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是如何欢度“国庆”的

木木宝丁

国庆是一个国家在“国”的层面最大的盛典，在这一天全国人都放假欢庆，为自己的国民身份而自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中国一样，将现代国家建立的日子设立为国庆日，但是这一设立标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对君主制国家来说，国王不但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这些国家里，国庆通常就是国王的生日。在现代社会里，一些君主制色彩比较浓重的国家，如英国、丹麦、荷兰和日本，仍然会在国王的生日全国放假庆祝。

在君主制绵延了两千年的古代中国，国庆自然也和君主的生日息息相关，从唐宋开始一直到清末，皇帝生日一直是最重大的全国性节日之一，而以皇帝生日为国庆的做法，最早起源于唐玄宗统治时期。

生日庆典的起源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人们要掌握播种、收割的时间点，必须对四季的变化、气候的寒温非常敏感，因此中国古代的节日，大多与历法上的节气相关，也有一些日子，由于在历法上月日排序相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被划为节日，如三月三的上巳、五月五的端午、七月七的七夕、九月九的重阳等等，这些日子有时虽也与人物纪念有关，但日期却与人物的生日没有直接关系。

六朝以前的史料中，几乎没有庆祝生日的记载，因此清代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察了各方面资料后断言：“生日之礼古人皆无。”顾炎武认为，人们开始重视生日，大约要从南朝齐梁时代开始。据《颜氏家训》记载，当时南方风俗，小孩出生一岁之后要抓周，之后每一年的这一天都会“有酒食之事”，举办生日宴会，但这种宴会一般是在双亲在世的时候举办的，双亲去世之后，子女在生日之时怀念父母生养的辛劳，心怀感伤，也就不会再设宴欢庆了。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中国人开始重视庆祝生日，是受佛诞日的影响。据佛教经典记载，释迦牟尼诞生日为四月八日（一说为二月八日），在这一天南亚地区的人们都会郑重清洗佛像，将之放入车中或轿中，四处游行，接受信众的礼拜和供养，称为“浴佛”或“灌佛”。这种习俗也随着佛教传入了中国，在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有在佛诞日“浴佛”的习俗。《魏书·释老志》记载，在北魏，每年四月八日，太武帝拓跋焘都会亲自登上城门楼，观看浴佛游行的盛典。在这一天，各佛寺还会设斋饭、布酒席招待穷苦百姓，并在寺庙内召集高僧大德讲论佛法。佛诞纪念的流行，直接影响到了六朝人对生日的观念，据《颜氏家训》记载，南朝梁元帝在每年的生日那天，都会“设斋讲”，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才停止，这种庆生形式，很明显取材于浴佛节设斋饭、讲论佛法的活动。到了隋朝，隋文帝杨坚曾颁布法令，在自己生日当天全国不得屠宰，这也明显是受了佛教“禁杀生”思想的影响。

生日地位的提高，让大臣们找到了新的溜须拍马之法，隋文帝时期一位精研数术的大臣袁充，就曾上表皇帝，说经过他的推算，隋文帝的出生的日期“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这预示着文帝的出生日具有“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的重要意义，因而可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虽然隋文帝在三年之后就驾鹤西去，并没有实现“洪基长算，永永无穷”的预言，但是这份文书向我们表明，在隋朝人眼里，帝王的生日已经从一个普通的日期，演变为具有神圣意义的特殊时间点了。

献寿成新俗—如何设计首个国庆

到了唐朝，为皇帝庆祝生日已经成为宫廷中的一项经常性活动，在这一天皇帝会在皇宫内殿举办宴会，宴请皇亲国戚和朝中重臣，京城内外的大臣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为皇帝送去礼物。然而这样的庆祝，影响的范围还只限于宫廷内部，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初唐的帝王们虽然各有丰功伟绩，但从未有人想到将自己的生日宴会发展为全国庆贺的节日。

将皇帝的生日从宫廷宴会发展到全民节日的，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李隆基。玄宗即位以后，显示了出色的领导手段。在平息了宫廷斗争的隐患之后，他对内轻徭薄赋、鼓励农桑，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对外采用军事与和亲并行的政策，在与各周边政权的关系中都处于优势地位。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治国方面的成功，让玄宗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不世出的圣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在几经推辞之后，他在泰山完成了封禅大典，向当今和后世的人们宣告自己是受天地眷顾的优秀君主。

封禅过后第四年，玄宗按照惯例为自己的生日举办庆祝活动，宴请百官。在宴席结束后，当年带头建议玄宗封禅的两位丞相源乾曜和张说率领文武百官上了一通奏表，奏表中认为自古以来，圣人的生日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元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始寻源，其义一也”，因此像唐玄宗生日这样“二气含神，九龙浴圣，清明总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五，恒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的美好时刻，自然也應该被定立为每年固定的节日，好让天下人庆祝自己得逢盛世。因此，群臣建议将八月五日设为“千秋节”，并将此节“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将这个节日写进国家法令当中，使之获得官方的认可。唐代是律令制国家，法令在整个政治社会运作中影响巨大，一旦颁布了法令，理论上就必须严格执行，节假日的法令会涉及到工作时间的调整，所以在颁布之时会非常谨慎。在设立“千秋节”之前，朝廷已经将释迦牟尼诞生的四月八日定为法定假日，有了这个先例，再将玄宗诞日加入节日名单，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这也是奏表中强调“孟夏有佛生之供”的原因。

