的筹划下，台湾的公路、铁路很快修复通车，市政设施恢复正常运转，工厂也开工生产，避免了接收时期行政脱节现象。

1946年，连震东出任台北县长，并在台北市当选制宪后的首届“国大代表”。不久，他调任行政长官公署参事。同年省参议会成立后，他又出任参议会秘书长，直至1950年。1952年，连震东被指派为出席联合国第七届大会代表团的顾问。随后，他从“省建设厅长”一直干到“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成为台湾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相比之下，连震东的夫人赵兰坤可算是个理财高手。1946年到达台湾后，她便靠着自己过人的投资智慧与眼光，卖掉了连家在苗栗的3甲（1甲约合9700平方米）多土地，用这笔钱在台北购房出租。紧接着，她又以这些房作为抵押，贷款购地建房，再次出售或出租，以滚雪球方式，积累起雄厚的房地产家底。赵兰坤还是个炒股高手，通过购买银行及其他公司的股票，让连家赚了不少钱。当时，官员夫人中经商的不少，赚钱的也不少，但能像赵兰坤这样创造经济奇迹的，却着实不多。

连家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恐怕连战自己也不清楚。在《我心永平》一书中，他保守地估计“应不少于60亿元新台币”。上世纪90年代，连家每年纳税平均在5000万元新台币上下，连续多年名列个人纳税榜前列。也有媒体称，“因参与台湾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制度，且与一些商贾关系密切，连震东迅速成为岛内的富豪，为连战留下巨额财产”，并认为“这是连震东备受争议之处”。

1986年，连震东逝世，享年82岁。赵兰坤则于2011年去世。或许是受到父辈从政的影响，再加上丰厚家产的支持，连战先后担任“交通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并多次率团访问大陆。他与胡锦涛、***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间的“胡连会”、“习连会”，也为两岸交流开启了新的格局。他一度成为台湾政坛的二号人物，将连家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简朴超人的“交通部长”孙运璇一家

孙运璇也是“渡海一代”中杰出的技术官员之一。193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进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孙运璇奉命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当时，台湾经过盟军的轰炸，已经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的1/10。孙运璇在日籍技术人员纷纷返国、手中缺人又缺料的情况下，找来一群在校学生，四处拼凑零件，一边修理、一边学习，在5个月内便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

20世纪50年代，孙运璇确定了台湾电力“火主水从”的策略，大力发展火力发电，结束了台湾轮流停电的岁月。此后，他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至台电的总经理，并不惜成本推行乡村电气化，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达到99.7%。

1967年底，孙运璇担任“交通部长”，在全台湾广建道路，奠定了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在台湾当时的十大建设项目之中，与交通有关的就有6项，包括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均由孙运璇负责规划。这些工程完成后，不仅打通和扩大了台湾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空中、航海交通线，也将台湾各地紧密地连在一起，使整个台湾的交通运输面貌大大改观，从此步入交通现代化时代。台湾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功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孙运璇在交通建设方面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

更为时人敬佩的是孙运璇的简朴。刚迁到台湾时，孙运璇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靠他一个人的薪水过活。每过月半，夫人俞蕙萱就要拿出首饰典卖，以贴补家用。据俞蕙萱回忆，孩子的衣服总是缝了又补，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给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饭，“要配着番薯一起煮，有三四样菜，大都是青菜、豆腐，每个人夹两筷子，盘子就见底了”。

到上世纪60年代，已担任台电总经理的孙运璇还不得不去打洋工——前往当时受世界银行扶助的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执行长。靠着在尼日利亚工作3年的高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才有所改善。直到逝世，孙运璇一直住在公家供给的宿舍里，从未另外购置过房产，家中仅有的一套沙发也已有几十年历史。生活如此艰辛，孙运璇却始终坚持不收礼、不拿回扣，还曾因此被批评不通人情。正是这样一个人，在2006年以93岁高龄去世时，有数万人自发参加公祭，为他送行。

