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文举例论证的逻辑审辨

施仁港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在议论文写作中，摆事实、讲道理，以事为据、以理服人是基本策略。这里的“事实”主要是针对议论文举例论证中的事例而言。对绝大部分中学生来说，如果不运用举例论证，恐怕在规定的时间内是无法完成规定字数的写作任务。但近年有论者对举例论证提出猛烈批评，认为其结论具有不确定性和或然性，中学生应该摒弃运用或尽量不用。那么，作為一线语文教师，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并指导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有效运用举例论证呢？笔者试就这个问题作粗浅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举例论证的常见推理误区

举例论证是一种列举真实、可靠、有代表性的事例来证明论点的论证方法，其本质是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推理，而归纳推理的实质是概括性，它以一些关于个别事物或现象的判断为前提，推导出这一类事物或现象的普遍性判断结论。根据前提所考察对象范围的不同，可将归纳推理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而后者又有简单枚举法和科学归纳法之别。由于归纳推理的前提所反映的是个别性知识，结论所反映的则是一般性知识，因此，除完全归纳推理外，其他归纳推理的结论范围均超出前提的断定范围，其结论只具有或然性，不是完全可靠的。只要出现一个反例，它的一般性或普遍性结论即被推翻。也正因此，波普尔才有“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的著名论断。[1]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总是习惯用不完全归纳推理来得出结论，这种仅靠少数事例就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结论的轻率概括，往往只及一点而不及其余，难免会出现逻辑谬误。其中最常见的谬误一是观点绝对化，二是归因片面化，三是归因肤浅化。有时，一篇文章或一个语段甚至会多处出现这样的逻辑谬误。2018年海淀二模有一篇题为“欲展宏图，需狮心与鹰眼”的标杆文，其第二段写道：

鹰眼，即鹰之眼力，敏锐、准确，洞悉一切。比亚迪创立之初，正是得益于王传福教授的鹰眼捕捉到了手机发展对充电电池需求这一机遇，比亚迪才得已启动，乘时势破浪而行。可见，企业之兴的背后，大抵都有创始人的鹰眼之功。美国亿万富豪的后起之秀马克·扎克伯格，便在创业时敏锐地洞悉市场对于社交网络的需求，创立了如今火遍全美的Facebook;中国首富马云在企业创立之初也正是因洞察社会对电商交易平台的迫切需求，凭鹰眼成为了电商平台的第一人，成就今日辉煌。此等创新创造，皆鹰眼之功也。

本语段论证“鹰眼”之于“创新创造”的重要性。先阐释何谓鹰眼，接着紧扣试题材料，分析比亚迪的成功得益于“王传福教授的鹰眼”，从而推导出本段的论点：“企业之兴的背后，大抵都有创始人的鹰眼之功。”应该说，语段前半部分的文字是颇见议论说理的扎实功力的。问题出在下半部分。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和马云创立电商平台这两个事例都非常典型，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支撑观点。但认为马云“凭鹰眼成为了电商平台的第一人，成就今日辉煌”，并且仅凭这两个例子就轻率归纳出“此等创新创造，皆鹰眼之功也”的结论，就犯了观点绝对化和归因片面化的逻辑谬误。因为马云等人能够成功，能够“创新创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有“鹰眼”之功，但政策背景、经营理念、技术支撑、团队运营等缺了哪个都不成。同时，各个企业成功的原因除有一定的共性外，亦各有不同的特点，试图将企业的成功归于同一个因素“鹰眼”，显然是片面绝对的，同时也是肤浅的。

以上毛病，学生议论文中自是常见，但名家作品也未能免俗。许多励志鸡汤类时文也经常犯这样的逻辑错误。比如广为传播的刘诚龙先生的《两份名单》一文，就将清朝上榜状元“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与清朝落第秀才“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两份名单进行对比，以时下一般读者对所列历史人物的熟悉程度来评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众所周知，比较的双方要有可比性，否则无效。据统计，整个清代总共产生的状元才114人。但有清一季，立国将近三百年之久，其后期人口就达三四亿之多，落第秀才的确切人数虽难以统计，但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可能达到几百万。从114个状元中“随机”抽出9人和从几百万落第秀才中精选9人进行比较，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显然忽视了比较的样本基数。再者，精选的洪秀全等九人能够代表清代数量庞大的落第秀才吗？事实是，绝大部分落第秀才那才叫真正的堙没无闻。洪秀全等九人虽系精心挑选，但越挑选，就越片面绝对，越没有代表性，因此，对比一番之后，文章得出类似考中状元无人知晓，落第秀才流传千古的荒谬结论就再自然不过了。