至于休假的时间，奏表中的建议是“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当时唐代的节日休假，主要是针对朝廷官吏，从持续时间上来看，除了元旦（农历一月一日）、冬至休假七日，清明寒食连休四日，夏至和腊日休假三日之外，其他如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等节日都只能休息一天，千秋节的三天假日，对当时的公务员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惊喜了。从百官的角度来看，如果皇帝同意了这个提议，刚好给大家一个名正言顺的可以休息放松、吃喝聚会的机会;如果皇帝不同意这个提议，倡言者也算是找机会赞颂了皇帝一番，不至于遭到怪罪。因此文武百官对上表建言之事都很积极，纷纷应和两位宰相的建议。

皇帝生辰这样的节日在历史上尚属首创，既然是节日，就需要有标志性的庆贺方式，那么这庆贺方式该如何设计呢？张说和源乾曜等人的奏表中贴心地提出了庆祝方案：“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张说和源乾曜虽然都是一流的名臣，但也不可能凭空造出这么多庆祝活动来，据史学家张泽咸、朱红等学者的研究，奏表中列举的活动，大多是从其他节日庆贺活动中移植而来的。比如每年元旦朝廷会宴请百官，在宴会上大臣们要向皇帝献寿酒，这一活动被移植到千秋节，就成了“上万岁寿酒”;又比如每年秋天的社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百姓都会祭祀土地神，感谢神明赐予美好收成，由于秋社的日期和玄宗生日相近，干脆就把祭土地神的时间挪到千秋节，变成了“赛白帝报田神”。

此外，所谓“以丝结承露囊”源于民间在白露时收集花露水制成的“眼明囊”的习俗，“进金镜”则取自道教佩戴镜子以求辟邪、鉴物的传统，均是渊源有自。就这样，张说、源乾曜等人将官方、民间、宗教的各种庆典活动东鳞西爪地组合起来，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庆节的庆祝方案。在此后的日子里，这套庆祝方案不断从其他祭祀活动中吸取营养，如开元二十四年将祭祀老人星的仪式移到千秋节，天宝年间又在其中加入了佛诞节庆祝活动中的设斋、禁屠、讲论等元素，逐渐将千秋节庆典发展为一个繁复庞杂的庆典体系。

当源乾曜等人提出的这套东拼西凑的方案摆在玄宗面前时，自我感觉甚好的唐玄宗并没有觉得不妥，反而龙心大悦，立即同意了百官的请求，下令从第二年（开元十八年）开始设立“千秋节”，又制定了百官朝贺的步骤细则，于开元二十年将千秋节庆典的流程写进了新修成的《大唐开元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庆节，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诞生了。

同朝百郡杯—士庶同乐的盛典

张说和源乾曜等人为千秋节设计的庆贺活动虽然很隆重，但毕竟都是从别的节日借鉴而来，缺少唐玄宗的个人色彩，不能让节日中的群臣和百姓充分体会到皇帝的恩泽。为此，唐玄宗在千秋节例行设宴招待群臣的基础上，又命令乐工专为这个节日谱写《千秋乐》《倾杯乐》等乐曲，在兴庆宫花萼楼前的广场上，推出大型文艺演出。观看演出的，除了文武百官和宫城、皇城卫士之外，还有玄宗特别邀请而来的“京兆父老”，这些父老的出现，标志着千秋节从朝廷、宫廷的节日，正式成为官民同乐的节日。

千秋节的文艺表演非常精彩，除了公孙大娘舞剑、宫妓跳“霓裳羽衣舞”之类的歌舞表演之外，还有“角牴（摔跤）万夫，跳剑（抛接利剑）寻橦（爬长杆），蹴球（踢球）踏绳（走钢索），舞于竿颠（高跷）”等一系列杂技活动，其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舞马和绳妓表演。舞马表演中，一百匹表演用的良马分为两队，披上雕縠珠宝，随着《倾杯乐》的节拍“骧首奋鬣，举趾翘尾”，翩翩起舞，之后再让几百名壮士举着厚重的木板来到场地中央，将木板连成一排，马匹随节奏跃上木板，舞蹈不辍。绳妓表演中，艺人先将绳子两头固定在地面，再在绳子中间竖起高杆，将绳子的中部系紧在高杆上，两位表演者从绳子的两端各自踩着绳子向高处走去，在途中做出翻身、跳跃、顶杆等高难度动作，观众在地面上抬头观看，“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晚唐诗人郑嵎曾作《津阳门诗》怀念开元盛世，其中描写千秋节的一段说：“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生动详尽地为我们描绘了當时的壮观场面。

