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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结构:小说解读与教学的另一条路径

时间:2024-05-07

梁述

长期以来,小说教学大多陷入两条模式化的老路,一是“三要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之路,通过分析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以此达到大多老师追求的课文教学目标——主旨阐述;二是情节理论指导下的教学之路,通过梳理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以此把握小说的结构和主旨。由此产生的教学弊端很明显,就是学生在学习了大量的经典小说之后,对小说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这个层面上;同时,在独立阅读一篇新的小说的时候,更读不出“这一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小说的解读与教学需要理论的指导,这个理论应该是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更应该是符合“这一篇”小说的特点的。

与传统连续性叙述模式的小说不同,中学语文教材所选小说大多没有全过程式的情节,这些小说的解读与教学,我们可以借鉴孙绍振小说解读的理论核心——“错位”结构。关于错位,他指出:“在小说中,作家使人物心心相错,即使本来有心心相通的可能,也往往错过了时间和空间引起相错幅度的扩大。作家就是通过这种相错使情感结构失去稳定性并远离情感平衡态。”[1]根据这个理论,晓苏曾把错位结构小说之中构成对峙关系的矛盾分为三类,并指出:“归根结底都是情感的错位,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之中,情感错位往往是一种复式结构,既有人物与人物之间横向的情感错位,更有一个人物在不同时空所呈现出来的纵向的情感错位。”[2]我们在尝试了从错位角读来解读教材中的小说之后,也有了新的不同的审美体验,这或许可以为小说教学提供一个新的科学的思路。

一、物质与精神的错位

《羚羊木雕》是张之路的一篇揭示物质与精神错位的短篇小说。“我”把爸爸从非洲带回来的羚羊木雕送给了好朋友万芳,她送“我”了一把小藏刀,以此作为二人友谊的象征。可是在爸妈知道之后,他们逼迫“我”去把羚羊要了回来,对此“我”感到很无奈,很后悔,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小说选材很普通,内容也很简单,可它为什么能使读者为之动容呢?这就与小说的错位结构有关。作为孩子的“我”和万芳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友谊,万芳对“我”的好表现在:首先,为了救“我”,她在明知道会被妈妈责罚的情况下依然把划破了的裤子拿回家去给妈妈缝;其次,为了彻底救“我”(“要是再换过来,你还得站两个钟头……”),在裤子缝好之后她依旧穿着“我”的带有长长的伤疤的运动裤,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对任何一个爱美的女生来说都是极为不易的。“我”对万芳的好体现得也很明显,送她贵重的羚羊木雕。我们追求的是珍贵而纯真的友谊,属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而“我”的爸爸妈妈呢?当“我”说把木雕送给了“最好的朋友”之后,妈妈的第一反应是:“你现在就去把它要回来,……那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随便送人呢?”爸爸也强烈反对这么做,理由与妈妈几乎如出一辙,木雕是“贵重的东西”,而且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我”毫无争辩的余地。所以,小说中的爸爸妈妈完全忽略了儿童之间纯真的友谊,他们考虑问题的第一角度是物质。由此,人物之间就出现了横向的情感错位,而且错位的幅度很大,不可逆转,于是情节很生动,人物的个性也很突出。

《孔乙己》以一个十二岁的小伙计“我”的儿童视角叙述了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的悲惨命运。长期以来,诸多解读都认为孔乙己是一个不幸、不争的苦者、弱者,表现了鲁迅对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3]诚然,孔乙己是不幸的,生活也很苦,但他并不是弱者,因为他好歹有一个高大的身材,还是一个有文化的读书人。他的不幸,虽然有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但他自己的固执、不变通更应承担主要责任,所以我们“怒其不争”,却很难“哀其不幸”。我们不妨从错位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孔乙己。第一,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属于“穿长衫”一类的人吗?显然不是。首先,他的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可见他的贫困,可能就这一件长衫而已;其次,他站着喝酒,只能以茴香豆做下酒物,而穿长衫的是“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第二,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所以孔乙己的长衫既不保暖美观,又名不副实,孔乙己的语言也不能够发挥与人沟通的作用,那他为什么不脱下他破旧的长衫,摒除他一点也不实用的语言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孔乙己看来,穿长衫、说文言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象征,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只有穿长衫、说文言,他才能把自己跟那些短衣帮们区别开来,更只能在短衣帮们嘲笑自己时借此反击,从而找到所谓的自尊和优越感。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远大的精神寄托,看不起踏实的劳动,以至于物质极度贫困的矛盾的人,这就是他物质与精神错位的表现。

