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上的价值选择

欧阳炜

[一  不是渔夫的“渔父”]

“渔父”是《楚辞·渔父》中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

文章开头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说法，这时应该是顷襄王执政期间，屈原在政治上遭到重大打击，容颜憔悴，心情苦闷，他来到汨罗江边，望着滚滚而去的江水，他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人来排解他内心的愁苦啊。这个时候渔父出现了，他说：“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至于渔父的出现，作者在文中并未交代，这就给读者留下了疑问。渔父究竟是谁？他与屈原的相遇是偶然还是特意等待的结果？如果是偶遇，那么渔父是否与屈原是旧识，不然何以在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情况下还能一眼认出？如果是特意等待，那么他等待的目的是什么？“何故至于斯”是暗含责备还是暗含惋惜呢？

我们再来看“子非三闾大夫与”这句话，这是一个反问句，说明渔父十分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屈原。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渔父本就认识屈原，而且很清楚屈原在楚国的所作所为，他跟屈原的相遇应是故意为之的。就像当年的姜太公直钩垂钓等待文王一样，他在等屈原这位失意者的到来，想要听一听他的心声。渔父问“何故至于斯”，也不是真不清楚屈原被流放了，而是希望创造一个谈话的契机。

因此，我们看渔父，绝对不能将其简单视为一个江畔的渔夫。在遥远的战国时代，文化教育权仅限于贵族群体，一个蒙昧无知、见识浅薄的普通渔夫是不可能故意来等待屈原的，更不用说与之进行人生观的论辩了。他应该是如高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狂接舆之流的隐士，朱熹也说“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①。这并非个例，在动荡的乱世里，一些头脑清醒的“士”往往由于现实的险恶，或主动或被动地归隐江湖，《论语》中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皆为此类。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渔父并非实有而是一个虚构的形象，是屈原内心矛盾冲突之下分裂出的另一个自我。洪兴祖认为，“《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②。对于有志于富强楚国、志向远大的屈原来说，眼睁睁看着楚国奸佞横行，国事衰微，他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希望能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可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只能将满心的愤懑诉于笔端。现实中无处寻觅的倾诉人，在他笔下便幻化为虚构的渔父，作者通过设置人物间的对话，将屈原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进行冷静呈现，让屈原在对话中，最终明确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让自己内心更趋于坚定。

在两次对话中，渔父始终处于话语主导地位。“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醨？”渔父此言是为了劝服屈原随波逐流吗？回顾前文，屈原说“举世皆浊”“众人皆醉”，渔父对此说法是认可的，所以他说“世人皆浊”“众人皆醉”，可见双方对于当下的黑暗现实都有清醒的认识，且都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只是渔父在面对污浊现实时选择归隐山林罢了。因此渔父两问“何不”，更像是一种激愤之语，或者是有意试探。对屈原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渔父应该是不反对，甚至是心存敬佩的。虽然自己归隐江湖，但世上至少还有屈原这样积极入世者在努力。所以在听了屈原的回答“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后，他“莞尔而笑”。这里的“莞尔”应是一种欣慰、一种赞赏、一种“和而不同”的心怀吧。

总之，不管是实有还是虚构，渔父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渔夫，苏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五》将“渔父”简单解释为“渔翁”是不够准确的。

[二  孤独且骄傲的屈原]

课文的标题虽为“渔父”，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能忽视，那就是屈原。屈原在文中以潦倒落魄的形象出场，以“宁赴湘流”的决然结束与渔父的对话，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生死之上还有更高的意义和价值值得追求。在阅读文本时，可能很多人都有疑惑，屈原为什么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死亡是否是他的唯一选择？笔者以为，屈原的死是他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是他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方式，换句话说，屈原认为自己已经“无路可走”，非死不可。

屈原是骄傲的。他说“举世皆浊”“众人皆醉”，清醒者只有他自己。但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世俗社会中的人，在坚守理想的艰苦道路上，他也会犹豫不决、徘徊不前。当一个人的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一个两难的选择：是继续坚持还是设法改变？内心的激烈矛盾冲突通过文本表现出来，就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屈原难道不知道“淈其泥而扬其波”“其糟而歠其醨”的人生更轻松吗？只要变通一下，他的处境就会好很多，就能更好地适应环境，何必苦苦坚守呢？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告诉他不可以。首先，他认为自己身负天命，不可亵渎。他在《离骚》的开篇就陈述了自己高贵的出身，“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在他的意识里，自己首先是一个身负天赋使命的高贵的人，他天生就是要引导世人、改变世界的，所以他不能容忍自己以“察察”之身受“汶汶”之污。而当现实否定了他的天赋使命，他的整个世界观崩塌了，他不能容忍自己以苟且的姿态存活于世，所以死亡成了他的唯一选择。再者，在屈原的意识深处，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楚国王族的一部分。在混乱的战国时代，大多数士人已经淡化了宗族生命意识，而屈原却将这种宗族的荣耀内化成为自己的骨血。对屈原来说，宗族就是国家，他的全部生命价值就是振兴自己的宗族，也就是振兴楚国。而楚国王族却并不认可他的主张，甚至对其进行排挤、打压，直至放逐，这对屈原来说无异于迎头重击。他在被流放时已是万念俱灰，找不到自己的生命意义，投江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屈原是孤独的。他以不“蒙世俗之尘埃”的决绝以身殉道，非常接近先秦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道。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要“舍生取义”。儒家重视个体生命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反对道家消极避世的处世方式。屈原作为一位标准的“士大夫”，一直以出世、济世为自己的责任，并以此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依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屈原认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其肉体本身的存活，而在于心中的大道是否得到实现。但屈原又并非儒家的忠实信徒，因为儒家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可见儒家是反对自杀的。屈原虽然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但其生命并未遭受威胁，甚至只要他学会变通，他就能改變自己的处境。这些屈原不是不知道，只是他不愿改变、不屑改变。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当现实的黑暗断绝了他的理想时，他便毅然赴死，用骄傲的姿态来超越沉重的现实。

《渔父》给我们塑造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旷达洒脱的渔父，一个是孤独骄傲的屈原。屈原的洁身自好、以身殉道，成就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标杆，受到万世景仰;而渔父进退行藏皆由我的自由不羁，亦成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失意时追求的生活范式，是他们精神的避难所。正因为此，《渔父》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

【注释】

① [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3.

②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