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

刘明福+蒋云鹤

一个危机——人口危机，正在挑战中国未来;

一个噩梦——人口噩梦，正在剧烈撞击中国梦;

在中国大地，与中国梦比肩同行的，是中国的人口噩梦。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人力、缺财力，“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生产力。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但是30多年的“计划生育体制”，严重限制了中国生育力，将导致未来的中国有财力、缺人力，在财富光环的背后，是民族复兴后继乏人的人口危局。应对中国人口危机，创新中国人口战略，转型中国基本国策，建立中国公民“自主生育体制”，制定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变限制生育为放开生育，从自主生育到鼓励生育，已经成为实现中国梦的迫切需要，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抉择。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早已为我国宪法所确立。进入21世纪，又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定《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不仅要停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而且需要对中国宪法做相应修正。

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概念进入了中国宪法。制定《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要把自主生育权作为中国公民人权的一个基本内容，作为国家实现和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责任。

中华复兴后继乏人，鼓励生育利国利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尽快启动《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的立法工作。

一、观察人口生育，要有全球视野

人类社会的全部再生产，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在全球化时代，规划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全球视野;而进行国家人口建设、抓好民族生育大业，也需要放眼全球，把握世界人口和生育的大趋势、大格局。

1.人少为患——世界进入“缺人时代”

“人满为患”，是一种传统思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缺人时代”，“人少为患”成为全球共识。

欧洲在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50～60年代，还保持较高生育率，但在随后20～30年，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例如，在西班牙，0～4岁的小孩要比30～34岁的人口少40%。

亚洲国家日本的生育率在20世纪50～60年代也很高，到70年代，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近年更降到1.2的水平。韩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起飞后，生育率一路下滑，现在比日本还低。就连不够发达的越南和泰国，生育率也随着经济的发展，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今天的世界，经济建设越是现代化，人口格局就越呈少子化。

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为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并且还将继续下降到10%以下。目前中国新出生婴儿的比例只占世界新出生婴儿的12%。专家预测到2060年，中国的新生婴儿比例将进一步降低到6%。

今天的世界，在为“缺人”发愁。环顾全球，凡生育率水平降到1.5以下的国家，都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俄罗斯，生育二胎以上的孕妇，每生一胎便可获得相当于5000英镑的奖励;在德国，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在法国，政府给生育8个及以上孩子的父母，颁发法兰西共和国家庭金质勋章;在人口稠密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生育政策更是经历了从鼓励少生到鼓励多生的180度大转弯。

2.人口规律——在“与时俱进”

当世界进入“缺人时代”，各国由“人满为患”转变为“人少为患”时，传统的人口观、人口学、人口策、人口律，就需要重新审视。关键在于：人口和生育规律变了，过去是定律、是真理的东西，今天已经是谬误、是灾难了。

农业社会，有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生育力抵消生产力，生产力制约生育力。而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生育力却急速下滑。人口学家们测算，一个国家人均收入一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4000美元，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2.2之下;一旦达到10000美元，生育率甚至会降到1.5以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科技创新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口越多，市场就越大，创新主体就越多，社会活力也越强。结果，生产力制约生育力的旧规律，就被 “生产力拥抱生育力”的新规律所取代。这样一来，人类社会的人口生育规律，就由过去的“生产力越低、生育率越高”，转变到“生产力越高，生育率越低”;就由过去的“人均财富越少，越要控制生育”，转变为“人均收入越高，越要鼓励生育”。在人类社会人口和生育规律的转变面前，要保持人口更替有活力，要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的人口政策就要适时扔掉“老规律”，准确把握“新规律”，按照新规律制定新的人口战略和生育政策。

3.人口版图——生育力改变世界格局

人口变化，影响世界格局。大国人口与大国兴衰，相辅相成，成败攸关。

①人口格局与大国兴衰——国家实力，不仅包括领土、经济、军力，也包括人口实力。人口衰落的国家，不可能保持活力和提升竞争力。大国崛起，不可能在人口衰落中实现。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是与人口膨胀和人口输出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的衰落，也伴随着人口生育的停滞和萎缩。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人口版图将重新描绘：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有更多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后裔;德国“客居”的土耳其人口将变成“主居”。这样，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覆盖。西方人口的“没落”最终将被非西方人口的“兴起”而替换和“覆盖”。人口格局的颠覆性变化，将使世界体系中的西方“中心”地位被取而代之。中国在1950年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1.89%，1975年为22.76%，2000年下降到20.72%，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15.32%;2100年将下降到10%以下。如果继续保持低生育率，更会降至5%。印度在世界人口舞台上“节节攀升”，1950年占世界人口14.67%，2000年上升到17.21%，2050年将上升至18.18%。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4.61%，预测到2100年可能提升到4.78%。俄罗斯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2.40%下降到2100年的1.11%。