二、举例论证的推理误区规避

尽管举例论证存在推理误区，但中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不仅难以摒弃不用，而且还大量运用这种方法。方武先生在其《议论文体新论》中说：“因为需要论证有关‘一般性行为主体的中心论点的议论文是极常见的，如果都不能选择有关‘个别性行为主体的论据来论证，岂不几乎等于取消了论据在议论文中存在的资格。”[2]因此，为提高举例论证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我们要训练学生运用逻辑推理的能力，有效规避举例论证的误区。

1.寻找反例

举例论证时，要勇于质疑和反思自己的观点，要从反方立场出发寻找反例，而一旦发现反例，就应该推翻原来带有普遍性的观点;或者弥补漏洞，校准修正原来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或其他论证中的不合理部分，构建合理论证，逐步将论证引向深入，使之严密周全。不过，完全推翻原来的结论在写作上往往陷入论证的被动，对考场作文来说不太现实。这时，可以考虑修正原来的观点，让之更接近真理。寻找反例就是波普尔所谓的“证伪”，其目的就是杜绝“以偏概全”的错误。比如“多难兴邦”的运用，就要讲究在特定背景下赋予特定的内涵，如果将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马上就被“证伪”。因为古今中外，许多国家或朝代都是在内忧外患或天灾人祸的“多难”中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比如南宋、明朝、清朝等等。如果多难兴邦，那还祈求国泰民安干什么？事实是，“多难丧邦”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多难兴邦”。又比如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一个语段：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这里，孟子列举了舜等六位出身卑微历经磨难而终成圣君良相的例子，归纳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曾益其所不能”的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是典型的从部分到全体的不完全归纳推理。因为是简单枚举，六个个例的前提还是不能保证结论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出身高贵显赫身处顺境者更容易获得成功，而出身低下饱经患难者往往逆袭艰难。所谓“生于忧患”，其实需要诸多条件。所以孟子的这段话，其励志的意义远胜于说理的雄辩。

2.限定范围

限定范围即在评价事物和作出归纳时要留有余地，谨慎下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结论。关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提出的论证模型恰好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完整的图尔敏论证模型包括断言、数据、保证、支撑、辩驳和限定六个部分，展示了有效论证所需的几乎全部思维元素。其中的“限定”就是限定范围，即主要从范围和强度两个方面对结论进行限定，它决定结论是肯定地得出，还是可能地得出，是说理周密严谨的有效保证。

2014年北京海淀区高三模考要求以“磨”为题作文，有一考生的作文就完美展示了图尔敏论证模型中“辩驳”和“限定”的说理环节，很值得学习借鉴：

人人都需要渐进的磨。禅家有怀让磨砖的典故。南岳怀让见马祖坐禅，便去拿一块砖在马祖面前磨，说是要做镜。马祖笑其师曰：“磨砖岂能做镜？”怀让便答：“坐禅岂能成佛？”马祖由此顿悟了。这里“磨”的方式似乎被否定了。然而南岳怀让门下坐禅的弟子，岂止马祖一人？未闻怀让阻拦他人之“磨”呀？此盖怀让见马祖佛性超凡，已臻高境，因一时执迷，尚不能开悟，乃以片言阻之，以成其顿悟吧。但如此天资聪颖、无须再“磨”之人，能有多少呢？故于人生修炼而言，这种渐进式的“磨”，实为我等凡人的必由之路！

语段的初始观点为“人人都需要渐进的磨”。这个观点是带有普遍性的，是绝对肯定的，那么，有没有反例呢？即是否存在顿悟而无需渐进的例外情况呢？语段接下来以禅宗怀让磨砖成镜开示马祖顿悟的典故，来证明确有少数“天资聪颖，无须再磨”之人，而大部分人还是需要“磨”的。最后，语段便将初始观点作了范围上的限定，由“人人”缩小为“凡人”，谨慎地得出了结论：“渐进式的‘磨，实为我等凡人的必由之路！。”

限定范围与寻找反例往往联合运用，如果能够找到反例，那么就要或推翻原来的结论，或对原来的结论作出修正或限定，这样，对论题的认识自然又深入了一层，同时，对观点的表述也就更加严密了，此即所谓不断抵达本质，逼近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尔敏论证模型堪称规避举例论证推理误区的重要手段。

