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议论文教学中容易混淆的论证方法

《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文体是记叙文，但记叙的主要内容，却是邹忌的一番论证。邹忌的论点是：齐王是深受蒙蔽的。邹忌的论证是：在家中，由于自己是家长，有特殊地位，因而，有人偏爱自己，有人畏惧自己，有人有求于自己，于是，在自己和徐公比美这种小事上，他们也一味逢迎，专讲假话，使自己深受蒙蔽。贵为一国之君，齐王在前三个方面的状况和自己是完全一样的：同样有人偏爱，有人畏惧，有人有所求。据此，邹忌断定：齐王在第四个方面——深受蒙蔽方面，也该和自己一样。文章记叙生动，描写形象，分析透辟，论证充分，哲理深刻，通过邹忌与徐公比美的小题目，做出了破除蒙蔽、纳谏治国的大文章。因此，不少专门分析论证方法的文字，也常把它作为论说文论证的典范加以分析。但对文中邹忌运用的究竟是什么论证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比喻论证”（亦有称“设喻论证”的），一种认为是“类比论证”。

何谓比喻论证、类比论证？这里很有必要对此做一番认真的辨析。

构成这两种不同的论证方法的前提不同。比喻论证的前提，是修辞学中的比喻辞格。它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本体，即被比喻的事物；喻体，即用来比喻本体的事物；比喻词，是把本体和喻体联系起来的词语。如“像”、“似”、“仿佛”、“如同”、“是”、“成为”、“化作”之类。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阐述的关于比喻定义的原则，比喻中的本体和喻体，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它们必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因而，“左边耳朵酷似右边耳朵”，绝不是比喻。二是它们之间，又必须有某个相似点。否则，彼此就会风牛马不相干。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写道：“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是比喻。其中本体（“微风中的缕缕清香”）和喻体（“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既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彼此间又有一点相似：飘飘渺渺，朦朦胧胧，如梦如幻，时断时续，似有似无。正是这一个相似点，使两个不同类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余光中的短诗《乡愁》，有四个结构相似的句子：“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它们就不是比喻了。因为“乡愁”和“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虽然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但彼此之间却找不出某一个相似点，因而，它们无法联系到一起。余光中这样写，不是要说“乡愁”像“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而只是说，乡愁寄托在、凝聚在这些事物上面。把修辞学中的比喻借用来说理，就成了论说文（或记叙文中有关人物的论辩）中的比喻论证了。但由于它的前提是比喻，所以，它仍得严格遵守构成比喻的两个规定：本体（有待证明的事物）和喻体（用来证明的事物）既不能是同类事物，彼此间又必须有某一个相似点。只不过，在比喻论证中，喻体既可是人、事、物，也可是一个有情节的故事。而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点，则是喻体中蕴含的某个不言而喻、众所公认的公理、真理。比喻论证的目的，就是要用喻体中那个众所公认的真理的成立，来证明本体的成立。它的内在逻辑是：因为A（本体，有待证明的论点）像B（喻体，蕴含着某个公理的论据），而B中的公理是成立的、不需证明的，所以，A也是成立的。《战国策·楚策·江乙论昭奚恤》一文中（狐假虎威的成语故事），江乙的论点是：北方并不畏昭奚恤，畏的只是昭奚恤身后的“荆宣王”。他证明这一论点的方法，就是比喻论证。他论证的逻辑是：狐狸声称百兽皆畏自己，老虎不信。狐狸就要老虎跟在自己身后亲眼去看一看。果然，百兽皆避。但百兽实际上避的不是狐狸，而是老虎。狐狸不过是“假”（即“借”）了老虎的威风。昭奚恤就像狐狸，楚王（即“荆宣王”）就像老虎。所以，北方畏惧的并不是昭奚恤，而是他身后的“荆宣王”。昭奚恤和狐狸，荆宣王和老虎，一为人，一为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但它们又有一个相似点：前者善于“假”它者的威风，后者是威风被它者“假”了竟懵不知情。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党中央及时做出了“精兵简政”的重大决策。但很多同志对这一重要决策很不理解，难以接受。为了提高这些人的认识，毛泽东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文中，毛泽东把当时抗日根据地形势的特点比成“鱼大水小”。用气候变了，衣着也必须随之变化的道理，说明形势变了，党的方针政策也必须随之改变。用《西游记》中孙行者变成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内脏把她战败的比方，说明“精兵简政”后我们的战斗力不但不会削弱，反而只会增强。文中运用的，也是典型的比喻论证。