②人口格局与文明竞争——人口是文明的载体。文明的竞争与人口的竞争紧密联系。1920年生活在西方文明之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8.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32.3%;历经20世纪50～60年代非西方国家“独立”和“人口爆炸”之后，1971年西方文明控制下的人口降至14.4%。到21世纪20年代，即距西方文明达到顶峰的100年之后，西方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0%。在承载西方文明的人口规模大变化的同时，非西方文明的人口结构也急剧变化。例如，伊斯兰文明控制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920年仅为2.4%，与西方文明相差近45个百分点。可是80年后，伊斯兰文明控制下的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15.9%，超过了西方文明人口的比例。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处于两极变化之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规模相对变小，进入“银发闪耀”的老龄社会;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空前，形成“生机勃勃”的年轻社会。美国著名专家亨廷顿看到伊斯兰国家15～24岁的年轻人口增长特快，超过20%的高比重，担心伊斯兰世界年轻人口迅猛增长会冲击老龄化社会的西方文明;亨廷顿忧虑西方世界内部人口族群结构、宗教结构的变化将导致西方文明被伊斯兰文明蚕食。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移民中2/3是穆斯林。在德国，信仰伊斯兰教人群的生育水平高于信仰基督教人群。而伊斯兰国家还在号召穆斯林“通过与非伊斯兰族群的互相同化，使他们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的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社会的多数”。有人说，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竞争，最后的结局，不是取决于军事战斗力和经济力，而是取决于生育力，是生育决定胜负，是摇篮决定成败。一个充满“空摇篮”的西方世界，其文明的衰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西方以“选票为王”的体制下，人多则票多，生育力就是战斗力，生育力就意味着权利和权力。在当今世界人口格局与文明竞争的关系上，有人喻之为“老龄化的西方社会，中年化的东方社会，年轻化的伊斯兰社会”。这是耐人寻味的。

③人口格局与国家演变——大国内部的人口格局变化对大国政治具有颠覆性影响。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口格局的变异，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估计，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中将有25%是拉美裔人，2050年以后美国的欧裔白人将从多数变为少数（低于50%）。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亨廷顿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人口格局对国家的演变，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都会严重改变国家的特性，影响民族的活力。例如日本的低生育率造成国家内部老年人与年青人的人口比例失调，进而导致日本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异。日本不仅老人多，老人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年轻人。2003年，日本60～69岁老人的投票率高达77%，而20～29岁年轻人的投票率只有35%。由于老人选票在选举中占绝对优势，政治人物推出的政策自然会向老年人倾斜，以致整个国家出现严重的“老人政治”。就像老龄化会抑制企业的创造力一样，老龄化也使整个政府和民意变得保守。日本的领导人不仅年龄比美国总统大，而且其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十分保守。

二、反思计划生育，停止“自杀政策”

中国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唯一长时间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中国今天在人口和生育问题上出现的所有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中国人口生育领域在未来的重大隐患、忧患，都与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大有干系。

1.计划生育——毁我“人口长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育率高达6.0左右，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是2.2～2.8，20世纪90年代则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的生育率不到1.5。现在，中国生育率降至1.3，很多大城市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0.8左右。0.8的生育率，意味着中国大城市的户籍人口每一代要减少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在人口问题上“高速自杀”景象。

中国2010年14岁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只有16.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7%，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9%。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降到1979年的2.8;1990年的2.3，降到1995年的1.5;2000年的1.22，降到2010年的1.18。中国育龄女性急剧减少，1990年代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约减少一半。

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将减掉三分之二，剩下4.6亿人;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可能只剩下6800万人。计划生育是一个“人口自杀”政策，这一政策，将把中国变成一个后继乏人的“濒危国”、男多女少的“光棍国”、遍地老爷爷的“老人国”。

