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漫漫人生路，且向真处行

徐可

一、显赫家世与求学之路

启功出生于书香世家，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封“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至其曾祖时，家族已失去门荫，要通过科举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进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学政、主考。

1913年，父亲去世，启功随祖父生活。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做记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尔札布”。当时正是辛亥之后，清帝逊位，其曾祖绝意政治，不愿居京城，以示不再过问国事。恰其曾祖有一门生，名陈云诰，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携家人迁居易县，启功时年方三四岁。稍后，入私塾读诗文。

启功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家中变卖世藏书籍以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与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年仅二十余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线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启功亦称姑姑为“爹爹”（满俗，“爹爹”即叔叔）。

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读书。幼年启功，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画的，又见祖父拿过小扇画上竹石，几笔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产生“做一个画家”的愿望。他在学校的习作，曾被学校选为礼品赠送给知名人士。

经长亲带领，启功拜贾羲民先生学画，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见解卓识。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随看随加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这些活动使启功深受启迪和教育。启功想多学些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吴先生教授画法，极为耐心，绝不笼统空谈，而是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指出，使启功长进很快。一次，一位长亲命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他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落款”，这又给他很大刺激，从此发愤练字。

1930年，经老世交介绍，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由于老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候起，便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

1932年，启功与章宝琛完婚。章氏，满族，长启功两岁。为维持生活，教家馆，有时也作画卖钱。

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受教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看过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学，中间也卖过字画，但他说：“那只是副业。”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后又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此后曾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人标点敦煌变文俗曲。稍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

1957年，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

1962年，撰写完成《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两本书稿。

1971年，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等负责标点《清史稿》。

1975年，夫人章宝琛逝世。

启功自幼喜爱书法，是当代负有盛名的书法家，也精于古代书画和碑帖的鉴定。

启功“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习惯上是“二王的用笔，欧柳的结体”，最后自成“启体”，书界评其为“外柔内刚、自然洒脱、清隽儒雅而妩媚华美”。

启功对名利看得很淡。1982年，启功被聘为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导，但他对此从来不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什么‘博导，只知道‘果导（一种药的名字）。”他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不是‘博导，是‘拨倒，不拨自倒矣。”

启功先生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执教六十余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他为促进祖国教育事业，延绵陈垣先生的教泽，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獎学金。

二、坚净的品格与学术研究

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启先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为“坚净翁”。“坚”“净”二字正是启功先生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

坚者，坚固、坚定、坚决。在人们的印象里，启功先生是一位非常幽默而随和的老人，似乎柔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启先生性格中“刚”的成分也不少。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要较起真来，谁也奈何不得。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先生却非常气愤。并在报上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严肃地说：“我对这种行为必须讲话，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先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

启功先生的法书名满天下，求字的人趋之若鹜。好心肠的启先生很少拒绝别人，几乎有求必应。不过碰上话不投机的，即使对方许以重金，启先生也不肯假以辞色。曾经有商人请启先生题写匾额，为先生所拒。旁人怪启先生不给面子，启先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启先生在给人题字时，首先总要问一句“要简体还是繁体”？他这是尊重别人的习惯。但凡是给书刊或牌匾题字时，他必定写简体字。有人问他是不是爱写简体字，他正色道：“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再说“净”。净者，清洁，干净，不含杂质。有一本写启功先生的书，名叫《静谧的河流》。这个名字真好，形象地概括了先生的神韵。先生不是巍巍高山，耸立云端;也不是滔滔大海，汹涌澎湃;他就是一条静谧的河流—宁静平和、清澈见底。他心地纯净，不掺杂念，视名利如鸿毛。前些年，他用卖字画的钱设立了一个“奖学助学基金”，却不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他恩师陈垣（励耘）的名义;他不计报酬为别人创作了很多书画作品，还多次捐资希望工程，赞助失学儿童，而他本人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土鞋的简朴生活。

他不图虚名，对于人们奉赠给他的这“家”那“家”，他一概不承认，只认定自己是一名教师。有一则广为人知的笑话，说的是启功先生因为身体欠安，闭门养病，奈何访客不断，不胜其烦，就以其一贯的幽默写了一张字条贴在门上：“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从此得了一个“大熊猫”的雅号。这笑话传得久了，很多人都信以为真。有一次启先生郑重其事地“辟谣”：“外面有人说，启功自称大熊猫，那都是别人误传。”“其实我写的是：‘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启先生说。“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这件事在启先生虽然是半开玩笑，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认真和谦虚。

启功先生刚正不阿，不亏操守，高尚的品德为人称颂;他胸襟旷达，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用“坚”“净”二字来概括他的性格、操守、志趣乃至整个精神世界，真是恰当。

