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哀美学”在《故都的秋》中实现的三重内涵

上官文金

解读《故都的秋》中的审美意味，大家都会不遗余力地从中国的“悲秋”传统出发，以落脚在文中处处可见的“清、静、悲凉”。殊不知，作者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受日本文学中的“物哀美学”影响，其文字之笔触应该是在“物哀美学”统摄下的再创造。物哀中的“哀”最初表示人们因感动、感叹而发出的声音“啊”和“哟”，而“物哀”是一种外物触发的感动，且为瞬时之间、刹那之间的触物动情，感物兴叹。叶渭渠先生在其所著的《日本文学思潮史》中，将物哀解释为“对所感之对象表现一种爱怜和同情混成的心绪”，这个对象可以是人或物，也可扩大为社会世相。这种“物哀美学”看似陌生，但于国人来说十分熟悉，其精髓是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意识中的。如《诗品序》中：“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不正是對四时节气、万事万物的感触吗？

然而，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可不仅仅是“感物”而已，其对物哀美学的借鉴，延伸出三种审美情趣：自然主义统摄下的生命无常观——意象选用的“无常性”;极细微处发力发功的细腻精髓——言语形式的“细腻性”;注重真情实感流露的真实取向——情志表达的“真实性”。

一、意象选用的“无常性”

陆机的《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人骚客见明月而感怀乡去国之愁，截流水而生无常伤逝之忧，何况四时万物之无常，社会人流之茂迁。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选用的意象并非随意选取，任意组合，每一种意象的使用都是他情志的融入与抒发。从这些意象中可以找出郁达夫“意象选用”的规律——无常。这种无常是生命的无常与易逝，从文中主要意象来看，皆体现这一规律。

文中第三段这样写到：“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牵牛花的使用是“物哀”化的第一层铺垫，牵牛花的花期在夏秋两季，且在早晨4、5点盛开，中午前便会凋谢，绽放时间之短使得此花令有幸目睹者倍感幸运，却更觉悲凉。此外，文中作者谈及牵牛花的颜色，在作者的审美取向中是以蓝色、白色、紫黑色、淡红色为欣赏顺序。在色谱中，蓝色、紫黑色为冷色调，白色为中性色调，淡红色为暖色调。可见，作者偏爱使人沉静、伤感的冷色调，实则是内心对生命消逝无常的悲伤倾向。

文中第四段描写槐树及其落蕊：“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槐树落蕊被人们无视，其生命流逝之哀越发悲凉。文中第五段描写秋蝉：“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蝉的生命由夏至秋，生命周期不过几月，但其实它们在地下的时间最长达到十几年。多年的等待只为几个月的“呐喊”，秋蝉写出的更是生命走到尽头的“幻灭之美”。文中第六段以后描写秋雨：“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秋雨之快，在来，也在去。作者笔下的“落蕊”“秋蝉”“秋雨”这些意象都具备“消亡”或“即将消亡”的特点，而作者在此种转瞬即逝、稍纵即逝的美中，感伤生命的脆弱与青春的短暂。

郁达夫写此文是1934年的8月，并非北京的秋天，这些他“饱尝的秋味”大部分都是他回忆中的秋。受到国民党白色恐怖威慑下，他从杭州搬到了青岛，事业上并不得意的他，还面临着“中年危机”。从青岛再到北平，他再遇十多年未见的故都，心中感慨更是自身的诉说，在对自我生命的觉悟中也进入了自己人生的秋天。“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中的“美人迟暮”正是这种人生的“幻灭之美”。

这种自然主义统摄下的生命无常观是文章情感抒发的主旋律，植根于自身的人生思索，也受力与外物的自然感触，这奠定了郁达夫在本文“消亡”的意象群中的“物哀”理念。基于这种对生命无常的思考，他更着力于言语形式的“物哀化”——细腻笔触。

二、言语形式的“细腻性”

川端康成，他的艺术世界，是一个根植于日本传统尤其是唯美、感伤的传统，以“悲哀美”为核心，用源于纤敏感受的细腻笔触，将自然美、人心美、卑贱美、虚幻美融合入化的世界。[1]物哀就是用细腻的语言贴近日常生活，突显情思的细致微妙处，彰显强烈的生命意识。《故都的秋》一文语言的“细腻”在状物之细，从牵牛花的颜色到训鸽哨声、秋蝉声和街坊邻里的谈话声，再到落蕊的触感，实现了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三层叠合。状物之“细腻”并非绝妙，在写出人生思考和生命意识的笔触上才是“细腻”的顶峰。

