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两弹”元勋、战略高科技帅才

陈炳德

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

朱光亚是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国防科技战线的卓越领导者。他的才识与品行有口皆碑，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中国铸造核盾牌的旗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某些大国的核讹诈，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做出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战略决策。

为加强核武器研制的科技领导力量，1959年7月，在钱三强副部长的推荐下，二机部党组决定当时年仅35 岁的物理学博士朱光亚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他置身于发展核武器这一关乎祖国命运的伟大工程的最前沿，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一起，共同组织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作为核武器研究的主要科技负责人，承上启下，出谋划策，制定计划，组建队伍，组织协调，综合平衡，对研究方向的确定、技术路线的选择、试验方案的审核、科技力量的调度、工作进度的安排等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刘杰、李觉、吴际霖等同志的领导下，朱光亚同志于1962年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纲要》，对争取两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加快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按照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同志起草了关于迅速成立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并安排国家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建议。从此，我国有了一支与核武器研制队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核试验科技队伍，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核试验技术体系。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奋斗，1964年10 月16 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为实现毛主席关于“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重要指示，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完成理论设计，朱光亚和彭桓武就组织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人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经过艰苦的攻关，于敏领导的理论设计小组终于掌握了氢弹聚变的关键物理因素，形成了突破氢弹原理的理论设计。朱光亚等同志立即组织全所力量群策群力，不断完善理论方案，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1965年12 月，朱光亚又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专项请示，并向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了有关技术关键问题。1966年12月，我国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半年后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又竖起一个里程碑。

核试验从空中转入地下，是核武器研究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核武器科研、试验、研制等任务主要科技领导人，朱光亚同志积极建议并参与领导了我国核试验方式从空中到地下的转变，使我国核试验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早在1964年，他就根据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提出要在抓紧进行原子弹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他参与组织指挥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首次地下竖井核爆炸试验，取得了成功。为获得地下核试验的第一手资料，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的感性认识，朱光亚还和程开甲一起，冒着塌方和放射性的危险，亲自进入核爆炸后的坑道，实地观察爆后景象。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十多年的顽强拼搏，刻苦攻关，到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铸造核盾牌的伟大工程中，核试验的每一次成功，都倾注着朱光亚同志的心血与汗水；核武器发展前行的每一步，都凝结着朱光亚同志的智慧和决心。我国仅用40 多次核试验就达到了外国几百次乃至上千次试验才达到的技术水平，朱光亚同志功不可没。1999年9 月18 日，他与其他22 位科学家一起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早年工作中的朱光亚

国家和军队的科技帅才

1970年以后，朱光亚同志先后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除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之外，还参与组织领导了国防科技领域的许多重要工作。1998年我军实行编制体制重大调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已是74 岁高龄的朱光亚同志继续被任命为科技委主任。在这些领导岗位上，朱光亚同志都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国家和军队科技领域公认的杰出科技帅才。

朱光亚同志是一位高瞻远瞩、善于从大局上思考问题的科学家和领导者。他参加了我国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是新世纪第一个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三位召集人之一。他还是国务院高技术协调领导小组的成员，国家“863 计划”制定和实施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其中两个重要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并直接指导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朱光亚同志的全局观念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指导国家高技术工作时，他强调，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紧密追踪国际最新技术成果和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根据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在主持、领导历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中，他总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强调要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上有新的突破，提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既要为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卫祖国的安全统一提供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又要带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朱光亚同志的这些观点和思想，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指导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光亚同志是一位远见卓识、具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和领导者。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军事斗争的新形势，朱光亚同志组织和指导了我国历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研究中，他从战略的高度，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强调我国国防科技的重点任务是要着眼提高战略威慑能力，发展一批重点装备技术；着眼提高实战能力，发展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体系；着眼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防科研基础设施。把装备预先研究和基础研究放在战略地位，是朱光亚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多次强调，对于具有战略性、带动性的重大问题，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攻克难关，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他指出：基础研究是促进新技术、新武器产生的源泉，是获得技术优势、军事优势和战略优势的基石。正是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十多年来，武器装备预先研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朱光亚（右）和钱学森在中国科协代表大会上。

朱光亚同志是一位思维敏锐、前瞻意识极强的科学家和领导者。他对世界高新科技发展的最新潮流、最新成果有着准确的把握，并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引导大家去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从而扬长避短，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尤其对世界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他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把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推上人类战争的历史舞台。此后的多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不断推动着世界新军事变革向深度、广度发展。海湾战争爆发之初，朱光亚同志立即组织人员，对战争情况进行跟踪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我军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科学启示，也为上层决策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德才双馨的楷模

朱光亚同志是老一辈科学家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同志都称赞他有“立德立功”之优秀品格。他的优秀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朱光亚同志对党、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青年时代，他胸怀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在赴美留学之前就立下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决心。留学期间，他积极组织各种爱国活动，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和待遇，于1950年初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归国途中，他与51 名爱国留美同学联名写下了饱含激情的《致美国留学同学的公开信》，呼吁大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岁月里，他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每次人生的选择中，都把祖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优秀教师，他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英文翻译，奔赴朝鲜战场参加艰苦激烈的停战谈判。50年代末，面对某些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他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之中，从此隐姓埋名、忘我工作，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朱光亚同志无论是在教学科研一线，还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都始终不改其学者本色。他深入实际、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在科技界有口皆碑。核试验场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几乎每次重要试验，他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对现场发生的问题，他都要组织专家认真分析，通过模拟试验，弄清原因，制定措施，直到完全解决。由他起草或修改过的文件，总是用简明而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概念准确、逻辑严密，行文字斟句酌，一个数据、一个术语，乃至一个外文字母、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做到准确无误，这些都能让人深深体会到这位科学家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作风。

朱光亚同志十分重视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倾心扶植青年科技人才。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初期，先后从全国选调了两批拔尖的技术人才，加强我国核武器研制力量。为了使这批青年科技人员尽快挑起大梁，他协助核武器研究所李觉所长开展“科研小整风”，用言传身教培养大家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磨练过硬的意志品质。这支队伍的成长，不仅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核技术或其他领域的组织领导者和知名专家。面对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朱光亚同志更加敏锐地感受到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常说，我国的科学技术要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高技术人才。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呼吁要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建立适应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创造人才迅速成长的良好环境。他还身体力行，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创办了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使一批青年科学技术骨干得到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在一些较高层次的科技专家座谈会上，他总要吸收青年专家参加，给他们畅所欲言的机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朱光亚同志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体现了一名科学家的高风亮节。每当人们提到他在中国原子能事业上的成就时，他总是说：“这些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1999年，在总装备部举行的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奖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诚恳地表示：“我只是这一伟大集体中的一员”。在应邀撰写的《自力更生，铸起核盾》一文中，他花了大量笔墨，悉数列举了其他科学家和普通科研人员所做出的贡献，却只字未提自己。1996年，他将所获得的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 万港币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用以奖励在工程技术领域做出成就的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同时还嘱咐知情人不要对外宣传。1997年，他又把多年积存的4.5 万元稿费全部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用以发展国家科学技术。对待事业，他慷慨大度，对待生活，却十分简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经常看到他总是身穿那件褪了色的旧布军衣。他朴实的生活作风，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同志。

朱光亚同志不愧是我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科技工作者尊敬的师长和学习的榜样。他在50 多年的科技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科技思想，是我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他优秀的思想品质，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的同志，大力弘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牢记使命，开拓创新，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