比喻论证的本体只能有一个，但喻体却可以是多个，有多个喻体的比喻叫做“博喻”。苏轼著名的《百步洪》诗，就是博喻的典范：“长虹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把博喻的手法转移到比喻论证中，就会使说理形成一种发射连珠炮一般的排山倒海的气势，增强文章的雄辩和文采。

但是，从证明严谨与否的角度衡量，比喻论证并不具备严密的逻辑结构。因为，比喻在本质上是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先天就有片面性。因而，一篇论说文，在论证中，不宜只用单一的比喻论证方法，而必须多管齐下，方法多样。

类比论证的前提，是逻辑推理中的类比推理。所谓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有部分属性相同，从而推出它们的某种或其它属性也相同的推理。用一个公式表示，就是：

甲事物具有A、B、C、D……等多种属性

乙事物也具有A、B、C……等多种属性

甲、乙两事物为性质基本相同的同类事物，且有诸多相似点。

所以，乙事物也很可能具有D属性。

必须强调，类比推理中的“类”，指的是“同类”。“类比”，是性质基本相同的两个“同类”事物进行比较。这一点，就使它和比喻论证在根本上区别开来。

类比推理的结论，只具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其可靠程度，取决于共有属性与推论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越紧密，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高；反之，可靠性就越小。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的前三个属性（有人偏爱，有人畏惧，有人有求）与第四个属性（深受蒙蔽）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因此，他据以推出齐王也应和他一样，是深受蒙蔽的。这一结论，就相当可靠。

《墨子·公输》篇中，墨子对楚王说：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这个人是什么人？楚王不假思索，立即下了结论：一定是个偷东西上了瘾的人。墨子然后说：楚国的面积有五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就像一为文轩，一为敝舆；楚国有云梦泽，满山是珍稀动物，泽中是丰富水产；而宋国，一般的飞禽走兽都没有。这就像一家粱肉满仓，一家只有糠糟；楚国各种珍贵木材满山遍野，宋国连大树都没有，就像一家满身锦绣，一家却只有粗布短衣。现在，楚国却要去攻打宋国，想将其据为己有，大王又是想做什么呢？墨子在这里所要证明的是：楚王和他前面所讲的“这样一个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偷东西上瘾，盗窃成疾。墨子的论证逻辑是：“这样一个人”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舍其文轩而欲窃邻之敝舆，二是舍其锦绣而欲窃之短褐，三是舍其梁肉而欲窃邻之糠糟，四是偷东西上瘾盗窃成疾。楚王在前三个方面的属性与“这样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结论是用比喻论证得出的），所以，楚王在第四个方面——偷东西上瘾、盗窃成疾这一点上，也很可能像“这样一个人”。这也是典型的类比论证。

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所“证”的对象，往往不同。一般来说，比喻论证要证明的是本体和喻体“同理”（含有相同的道理）。如《吕氏春秋·察今》一文，其论点是“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是需要证明的本体。作者讲了三个故事：“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引婴投江”。它们的共同点是：情况变了、行为不变，导致失败。作者的逻辑是：治国就像“夜涉”、“求剑”、“投江”，同理，形势变了，政策不变，也是一样要失败的。要避免失败，则“变法宜矣”。而类比论证要证明的，是被类比者（乙事物）与类比者（甲事物）“同性”（同样具备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的属性）。如《纳谏》，它所要证明的，就是齐王（被类比者）与邹忌（类比者）都具有“深受蒙蔽”这一相同的属性。

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比”的范围不一样。比喻论证中，本体和喻体只须、也只允许比出一个共同点。而类比论证中，甲事物与乙事物却要进行诸多相同属性的比较。如《纳谏》和《公输》中，邹忌和齐王之间，“这样一个人”与楚王之间，就都做了四个方面的比较。

在议论文教学中，还应该提醒学生：严格意义上的类比论证，远不如比喻论证之常见。有些被人们认为是类比论证的范例，实际上，往往是由两个不同类而只有一个相似点的事物构成的比喻论证。有的，虽是两个同类事物比较，但比的，不是它们相互间诸多的共同属性以及据此推出的某个特殊属性，而只是彼此间在某一点上的相似。这也不是类比论证，而只是简单类比。

（基金项目：娄底职业技术学院2013-2014年“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项目建设专项任务”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国家骨干高职院校课程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研究——以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为例”）

张丽君，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责任编校：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