二、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台阶》是李森祥的一篇揭示理想与现实错位的短篇小说。在我们家乡,台阶高,意味著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而我们家的台阶只有三级,所以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为此,父亲开始了“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的准备,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父亲做得很认真;造屋的日子虽然辛苦,但父亲精力旺盛,十分兴奋。最终,父亲终其一生的辛劳造成了有高台阶的新屋。但是,父亲不仅高兴不起来,坐在高台阶上更感到极不自在,整天寡言少语,若有所失。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是父亲一生的理想,树立一个理想,然后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去努力奋斗,就有了精神寄托,所以父亲不以为苦;然而,当理想实现之后,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忽然失去了奋斗的方向,就会感到迷茫,甚至痛苦。第二,以前台阶低的时候,父亲总是低眉顺眼,无法受到别人的尊重(受人尊重可谓父亲理想的生活状态);后来九级台阶修好了,父亲本该抬起头来自尊地生活的时候,他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老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父亲的心理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于是陷入了比之前更大的痛苦。

《故乡》通过描绘故乡环境和人物的变化,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经济日益破败,农民日益贫困的现实,批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表达了鲁迅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之情。“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感到的却是“禁不住悲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我”所期待的故乡应该是童年状态的故乡。童年时,闰土雪天教“我”捕鸟,月夜带“我”守瓜;“我”带他见了许多他在乡下没有见过的东西……理想中的故乡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我”和闰土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更是平等的。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故乡如何呢?杨二嫂的粗鄙和贪婪使“我”愕然,与之无话可说。闰土不仅生活贫困,更变得语言迟钝,精神麻木,称“我”为老爷尤其使“我”感觉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的厚障壁”;闰土本是“我”想亲近的人,但他像对待封建地主一样对待儿时的伙伴,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之间已经无法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我”想要寻求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实的故乡再也找不到了,只能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宏儿与水生)。所以,理想与现实的严重错位,使“我”陷入了巨大的悲哀。

三、伦理与欲望的错位

《我的叔叔于勒》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篇揭示伦理与欲望错位的短篇小说。一方面,菲利普夫妇因于勒的贫富而前后变化的态度构成了人物的纵向情感错位。最初,于勒行为不正,糟蹋钱,他被人们(包括菲利普夫妇)称为坏蛋、流氓、无赖,只能打发他去美洲,去美洲的商船成了一艘解脱之船;接着,于勒从美洲来了两封信,说自己做了买卖发了财,并愿意偿还损失,菲利普夫妇称于勒为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好心的人、有办法的人,从远方归来的大海船也都成了希望之船;然后,当菲利普一家人在去往哲尔赛岛的“特快号”轮船上遇见于勒之时,菲利普夫妇想方设法地躲避卖牡蛎的落魄的于勒,称之为贼、讨饭的、流氓,这艘旅游船也就成了绝望之船;最后,返程时为了避免再见于勒,菲利普一家人换乘了圣玛洛船。前后因于勒贫富的变化,菲利普夫妇的态度发生了三次转变,人物情感随之发生了三次严重的错位,他们虚伪、自私、贪婪、冷酷的人物形象也就很突出了。另一方面,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儿童,表现“我”对于勒的态度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很重要,因为作者的情感倾向就是通过“我”表现出来的。“我”对于勒的态度集中体现在“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句心理描写,从“叔叔”“弟弟”“亲弟弟”都可以看出,不管于勒多么落魄,“我”都承认他与我们一家的亲戚关系。所以,“我”是从人的伦理关系来看待于勒叔叔的,蕴含了作者对善良人性的赞美;而菲利普夫妇是从金钱欲望的角度来看待于勒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丑陋人性的代表,是作者所要批判的对象。由此,二者构成了人物之间的横向情感错位。

《范进中举》通过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穷苦的读书人范进中举之后社会地位的变化,刻画了主人公身边各色人物趋炎附势的丑陋嘴脸。这篇小说,读起来总是令人发笑,当然,是一种流泪的笑,悲哀的笑,讽刺的笑。这种“令人发笑”的阅读效果是如何产生的呢?——错位结构的运用。中举之前,范进因为家贫没有地位,其丈人胡屠户称他为“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讥讽唾骂如家常便饭,而且用语低俗恶劣,伤人自尊至极,可谓全不把范进当一个人,更不像丈人对女婿,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伦理关系。中举之后,范进痰迷心窍发了疯,需要一个他平日最怕的人把他打醒,然而“最佳人选”胡屠户先是不敢打,接着是喝酒壮胆打了之后手颤心恼,然后是大段大段的恭维吹嘘,对范进的称呼也变成了“贤婿”、“老爷”,二人之间又形成了另一个极端的畸形的伦理关系。从一个极端的畸形伦理关系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畸形伦理关系,这是因为在欲望的推动下,范进(对功名的欲望)与胡屠户(对金钱、面子的欲望)都產生了严重的人格错位。

参考文献:

[1]孙绍振.美的结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94.

[2]晓苏.论当代小说的错位结构[J].当代文坛,2015(05):160-164.

[3]吴艳红.一个苦弱个体的悲剧命运——解读《孔乙己》[J].语文教学通讯,2017(08):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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