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与“不说”之间

李雨轩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的经典作品，也一直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名篇、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在人教版教材中位于必修一，在部编版的新教材中位于选择性必修的中册。就鲁迅很多作品都涉及“说”与“不说”的二元对立，如《野草·题辞》《呐喊·自序》《“感旧”以后（下）》，但《记念刘和珍君》是一个更特殊的文本，因为它更为可视化地集中展现了鲁迅在“说”与“不说”之间进行抉择的矛盾心态。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都尝试从“说”与“不说”的张力结构来解读文本，也产生了系列论文，如孙文辉通过逐段逐层的细致阅读，论述了鲁迅关于言说的悖论性经验。[1]但这些文章较少上升到理论层面，未能对这种复杂交错的张力进行整体性、结构性的审视，因此笔者拟在文本精读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尝试。

鲁迅曾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也提出了“大嚷”与沉默的对立，“大嚷”蕴含着对启蒙者叙述的内在反思，但“大嚷”虽惊醒昏睡者，使其直面铁屋的黑暗绝望，却也生成了毁坏铁屋的希望。在《“感旧”以后（下）》中，鲁迅化名为丰之余坦陈，“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3]，“说话”面临着被人误解乃至攻讦的危险，但鲁迅仍表示“不说亦不易”，这足以证明沉默也不能安顿内心。因此，言说与沉默似乎只是两种不同的言说状态，但其实二者的差别却涉及言说主体的内在矛盾、言说的外部环境及言说可能产生的效果在内等更为广阔的界域。因此，能否在“看/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4]之外，将“说/不说”提炼为鲁迅作品中的又一个普遍的结构模式，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开拓的问题。

在《记念刘和珍君》的第一部分，当程君（程毅志）问及鲁迅是否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鲁迅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这是一种事实的描述，但这种“没有”不是全然的“无”，而是已经蓄势待发的“未有”“将有”。文本内容中呈现的“无”被文本存在本身创造的“有”所消解，可以说，程君的提议恰恰是这从“无”到“有”的起因。这种状态很值得关注，它向我们提示了“言说”的两个层次：一是“言说”的具体内容，二是“言说”物化的文本形态。

文本的产生需要理由，这召唤出第一层言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5]。鲁迅如何界定写作的意义？其言：“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宽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写作对于过往的意义，也即写作只发生于惨案之后，并不能挽救逝者的生命;这里的“生者”指的是鲁迅自身，也即，鲁迅借由对写作意义的质疑最终达到的是对自身作用的质疑。“倘使”表明鲁迅实际上并不相信所谓“在天之灵”，这不但确证了写作对于死者的无意义，也表明写作对于鲁迅自身的意义相当有限。鲁迅动笔写作本身既不是为了告慰死者，也不是为了宽解自身，那么此文的意义究竟指向谁呢？其实，其范围已经被大体限定了，即活着的他者，全文实际诉诸的对象在一开始就已初步显露出来。

消解第一層言说的是第三段的“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第一层的“不说”。“不说”是因为“三一八”惨案过于沉痛，御用文人过于阴险，使得鲁迅无法镇静下来开始言说。但是鲁迅却迅速突破了“痛定思痛”的一贯理性，直接通过言说将自己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这种言说是直接的心灵言说，显示了鲁迅内心情感的深挚和热烈。也即，鲁迅用“说”的实际行动直接否定了第一层的“不说”。

紧接着这实际言说行为的是第二层言说，分化为两个句子：“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里使用了语义的反复和递进，前者是对过去的追述，后者是对当下的决断，但都指向“写”这一行为。第二层言说既针对“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的特殊现实，又针对一种关于“遗忘”的普遍状况，因此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提”，是为了“铭记”。这种“重提”针对的对象是“庸人”，但“庸人”却出场于“真的猛士”之后，这两者很明显形成对立，且共同构成了本文所诉诸的对象。“真的猛士”是本文所真正召唤的群体，被置于第二部分的开头，也置于“庸人”之前，这是承接上文言说的实际行为而来的，因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与鲁迅这种言说行动之间恰构成一种实际上的呼应关系。