2.计划生育搭上“城市化快车”——人口一代减少一半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1.5以下，而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才完成一半。今后越来越多年轻人移居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年后的70%。上海0.7的生育率是低生育率的“世界冠军”，如果全国生育率上海化，用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加权平均生育率就是0.7×70%+1.8×30%=1.03。农村的生育率姑且假设仍为1.8，那么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接近灾难性的1.0。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0左右，而中国不可能像新加坡一样依靠移民维持繁荣。1.0的生育水平，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数量每代人就会减半。

3.后继无人——亡国灭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在中国形成一个畸形变异的社会。

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社会——每对夫妇要抚养4个老人。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的国家，必然要走下坡路。对比中国2010年和2040年的人口结构，可以看到，到2040年，虽说中国总人口还是在14亿左右，比现在略多，但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1.71亿增加到4.11亿，20～60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将从8.17亿下降到6.96亿。其中，最有活力的20～40岁的人口，将从现在的4.36亿下降到3.02亿，下降幅度超过30%。

这是一个“媳妇荒”的光棍社会——2015年，中国每年进入婚龄期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15%，2020年将多出20%。2020年，适婚男性人口将比适婚女性人口多出近3000万，而且还将继续增加到4000万。

这是一个有国少家的奇异社会——国以家为基石，家是国之细胞。兴家才能强国。而中国人口危机，导致婚姻观念异化，家庭结构脆弱，晚婚、不婚、离婚比率高企，“剩男”、“闺女”成群，男不能为人父，女不能为人母，家庭基础不牢，社会残缺不全，中华国本动摇。

计划生育，特别是35年的一胎化政策，是新中国最大的战略决策失误。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也是世界史无前例的“人口自杀”政策;放开生育，是中国人口的休养生息;鼓励生育，中华民族才能够强身健体、国运永续。

三、基本国策转型，一步调整到位

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4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它们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这4个地区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20多年的试点结果，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就在1.8左右。按照联合国2011年公布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中方案，100年之后人口将降至9亿;若保持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届时15岁以下少年人口比例将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40%。这说明，只有停止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才是一个更正常、更健康、更有活力的中国。

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场争论像中国的生育政策那样，持续半个世纪而不止。这场“世纪争论”和“世纪试验”，持续到今天，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有共识，实践检验出真知，基本国策需转型，鼓励生育呼声急！

中国人口生育领域变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对科学决策提出了三大要求：

一是决策的时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不失时机地实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战略转型。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不是禁区。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必须创新。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被贴上“基本国策”的标签，成为不容非议的禁区。面对今天中国的人口危机，应对未来中国的人口挑战，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反思和争论，不论是“有功”论、“有过”论，还是“有罪”论，在学术上都可以继续争鸣，但是在实践中必须改弦易辙，在政策上必须快速转型。

中国人口和生育问题的基本国策，需要180度大转弯。就是要从国家计划生育到公民自主生育，从限制生育到放开生育，从家庭自然生育到国家鼓励生育、奖励生育。这样一个转型，是中国人口观、生育观在21世纪的一次大变革，是在人口和生育领域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是生育体制和国策上的一次大创新。

二是转变的力度——是继续保留计划生育这根绳索，但是适当松绑，让变革局限在计划生育的框子里面小改小调;还是扔掉计划生育这根绳索，跳出计划生育这个框子，停止和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是满足于放开生育、自然生育、自由生育、自主生育，还是进一步支持生育、鼓励生育、奖励生育、拉动生育？这个变革的力度和转变的幅度，对中国人口的未来意义重大。

三是推进的速度——是量变、渐变，十年八年挪一步，还是实行180度大转变，一次性转身、一步跨越到位？在中国人口和生育问题的危机、危局面前，“基本国策”的转变和创新，需要时不我待，大刀阔斧，只争朝夕。

加速推进和制定《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的过程，是中国人口思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过程，是重新塑造“21世纪中国新人口观”的过程。

四、发扬国歌精神，应对人口危机

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创新中国生育战略，既需要基本国策的彻底转型，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又需要配套的战略举措，使鼓励生育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特别要在国家养孩、推迟退休的问题上，有历史性的突破。