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亦通晓语言文字、古书画鉴定之学，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学上，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启功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学者，如叶昌炽、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知书法，而略其辞章之习。启功先生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他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除在研究方法上开拓新途外，启功更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一锤定音之论，判定历代相传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迹。期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孝女曹娥碑〉墨迹考辨》与之辩论，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论书札记》等书。

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遒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東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但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三、启功先生的宽宏仁爱

启功与佛教的缘分很深。3岁时，失去父亲的启先生就被家里送到雍和宫，做了一名记名的小喇嘛。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说到师父对他的影响时，先生说：“我从佛教和我师父那里，学到了人应当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实，脱离苦难。”

而启先生平日表现出的境界，是“扫平”了的，是“不着迹”的。

某家报纸多年前曾报道：启功不打假。有意思的是启先生还到卖假字的地方去看，据说有位卖字的老太太还说：“这老头儿好，不捣乱！”先生去世后，灵堂里有一位跪在先生灵位前磕头的，经探问得知就是做那一行的。

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喜爱佛家，当然是喜爱佛教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境界。先生在《布书袋铭》里说：“手提布袋，总是障碍，有书无书，放下为快。”“放下为快”正是启先生喜爱并且是可以“自况”的境界。

谈到启先生说禅佛的诗，自然会想到他生病住院的诗篇。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生年高多病，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身体“折旧”。先是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后来又有骨质增生，再后来是心脏又不好。不管是住院治疗，还是在家里做牵引治疗、养病，先生都写了不少诗篇。

如写美尼尔症就有三首《沁园春》。请看其中《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中如下的句子：旧病重来，依样葫芦，地覆天翻。怪非观珍宝，眼球震颤，未逢国色，魂魄拘挛。郑重要求，“病魔足下，可否虚衷听一言？亲爱的，你何时与我，永断牵缠？”

人生病都想病魔赶紧离身，先生自不例外。可是像他这样称“病魔足下”为“亲爱的”，这等的言语，可不是谁都道得出来的。病中还有一个不病的，这“不病的”，就是启先生的幽默。

病痛煎熬之下，依然妙笔生花，心意灵转，可称是以“法眼”观病，其中的幽默诙谐，其中的“淘气”，真是修炼得“金刚不坏”一般了！

“看透了”的启先生绝不“独坐孤峰顶”，而是在返回生活的“随波逐流”中，“不着迹”地将其对生活的珍爱，展现为大智的幽默和乐观。因此，他也为红尘滚滚中的世人，树立起一种平常而又大境界的人格。

四、一生忠爱妻子，合葬万安公墓

启功的妻子叫章宝琛，比启功大两岁，也是满人，启功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启功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启功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启功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启功感动的是，启功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启功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启功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启功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启功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他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启功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启功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启功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启功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1975年，老伴儿撒手人寰后，启功经常彻夜难眠。当年启功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启功一人，启功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兒的，启功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启功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启功感动，但启功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978年，启功66岁时，妻子、母亲和恩师已经先后离他而去，回想半世艰辛岁月，启功悲痛之余写下了这首诙谐、精炼《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且陋。身与名，一齐臭。（六，读如溜，见《唐韵正》）

2006年6月30日，启功先生的忌日上午，启功先生的内侄、侍奉启功30年的章景怀将启功先生的骨灰盒缓缓送入墓穴。盒内与启功先生同在的是师母几件日常用品和二老的合影—刻画在有机玻璃上的合影。启功夫人病逝于“十年浩劫”中的1975年，骨灰荡然，只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不过即使没有骨灰合葬也了却了启功先生的心愿：启功夫人逝世后，启功先生有《痛心篇二十首》倾诉苦情，最后茫茫然祈求：“爹爹久已长眠，姐姐今又千古。未知我骨成灰，能否共斯土。”

墓碑匠心独运的是碑阴雕刻了两条砚铭，一是启功曾经收藏的清康熙“御砚”上的“御书”“御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上有“康熙”“御铭”两方印文。更巧而又令人感到无比亲切的是另一砚铭：“元白用功之砚”。书者是“陈垣”，是启功先生的恩师、北师大的老校长。1990年启功年近八十远赴香港义卖自己所作字画，以设立以老校长命名的“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聊补晚年“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的遗憾。以后来这里凭吊启功先生的人，读到这方墓碑，谁能说尽会有多少联想和情思呢？

墓碑的基座是一朵舒展的莲花，也就是佛教中的莲花座。启功三岁在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终生礼佛，号“元白居士”，逝世前病重入住北大医院危重病房，他左臂插针管，右手仍持念珠，昏迷中似睡似醒的时候常常手指微动在数念珠。启功自述：“我从佛教和我老师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启功“幼时孤露，中年坎坷”，遭大苦难而“悲天悯人”，心藏“苦情”而博爱众生，这是修炼得来的达观。

启功先生的一生，求坚、求净，宽宏博爱。漫漫人生路，抛却浮华浮利，且向真处行……

（摘编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