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何丧失执政权

马　也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立于1929年，连续执政71年，到2000年大选落败。这个党在墨西哥甚至在整个拉美的历史和现实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它是拉美实力最强的党，又是拉美各国执政时间最长的党。它的兴盛和落败，颇有借鉴意义。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内实行以追求平等为目的的民众主义，对外坚持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民族主义，统称为革命民族主义。

它通过三个行业组织即全国农民联合会、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全国民众组织联合会，联系着全国的最大多数人。1930年代，由它领导实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被认为是拉美最深入的土地改革。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持续增长30余年，年均增长率超过5%。到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占到38.5%，农业下降到9%，墨西哥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工业国。这在国际上被称为“墨西哥奇迹”。在对外政策方面，它顶住美国的压力，成为古巴革命胜利后唯一与之一直保持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

到2000年，墨西哥总体经济实力在世界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1位。2001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500亿美元，全国扫除文盲，教育普及率占世界第6位，人均寿命72岁，76.4%的人即7200万人享受医疗卫生服务。墨西哥在20世纪的社会进步，是同革命制度党联系在一起的。这也使它的下台，特别地引起世界各国关注。

革命制度党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大体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黨的建设方面，长期执政，实行“一党独大”和“意识形态霸权”，严格限制反对党和独立政治团体的活动空间，特别是迫使共产党和其它左翼组织处于非法地位，既缺乏社会监督，也缺乏党内监督。在党内，由于相当一个时期独断专行、腐败严重，派系斗争激烈，纪律形同摆设，很难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在2000年国际反腐败组织公布的排行榜上，墨西哥被列为世界第六腐败国家。革命制度党推出的总统、新自由主义的骄子萨利纳斯的胞兄劳尔，非法侵吞国家财产，在瑞士银行有大笔存款。革命制度党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和检察长、反毒局局长，纷纷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入党升官、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滥用权力、中饱私囊，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第二，国内政策方面，没有适应情况的变化进行及时而必要的调整。随着经济的增长，势必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回避的事实。革命制度党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注重宏观经济指数，而忽视社会公正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工业化过程中盲目城市化形成大量新的城市贫民。这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众主义陷入空谈。

第三，国外势力的影响和干预。墨西哥与美国有很长的边界线。用革命制度党前总书记曼奴埃尔·巴特莱特的话来说，党执政后期的几任总统，都是留学美国的技术官僚，缺少对国内实际情况和民众要求的了解，脱离国情党情，全盘接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大约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形成一个收入高于产业工人而在总人口中比重却接近产业工人的中间阶层，被称为中产阶级。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政治反对派，也得到西方首先是美国势力的明明暗暗的支持。在美国对墨西哥民众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国有化政策久存不满，媒体多年来进行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改革绊脚石”的煽动宣传的情况下，留美技术官僚和这个所谓中产阶级，就成为墨西哥皈依西方政策的国内社会基础。

第四，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宗旨的改变，他们背弃了为墨西哥多数人接受、保证它长期取得执政资格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改为尊奉从美国进口的新自由主义。

背弃党的宗旨、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1994—2000年出任总统的塞迪略。在他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国家总统期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召开了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把党的宗旨改变为“社会自由主义”。为此他得到一个别名：“墨西哥的戈尔巴乔夫”。

结果是对外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美国，对内越来越严重地侵害和剥夺广大人民的权益，两极分化空前加剧，失去工人、农民的支持，直到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不满。1994年加入北美贸易协议，当年工资下降40%—50%，生活费上升80%，2万个中小企业崩溃，1000多个国有企业私有化，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和恰帕斯州印第安农民起义同时爆发。革命制度党自己挖掉了自己的执政基础。人民的愤怒已经无法遏止，终于在2000年大选中抛弃了这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