“渡海一代”尚存的精英之家

如今，在“渡海一代”之家的精英群体中，只有少数人依然健在，郝柏村、许历农就是典型代表。

郝柏村1919年生于江苏盐城，1935年，郝柏村入读黄埔军校十二期炮科，3年后的1月20日，由于抗战形势紧张，他提前毕业。郝柏村参加过1938年的广州战役及1939年10月的皖南战役，1944年进入重庆的陆军大学正规班二十期受训，1948年9月国共内战之辽西会战期间成为时任总统蒋介石的侍从官。1949年，国民党溃败后，郝柏村定居台湾。

来台后，郝柏村继续任随从参谋。1954年，他在陆军大学将官短训班学习一年后，被分到第三炮兵任上校指挥官。1958年，“8·23”金门炮战发生时，郝柏村在金门担任第9师师长，因率部戍守小金门“有功”，获颁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并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1965年，郝柏村出任“总统府”侍卫长。虽然给蒋介石做了5年侍卫长，但郝柏村说，他们通常只谈公事，蒋介石做指示，他接受命令，不曾有任何闲话家常的机会。相较之下，郝柏村与蒋经国的关系则密切得多，经常促膝长谈，可以无话不说。1981年，郝柏村被蒋经国提拔为“国防部”参谋总长，成为军中头号人物。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郝柏村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发表电视谈话，稳定人心。李登辉上台后，因为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对郝柏村一度相当倚重——先留任他为“参谋总长”，后又提名其出任“行政院长”。外界认为，李登辉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是想削弱郝柏村的军权，把手伸进军队。

郝柏村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在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海峡两岸关系也进入转变期。他批准成立了陆委会和海基会，为台湾与中国大陆“三通”开辟了互相联系与协调的通道，还请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帮忙，将第一次“汪辜会谈”的地点安排在新加坡。他还是台湾最早识破李登辉“台独”真面目的人。1993年1月30日，台湾“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举行闭幕典礼时，郝柏村遭民进党围攻。他振臂高呼“消灭台独”，随后宣布辞去“行政院长”。台湾各大新闻节目当天都反复播放了这个镜头，在台湾民众中产生极大反响。至今，许多台湾民众说起郝柏村，第一反应仍是他当年高呼“消灭台独”。他本人也因为坚决反对“两国论”，被台湾舆论誉为“反独大将”。

1993年8月，郝柏村被推举为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他与台湾前“司法院长”林洋港搭档参选“总统”，最终落败。2005年2月6日，他被聘任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退休后，郝柏村多次到大陆祭祖、省亲、旅游，活跃在台海两岸反对“台独”的第一线，力促两岸交流。2014年4月，已经95岁高龄的他还应大陆邀请，到湖北探访八年抗战的遗迹，参观长江三峡大坝，并与抗战老兵会面。

老将许历农也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他历任黄埔军校第十二任校长、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今总政治作战局）主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辅会）主任委员、“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82年，61岁的许历农被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93年，他因反对时任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而退党，与王建煊、郁慕明、赵少康等另组新党。因为资历比较深，他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许老爹”，并成为新党的精神领袖。

为了两岸统一，许历农一直十分活跃，做了不少工作。据女儿许绮燕回忆，他在台湾参加过反“台独”大游行，跟着游行队伍一走就是十几里；去日本、俄罗斯、德国参加过世界华人反“独”促统大会；到香港、澳门参加过回归庆典；还到北京参加过辛亥革命纪念庆典，并在庆典活动的发言稿中高呼：“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看到父亲不辞辛劳地在两岸奔波，许绮燕心疼地劝他：“爸，您何必还这么辛苦呢？也该休息了。”许历农却说：“傻丫头，你知道吗，人生七十才开始，你爸爸还年轻。”接着又叹了口气，“我多么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中国人共走一条和平统一之路啊。”

如今，马鹤凌、秦厚修、连震东、孙运璇等“渡海一代”纷纷离世，郝柏村、许历农等人也步入高龄。他们当年那种曾经震撼心灵的思乡之情，对家国梦想的澎湃激情，如今已很难在台湾年轻人身上找到踪影。“渡海一代”的第二代、第三代家庭虽然继承了先辈们的禀赋，不少人还在掌控着台湾政治经济，但大陆对他们而言，与父辈相比，多了几许淡淡的政治味道，少了几分浓浓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