1.国家养孩——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

农业社会，“养孩家庭化”，养儿防老（儿靠家养）是生小孩的重要动机。在现代社会，养老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储蓄。养老不再依靠小孩，但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虽然政府负担了小孩的大部分学费，但是要培养高质量小孩还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所以在福利国家，父母不愿生小孩，政府却有奖励生育的政策，形成“养孩社会化”、“养孩国家化”。

经济、社会越是发展，培养教育高素质小孩的成本也就越高。2010年美国抚养一个小孩到18岁的成本高达222360美元，是人均年收入的4倍，这还不包括大学学费。在中国，培养一个小孩到大学毕业的直接经济成本是49万元，是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倍。很多发达国家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赶上甚至超过男性。美国和英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男性高出40%。所有发达国家中，女性就业比例在过去30年大幅提高。中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赶上男性，中国城镇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达到70%，比发达国家还高。“职业女性”越多、“事业女性”越多，愿意和能够挑起生孩养孩重担、履行母亲职责的妇女就越少。东亚女性之所以生育率最低，是因为东亚国家的父母尤其注重小孩的教育，这就增加了育孩的成本，也导致大多数父母没有精力、财力去生育培养更多的小孩。

鼓励生育，需要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实行生育补贴政策，尤其是第二胎的补贴政策，可以仿效新加坡做法，奖励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左右（3万元）;建立12年甚至16年义务教育;实行带薪产假政策，薪资由政府承担，等等。国家以大幅减轻公民家庭生育、养育小孩负担的方式鼓励生育。

《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鼓励生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养老”和“养小”统筹布局，把“老有所养”和“小有所养”作为一个统一的工程来进行。“养儿防老”曾经被批判，这在公民个人和家庭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就是要“养孩防老”、养后代防老。如果整个社会普遍少儿寡女、后代寥寥，那么，整个上一代就无法养老。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养老”的根本保证，就是“养小”。

现代社会依靠“国家养老”，现代社会也依靠“国家养孩”。要逐渐实行“生孩家庭化”、“养孩国家化”。在养孩负担上，就是要实行“家庭养孩”和“国家养孩”相结合，尽快过渡到“家庭养孩”为辅、“国家养孩”为主的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人口再生产，既是个人和家庭传宗接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繁衍昌盛的需要。因此，人口的生育、养育、教育，在本质上既是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与责任，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使命。强调“国家养孩”，这既是鼓励生育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人口繁衍负担均衡的一种社会公平。

2.推迟退休——发挥老龄大军的作用

《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要与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相匹配。按照联合国对中国的低方案预测，205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7%～57%。目前，我国是10个劳动者赡养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到2050年，是不足3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年人，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不断加重。未来在中、俄、美、印四个大国中，中国老年抚养比最高，社会负担最重，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是美国，印度是老年抚养比最低的、最具活力的国家。201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高出印度2亿人，到2050年情形则完全相反，届时印度劳动力人口将比联合国预测的中国的中方案结果高出3.53亿人，比低方案多出4.47亿人，2100年更是相差4～6亿人。保持和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既要转变生育政策，又要延迟退休年龄。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大军，只要身体健康，就要贡献力量，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为民族事业多站几班岗。

2015～2040年，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中国抚养比将从37%迅速上升到60%。抚养比尤其是老人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社会需要将更多的财力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中国要么延后老年人的退休年龄，要么加重工作人口的税负，来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引发巨额的政府债务危机，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3.国歌精神——为强种兴邦而奋斗

中国的人口观念，已经形成了灾难性的思想扭曲;中国的人口更替，已经出现了毁灭性的雪崩效应;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失衡到在几代都难以调整的地步;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深陷发展的危机与陷阱;中国的人口竞争力，在世界人口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在快速下沉;中国的人口战略，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贪污腐败猖獗，将导致“亡党亡国”;生育政策陷阱，将导致“亡国灭种”。国歌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最危险的时候，不仅表现在遭受外敌入侵、举国抗战救亡的时候;不仅表现在腐败猖獗将导致亡党亡国的时候，而且表现在人口危局、后继无人、亡国灭种的危险快步向我们扑来的时候。今天，奋斗在中国梦旗帜下的中华儿女，要勇敢担当起强国强种、兴国兴邦的历史使命，义无反顾地为中国生育政策的变革开路，为创造中国人口和生育新局面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