3.突显典例

不完全归纳推理是由部分到整体的推理，同样是整体中的个例，典型事例在论证中的说服力要强于一般事例。典型指足以代表某一类事物特性的标准形式，典型的事例自然最能代表这一类事例整体的特性。不过，典型事例有时还是不免失之于抽象玄乎，对于具体个例，到底是否典型，仍然见仁见智。在事例的选用上，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尽可能精选那些对论点的逻辑指向具有“反向求证”意义的个别性事例。例如秦牧先生的经典论说文《画蛋·练功》，从杰出画家吴道子和达·芬奇的画蛋轶事谈起，经过两番递进论述后，最终得出“画蛋、练功这样的事情，应该包含在艺术工作者整整的一生中”的结论。文中所举之例，俱为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和盖叫天等第一流的艺术家。按照一般的事理逻辑，愈是一般的艺术家愈是要“画蛋、练功”，而愈是出色的艺术家愈可以放松基本功的训练，因为愈是出色的艺术家基本功愈深厚。作者运用反向求证之法，选用中外杰出艺术家有关“画蛋、练功”之个例作为论据，这自然就引发读者深思：功成名就的第一流艺术家尚且一辈子都“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持之以恒地坚持练习基本功，何况其他一般的艺术工作者呢？这样，文章的观点自然就站立起来了。

4.略例排比

根据不完全归纳推理尤其是简单枚举推理的特点，提高结论可靠性的方法，一是前提中考察的对象要尽可能多些，二是考察的范围要尽可能广些。因为事例的量越大就越近于整体，范围越广则越有代表性。学生议论文写作因为囿于篇幅，可采用略例排比的方式来叙例，而且所举之例要尽量涉及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多个领域，以扩展考察的条件和范围。这样有利于减少“轻率概括”的可能性，增强结论的可靠性。同时，略例排比还可以增强气势，彰显积淀。历年高考优秀议论文中多有略例排比运用的成功范例，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化传统，略例排比向来备受青睐。李斯的《谏逐客书》以秦孝公重用商鞅等八个用客成功的个例事实为论据来论证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运用史实性论据多达四十余条，气盛语壮，说理雄辩。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盖文王拘而演《周易》”那一段话更是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因此，略例排比除了逻辑上可以更加接近整体外，也是契合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

5.分析事例

对作为论据的事例进行分析是议论文用例的基本要求，而强化对论据作因果分析，其实是从简单枚举推理通向科学归纳推理的阶梯和必由之路。因果分析即从因果关系上把论点与论据联系起来，沿着“为什么”的路径，探求事例中事实发生的根源，发现其本质，使内容逐步深化，其思路为由果到因。请看一个经典例子：

我们要靠奋斗冲破“埋没”的压力。古今中外，许多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很多都遭受过“埋没”的命运。爱因斯坦就曾被埋没在一个专利局中，充當小职员的平凡角色。但他没有灰心，抓紧一切机会进行研究，终于开创了物理学的新天地。华罗庚曾“埋没”在小店铺里，但他没有消沉，每天在做好营业工作后，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昼夜不停，寒暑不辨，刻苦自学，潜心钻研数学，终成著名的数学家。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埋没”而“窒息”，并且能有建树？因为他们不甘心忍受被“埋没”的命运;不管在怎样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始终没有丧失向上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坚信：不失千里之志的千里马，终有奋蹄腾飞的日子。因此，他们在“埋没”的情况下，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努力拼搏奋斗，终于冲破“埋没”，脱颖而出。

在本例中，作者在列举完爱因斯坦和华罗庚的事例后，运用因果分析法，一层深一层地提示了他们冲破“埋没”的原因：不甘被埋没，坚信能冲破埋没，努力拼搏奋斗。这样就使论据与论点构建起了逻辑关联，具备了科学归纳推理的品质，从而使事例很好地论证了论点。科学归纳推理是依据某类事物中部分对象与其属性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推出该类事物的全部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的归纳推理。科学归纳推理在前提中不仅考察了这一类事物的部分对象有某种属性，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对象与属性之间的因果联系，因而结论的可靠程度相对较大。在语段中，“奋斗”与“冲破‘埋没的压力”之间就建立起了困果联系，“因为他们不甘心……脱颖而出”都是对这种联系的具体阐析，同时也赋予“奋斗”的具体内涵，具有普遍意义。