在回忆刘和珍的过往后，鲁迅展现了第二层的“不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既是直接承接上文对惨案发生经过的描写而表现的情感，又是对第一层“不说”的反复和加深。并且，鲁迅在这里不但展现了个人的沉默，还有整个民族的沉默：“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这里的缘由具体是指前文提及的暴力机器对反抗者的压迫和御用文人对真相的歪曲，暴力机器与意识形态机器构成了黑暗统治的两个有力工具，不但威慑民众，而且欺瞒民众。但是鲁迅眼中的“沉默”，往往孕育着别异的力量，正如他眼中的“危机”，一面向着死，一面向着生：“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6]“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以一种警策的姿态被言说的，虽然落脚在“灭亡”，但其核心指向却在“爆发”。也即，在这种沉默、岑寂的状态中，还蕴含着转化为巨响的潜能，而这种潜力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民族的沉默看似是对鲁迅“不说”的一种深化，但是由于其所蕴含的爆发的潜力，反而构成了对鲁迅“不说”的一种积极的消解和拯救。

在这层短暂的“不说”之后，是第三层的言说：“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这一层言说恰是对前文“爆发”的直接延展，也正是从第五部分开始，全文的情感基调开始升腾。鲁迅这次言说的主要内容是对惨案的细致描写，关于刘和珍等三人受枪击、棍击的经过，鲁迅并没有亲见，应该是通过报纸或亲历者口述得到的。考诸史料，刘和珍“被府卫队枪击，弹从背入，斜穿心肺”（《女师大周刊》123期），杨德群“被卫队枪击，弹自左肩甲近下入，穿胸膛偏右出”（《女师大周刊》123期）[7]，应该说这些记录和鲁迅的描述高度吻合，其描述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这种“细描”与全文总体上简短的回忆式叙述模式和磅礴而又沉郁内敛的抒情笔触差异巨大，显得尤为特殊，它产生了电影画面般的效果，制造出鲁迅亲临现场的感觉。此处具体细致的在场性描摹，通过诉诸生命由生而灭的现场，形成对段政府暴行的有力控诉。

也正是由此，鲁迅开始在更深广的社会层面探析请愿及其牺牲的意义。虽然鲁迅否定了请愿本身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但他还是书写了请愿的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是对亲友的鼓励，这是一种心灵慰藉层面的意义;其次是鲁迅由此观察到了一些新变，即中国女性在危难中的坚决与从容。其意义却并非仅限于中国女性，女性在这里实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指向未来中国整体革新和解放的希望。因此，鲁迅紧接着写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这里的“苟活者”不但包括庸人，也指作者自身。将自身视为“苟活者”，可以见出鲁迅对自身的审视是非常深刻、无情的，他常常以质疑自身价值的方式进行自我贬抑，而这恰恰是其时刻保持一个观察者、审视者的表现，也即，这种观察和审视被强化到将自我客观化、将主体客体化的地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鲁迅谦虚、谨严的表现。但我们仍应看到，这里的“苟活者”更多地指向“庸人”，鲁迅在此处再度呈现了“真的猛士”与“庸人”之间的对比，但在对比中又展现出某种趋向未来的同一性，“庸人”能受到鼓舞，“真的猛士”则更受激励。

最后，作为全文收束的是第三层的“不说”：“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行文至末尾，达到了情感的综合阶段。这里的情感异常复杂，既有对刘和珍等学生的怜惜、怀念，也有对统治集团的憎恨、愤懑，还有对庸人的失望和鞭策。“说不出话”有两种前后相续又并行不悖的解读：一方面，这是由于情感涌动再次压倒理性表达，表达被迫中断;另一方面，又由于全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自足的表意系统，这种中断便自然过渡为文本的终结，“不说”恰恰是因为无需再说。也即，这里的“不说”既是对前文反复出现的二元模式的赓续，又是一种根本的中止和闭环，既是延续也是收束。