郑嵎诗中提到的“花萼楼”，是千秋节庆典的固定场所。唐代长安有三处宫殿区，分别是城中正北的太极宫、城东北角的大明宫和城东的兴庆宫。在太极宫和大明宫，皇帝活动的宫殿都位于宫墙深处，百姓很难得见大殿真容。而玄宗即位后新造的兴庆宫则不同，除了宫城深处的兴庆殿、大同殿之外，还在宫城的西南隅建造了两座高大的连体楼阁，分别题名为“花萼相辉之楼”和“勤政务本之楼”。从建筑布局来看，在宫城的一角安排这样两座高楼，又没有其他建筑与之相衬，显得十分突兀，但唐玄宗却非常喜欢这两座阁楼，在兴庆宫建成之后，他将大部分宴会和重要活动都安排在这两座楼和楼前的广场上。

玄宗之所以偏爱花萼楼和勤政楼，一是因为这两座楼的西面就是他的兄弟们居住的胜业坊，二是因为这两座楼阁位于宫城边缘，可以让玄宗直接和长安市民建立起联系。兴庆宫位于长安城中心偏东的位置，在开元十四年进行过一次西扩，扩建之后花萼、勤政楼的位置恰好正对着长安城的东市。作为长安城内的两个商业中心之一，东市内聚集了数万家商铺，每日在其中来往的官员和百姓更是不计其数。据考古专家的复原，花萼楼和勤政楼的高度约分别为三十三米和二十五米，高度远远超出七米左右的宫墙，因此虽然二楼建造在宫城内，却可以畅通无阻地与外界联通。在千秋节宴会乐舞进行之时，皇帝登上城楼观看表演，长安东市的百姓们只要抬头仰望，就可以看到这位为自己带来平安和节庆的圣人。在三十米高的楼阁上，玄宗身着亮眼的黄袍凭栏而立，身边簇拥着文武高官和皇亲国戚，皇帝的身影高大而英武，面貌却不甚清晰，带给百姓一种若即若离的崇高感，将自己的个人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多年之后，曾经在长安亲身参与千秋节庆典的杜甫回忆起当年“御气云楼敞，含风綵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的似仙似幻之景，仍然是激动不已。

长安之外的百姓无法身临其境感受都城的盛典，但也不会一无所得。由于千秋节定立之初要求全国士庶“宴乐休假三日”，为了保证“宴”的进行，玄宗通常会向全国到了一定年龄的老人赠送牛、酒、米之类的福利品，让他们也能间接感受皇恩的温暖。到了天宝七年，唐玄宗听从当时京兆尹萧照等人的建议，将“千秋节”改名为更为吉利的“天长节”，将自己的预期寿命从“千秋万代”延长到了“天长地久”。在更改节名的同时，皇帝赐下的福利也越来越丰厚，到了天宝十四载，正好是唐玄宗做皇帝的第四十八个年头，这一年的天长节，他颁布了一条“推恩制”，决定释放天下死罪以下的囚徒，减少天下百姓一半的租庸，给天下年长者普赐米麦，又为长安、洛阳两地的九品以上官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其他官员和京城戍卫的部队也得到了相当数量布匹衣物的赏赐。这道推恩制颁布以后，普天同庆、人人欢喜，大家无不希望这位英武爱民的圣人皇帝真的能够统治到天长地久。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长安被叛军占领，没来得及庆祝下一个天长节的玄宗匆匆逃出京城，远赴四川。

在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有回复过以前的强盛。

承露丝囊世已无—盛世的残影

安史之乱时，身在四川的唐玄宗被迫将皇位传给儿子肃宗。长安收复之后，玄宗作为太上皇回到兴庆宫，每日登上宫内城楼，怅惘远眺。长安东市的百姓看见玄宗登楼，想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皇帝登楼庆贺的场景，便像往常那样向他跪拜行礼，但这样的行为却让唐肃宗对父亲的威望产生了戒心，不久之后就逼迫父亲搬到了长安正北、远离街市的太极宫。安史之乱爆发七年之后的宝应元年四月，唐玄宗在太极宫孤单病逝。当年八月，他的孙子唐代宗将天长节的三日假期缩短为一日。又过了四十余年，唐宪宗接受大臣的建议，认为玄宗等人的神灵“在天已久”，不应再接受人间的生日庆贺，取消了实行近八十年的千秋节庆典。此后中晚唐和宋朝的帝王，有不少都曾将自己的生日设为节日，也取了很多吉利喜庆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节日像千秋节一样被后世人永远铭记。

虽然千秋节在元和二年就被取消了，但节日庆典的轰动气氛和盛大场景却永远成为人们回忆和想象的素材。中晚唐诗人在谈及”开元盛世“之时，总会提起千秋节“神仙高缥缈，环佩碎丁当。泉暖涵窗镜，云娇惹粉囊。”的动人景象;在感慨繁华的易逝时，也会悲叹“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铺”，千秋节精致的礼品承露囊，此时化身为盛世的最后一道残影，给后人们留下无限哀伤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