另外，除了要有意识地运用上面列举的方法以尽可能避免推理误区外，还要注意综合运用归纳、演绎和因果等推理方法。这样有利于发挥不同推理方法的优长，让说理更加严密。

三、辩证认识举例论证的价值

通过归纳推理，可以将人们的经验从个别提升到一般，把具体概括为普遍。因此，归纳推理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式，是增值知识，孕育思想，特别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思维方式。就绝大部分高考材料作文题而言，如果考生不懂得运用归纳推理，首先就无法进行审题立意。所以，尽管归纳推理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举例论证属于归纳推理，自然可能产生推理误区，但由前文所述可知，这些误区是可以有效规避的。因此，尽管孙绍振先生认为“人类所把握的一切规律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猜想，仅仅举例是不能证明其真理性的”[3]，但并不影响举例论证在议论文中的运用。

再者，许多议论文的写作意图其实并不一定都是为了证明观点的真理性，或者根本就毋须证明观点的真理性。据1989年版《辞海》的界定，“论证”是“对概念、判断、推理的综合运用，是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发现真理和宣传真理上有重要作用”。举例论证是论证方式中的一种，当然在“发现真理和宣传真理上有重要作用”。既然是宣传真理，那么这个真理自然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被证实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得到大家公认，只不过由于某种原因被人遗忘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旧理重提以引起注意而已。这时，事例对于这些真理性论点来说主要起到阐述解释的作用，以便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其说明的功能远大于证明的功能。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观点无法证实型。吴晗先生的《谈骨气》运用不完全归纳推理，用三个事例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心论点。如果纯粹从逻辑的角度来观照，似乎很难以理服人，极易被证伪，因为中国历史上也出过汉奸，随便举出一个，中心论点便站不住脚了。其实，像“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之类的命题，是无法证实的，但可以宣传，尤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虽然在批判性思维者看来，宣传是批判性思维的死敌，因而有许多学者对《谈骨气》提出质疑甚至批判。但孙绍振先生认为批判性思维不是随意唱反调，而是对具体事物、思想观念作非常精致的具体分析，而具体分析的第一要求，就是把事物、观念放到历史语境中去[4]。在1961年的特定历史时期，《谈骨气》有意识地向人们集中进行“骨气教育”，有利于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另外，从读者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主观情感上对这一观点天然地表现出某种易于接受性。因此，《谈骨气》之类的议论文自有其相应的历史价值，虽然它不以说理的严密取胜。实际上，如果从文章的功能或写作的意图来看，本来就有一类议论文只起宣传作用。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宣传文，我们每天读到的论述类的文字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宣传文的。

第二种是观点已经证实型。这一类议论文的观点其实是大家早就认定的公理、真理。中学生议论文中的观点有许多本来就是真理、公理，根本无须再去论证（发现真理），对之加以阐释说明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举例的作用就是阐释，不是为了证明。也就是说，中学生议论文中的观点，有许多早就经前人论证过了，而且也是被大家普遍接受了的，只是现在所给的作文试题适合或者学生自认为适合往这个角度立意，提出这么一个可以作为全文中心论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其实是没必要进行非常严密的科学论证——当然，有时候也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五六十分钟的时间内、短短的八九百字文章的篇幅中作严密的、充分的、无懈可击的科学论证。或者说，中学生议论文论述的对象和所得出的结论毕竟不同于严格的科学论证，在一般情况下，仅仅是表明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而已，这与证明某个真理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单学生作文如此。

近年一些论者对中学生在议论文中运用举例论证有误解，其原因无非是这几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确有不少学生没有用好举例论证，导致逻辑错误，尤其是考场作文;二是有的论者对议论文的功能或体式分类不甚了了，将中学生的议论文当成学术论文来看待，或以论证型议论文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议论文;三是有的论者对考场作文的写作机制不清楚，严重脱离中学生的写作实际;四是片面强调议论文的逻辑推理因素，忽视“情理因素”的作用——实际上论证过程固然要遵守逻辑推理的规则，但议论文的说服力不仅仅取决于逻辑推理，超出形式逻辑之外的辩证逻辑、情感性和语言表达等因素都会对说服力产生作用。

因此，我们要适当加强对学生进行有关思维与逻辑（包括批判性思维初步）方面的教育。学生具备归纳推理的知识并接受归纳推理的训练后，自然可以更好地運用举例论证。而对学生运用举例论证的评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文章体式和具体的写作情境，同时宽容对待考场作文在举例论证方面出现的瑕疵。

注释：

[1]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

[2]方武.议论文体新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26.

[3][4]孙绍振.议论文的全面性和历史的具体分析问题[J].语文学习，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