文中描写槐树与落蕊，最后一句是：“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落蕊体现了何种“深沉”？初读不过是生命意识的写照，人生完结下的悲凉感罢了。可作者笔触之细腻可见上一句：“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读完不禁让人沉思，是怎样的生命才会即落即扫，扫去几无痕？这样的生命在社会大潮中并没有留下痕迹，无所作为的他们淹没在历史中，无人知晓，何以证明其存在？却不过同样转瞬即逝的几条细纹罢了。这些人“是花而又不是花”“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人们常说的生如夏花之绚烂，他们却是一点也不着边际。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英雄与豪杰，却看不清底层的民众、庸碌一生的人们，他们没有用言语确证生命的存在，可他们才是人类的大多数。作者就是用如此细腻的笔触写出这些“其他人”，却是“多数人”的生命悲凉，用心触摸社会底层人的微妙情思。

郁达夫30年代创作此文时已步入一种“颓废风”的中年心态，郁达夫在《钓台题壁》中写到的“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正是这种中年心态下的无可奈何。同时，在国民党训政专制统治与日寇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自有名士之气的他怎能不郁结于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年心态的催促下越发值得思考。郁达夫脱去20年代书生意气的狂狷，隐逸与颓废在其文笔中慢慢浮现。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标题《故都的秋》中“故都”二字，既是现实意义上的故都——十年间，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北平迁往南京，再回来已成故都;又是传统意义上的故都——中华民族的文明古都已走下坡路，逐渐颓废，不再是世界中心。仅“故都”二字，蕴藏了一个中年男子和民族志士双重身份下的辛酸与苦楚，如此细腻的笔触，甚至蔓延到家国情怀之中，怎能不叫人拍案惊绝。

言语形式的细腻是在人生思索、生命意识和家国情怀三者的不断叠加中铺展开来的，在此基础上，“物哀化”的审美取向还在情志表达的“真实性”上得到延伸和最终阐发。

三、情志表达的“真实性”

所谓真实，即艺术要真实地反映人情世相，抒情言志必有感而发，强调作者立著唯“诚”，发掘现实生活中自然的美，不提倡浮丽虚妄的风格，是一种艺术上的写实主义。[2]《故都的秋》中的真实性在于毫不虚饰地坚守与延续“悲秋传统”;同時，是写自我真性情与生活情趣的写作观。

文中第十二段转入议论：“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悲秋”传统，是绝大部分人的民族审美心理之一，但人们写作往往又想突破传统文化中审美取向的挟制，如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和老舍的《济南的秋天》写的都是秋天的喜与乐。可作者不肆意出奇，延续古代文人的“悲秋”传统，力求实现民族文化链条的延伸，印证国人共有的民族审美心理。作者承认“悲秋”传统，处处笔墨皆想写出“悲凉”之秋，而秋之悲，是在春与夏的热烈与激情和即将到来的冬天的萧条之间的沉思。这种沉思扎根在每一个拥有农耕传统的中华民族儿女身上，在长期的民族审美实践中建构起共有的民族审美心理。既然无法逃离与抛却，就服从并与之共生，这种具有“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取向所拥有的力量是个与类的聚合。坚守民族审美心理的真实，让这种“物哀化”的美学取向走得更远，更具有张力。

作者写文非经世载道之功用，不用写秋来达到某种世俗的目的，没有代圣贤立言，全然是夏丏尊式的“写作要忠于自我内心”。郁达夫就写秋的本色——“清”“静”“悲凉”，写出真切的情感体验而非牵强附会的情感幻想。细细品读，文中的秋不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极悲之秋，而是淡淡的、微微的悲秋，是有所节制的情感流露。既不假意迎合虚写“喜秋”与“乐秋”，也不固守传统极言“悲秋”。没有曹操笔下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壮烈，没有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哀，也没有欧阳修笔下的“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的强烈。在自我写作意识的指引下，抒发微微的、精致的情思，这不正是艺术上的自然与写实吗？

在情志双重路径上，坚守民族审美心理和自我写作动机的“真实性”让文章的“物哀”之美更具力量，完成了对“无常性”和“细腻性”的延伸。在三者的共力下，“幻灭之美”得以在“物哀美学”的视域下展现。

物哀美学虽为日本文学的审美理念，但与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息息相关，并非日本民族所独有，反而是扎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取向。从物哀美学的角度重读《故都的秋》，以期唤醒中华民族审美心理，意象选用的“无常性”，言语形式的“细腻性”和情志表达的“真实性”何尝不是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建构。本文在此三者的基础上阐发的“幻灭之美”不过是一点努力，《故都的秋》作为经典散文应在“物哀化”的探索下实现新的审美品格。

注释：

[1]方爱萍.论日本民族的“物哀”审美意识[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01）：117-121.

[2]尤忠民.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理念——物哀[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06）：48-51.

参考文献：

[1]杨海明.论唐宋词所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J].天津社会科学，1987（03）：81-86.

[2]尚永亮.悲秋意识初探[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31-38.

[3]王向远.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J].江淮论坛，2014（02）：151-155+167.

[4]雷芳.日本近现代“物哀”美学的三副面孔[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05）：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