至此，我们可以用更全面的视角观察“真的猛士”在全文中的结构性位置及功能。“真的猛士”第一次出现于第二部分开头，但第二部分的重点却是后于其出场的善于遗忘的“庸人”;“真的猛士”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于第七部分（全文最后一部分）的末尾，但却是这一部分乃至全文的重心，而先于它出现的“苟活者”反而被弱化。这里固然可以见出鲁迅对转折式的话语姿态的多次利用，更应看到“真的猛士”实现了对全文主体内容的闭环式统摄，其登场于全文的开始部分，经过种种否定的过程，最终又以其为终点。同时，如果将“真的猛士”出现的位置与“言说”“不说”的结构结合起来就能发现，其第一次出现时，鲁迅克服了“不说”的困境而走向“言说”;最后一次出现时，鲁迅用“不说”来作为“言说”的收束。由此可以发现，“真的猛士”不但有前文已提及的统摄全文主体言说的作用，更成为始终促发、支撑鲁迅进行言说的积极建构性力量。

综观全文，以“未说”作为全文的缘起，之后共展现了三个层次的“言说”与“不说”，构成了“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的结构模式，显示出鲁迅矛盾而纠结的话语姿态。但要看到，文章的创作是“言說”的结果，是“言说”物化的形态，也即在“言说”与“不说”的矛盾对立中，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不说”虽然构成对“言说”的阻力，但最终却没有阻止文章的形成。据此，我们关注“不说”产生的原因以及“不说”是如何被“言说”所克服的。第一层“不说”是因为鲁迅内心的情感过于浓烈、沉痛，不符合鲁迅一贯的“痛定思痛”的创作要求，其作为“不说”之所以得以成立，在于鲁迅整体的言说方式和作品风格，但是这种浓烈、沉痛的情感反而被直接地转化为另一种直白的表达和涌动，不但导致了言说的实际行为，还召唤出第二层的“言说”，从而完成对“不说”的否定。第二层“不说”从直接原因来看，也在于“惨象”和“流言”的勾结，因此看似是对第一层“不说”的重复，但实际上“我还有什么话可说”这样的表述方式，使情感由悲痛转为愤怒，基调由低沉转为刚毅，因此第二层“不说”实际构成了对第一层“不说”的提升，且为后文的“言说”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第二层的“不说”马上便被第三层“言说”给否定了。第三层“不说”是对全文的综合，表层是“不说”，实则是“言说”已尽。

由此我们发现，鲁迅的“不说”主要是表达自我的情感，其形成原因是自我，展现的是感性的鲁迅;其“言说”则主要表达对事件意义的揭示和评价，其诉诸的对象是活着的他者，尽管鲁迅极力质疑写作的意义，但是他仍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通过对他者的唤醒，介入时代重大的政治实践中，因此这展现的是理性的鲁迅。两者的顿挫和综合展现了鲁迅内在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显示出冷峻与热烈、绝望与反抗、失望与鞭策种种的对立和统一。同时又要看到，“不说”总是在被短暂提出后，就被实际的言说行为或另一层言说给取代了，也即，鲁迅总是用一个客观、理性的自我去压制那个主观、感性的自我，在两者的交织中显示出一种克制的努力，这种努力使他反复倡导的“情感”最终成为促进文本创造的因素，而非阻碍文本创造的因素。当我们再度回到《野草·题辞》中那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时，是否就能更好地理解那种沉默对鲁迅内心的安顿，以及当他准备言说时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呢？

参考文献：

[1]孙文辉.“说”与“不说”之间——《记念刘和珍君》言说艺术略赏[J].中学语文教学，2017（02）：50-52.

[2]野草·题辞[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3.

[3]准风月谈·“感怀”以后（下）[M].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1.

[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7.

[5]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9-294.

[6]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2.

[7]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414-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