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文明特性看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

文/马丽蓉

自倡建“一带一路”以来，***主席提炼出“丝绸之路”“丝路精神”“丝路文明”“丝路人”“丝路伙伴”等概念，强调“丝路精神”对共建“一带一路”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共建“文明之路”尤为重要，即构建丝路人文共同体，并向世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提出增强“一带一路”共建互信的中国主张。本文聚焦于“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问题，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探讨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之道，尤其是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是为回到丝路语境认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新尝试。

创新性：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成长与复兴的动力

（一）创新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内生动力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精神，形成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意识，并积淀成勇毅进取的民族品格。如今，更是在创新应对丝路共处问题的严峻挑战中成长与复兴。中华文明在连续不断的“挑战—应战”中获得了生长动力，外部环境的征服与内部自决的强化相伴其中，并在丝绸之路上实现时空双维文明接触，既实现了中外文明于不同时代的物质、制度、精神、心理等多层面横向接触，又实现了中外文明自汉唐至当代的跨时段纵向接触，凸显丝路在中华文明成长中所发挥的空间支撑与时间维系的双重作用。“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丝路命运与中华文明命运互为因果并形成共构关系，表明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华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其中，中华民族在创新应对“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中得以成长，古今丝路创新性伟大实践即为明证。

（二）古今丝绸之路彰显汲古向前、开拓进取之创新精神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张骞“凿通西域”走向世界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走向世界的壮举，以及“一带一路”正在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伟大新实践，均是上述精神、品格的历史荣光与现实写照。

2014年6月，由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缔结丝路天然伙伴所需地理通达、往来便捷、人文有序的真实写照。中国在多元文明交往中所具地缘优势得以凸显，尤其是草原丝路、绿洲丝路、陆海丝路间的互联互通，推进了中外文明交往互鉴与创新发展，形成由“信息、思想、价值、规范、认同等文化资源的交流与吸收”的文明进程，使丝绸之路成为基于共享场域内解码“中国与世界古今关系”共处问题的密钥，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性格，折射出中华文明与时偕行、积极进取、刚健日新之创新价值导向。

（三）丝路文明交流推动中华文明守正与创新并行发展

中华文明追求的创新是在坚守天地人间大道、正道基础上的守正创新，唯有“守正”，才能真正地创新、创造。“守正”意味着中正平和，在创造中要有坚守、坚持和延续。中华文明充溢着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理性，其文化自信与充满活力的创新亦体现于丝路文明交流中。当下，弘扬“丝路精神”的共建“一带一路”新实践，正从三方面着力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一是针对西方“文明冲突论”，中国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中具体践行；二是针对西方“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论，中国提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中渐显实效；三是针对西方单边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具体显现。这与中华传统文明中尊重、和平、和睦的理念一脉相承，且对塑造顺应时代潮流的国际合作模式深富创新含义。从文明交往—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三维度探索“丝路多元行为主体间的相处态势及其相处之道”，为构建“中国与世界未来关系”注入了不竭动力。

包容性：中国建设丝路人文共同体的方略

（一）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生机勃勃并赓续至今的重要源泉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这是由其突出的包容性等特质所决定的。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碰撞、交流、融合，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中华民族主张民胞物与、万邦协和的天下观，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且在与其他少数民族开展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在与其他文明开展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中形成丝路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在倡建“一带一路”新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华民族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彰显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特性。中外文明在物质、制度、精神、心理上跨时空的相互影响，显现出成长型文明所特有的“多样性和分化趋势”，但又在同一个时代开展中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在经文并举中形成了丝路人文共同体。

（二）“郑和符号”与“丝路精神”的对接共塑了和合共生的文明力量

郑和“七下西洋”壮举在丝路国家和地区影响深远，由郑和崇拜、郑和文化、郑和精神三个同心圆共就了“郑和符号”，使“历史郑和”在“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中产生了“文化信码”功效，形成郑和“符号现实”，并由三个圈层的“意识图景”组成：内层的“郑和精神”亦即和平与发展精神，《郑和航海图》与肯尼亚“郑和村”等所负载的航海知识、地理知识、亚非历史知识等，展现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的“民族精神”，成为建构丝路认知的重要知识基础；中层的“郑和文化”亦即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合作型安全观，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双向宗教交流催发的非传统安全观等，折射出互利共赢、求同存异、患难与共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成为建构丝路认知的话语基础；外层的“郑和崇拜”亦即“混合型信仰崇拜”，郑和寺庙、郑和遗迹与传说、郑和布施寺碑及郑和传教事实等，彰显丝路人文资源的丰富性，成为建构丝路认知的社会基础。而且，“郑和符号”通过直接与间接方式，产生了辐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扩散效应。就“郑和精神”而言，郑和团队在丝路沿线开展的贡赐贸易与宗教慈善相互联动，且与其慎武促和的安全举措相得益彰，在兼顾民生与民心双重需求的“宣德柔远”实践中催生了“丝路人文共同体意识”且生成了和合与共的文明力量，建构了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价值基础。就“郑和文化”而言，以经济外交与宗教外交为抓手的郑和团队，与丝路国家和地区间形成“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在其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合作型安全观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丝路经济共同体、丝路人文共同体、丝路安全共同体，奠定了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历史基础。就“郑和崇拜”而言，在丝路国家和地区出现“华人华侨越多、郑和崇拜则愈甚”的信仰现象，使华人华侨成为“郑和符号”的建构主体，华人华侨社区成为“郑和符号”扩散的核心场域，华人华侨成为亲华、友华的核心力量，塑造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社会民意基础。因此，“郑和符号”的丝路扩散，不仅在建构丝路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亚非拉丝路人文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更对“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显著成效影响深远。

（三）“和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夯实了以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丝路共有认知

由中外文明求同存异发展的“开放包容”、通商易货与知识交流带来观念创新的“互学互鉴”，以及资金、技术、人员流动与商品、资源、成果共享的“互利共赢”，共同构成了“丝路精神”，成为“中国与世界丝路关系”的共处之道，表明中国通过商品、技术、制度、思想等全方位影响了丝路全球化并惠及世界。丝绸之路密切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也密切了人类族群间的关系，突出了人类生存交往、交流、交换的现实性，淡化了国家、地区、族群的地理空间的局限性和思想意识的差异性，从而树立了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意识，树立了人类物质交换、文化交流、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平等意识，由此建构了以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丝路共有认知，并在丝路情感与丝路记忆的加持下得以传承，且对“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实践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优化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认知的重要变量。

和平性：中国伙伴外交在“丝路精神”引领下的演进本质

（一）亲仁善邦、协和万邦构成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和平文化底色

“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不懈的精神追求。热爱和平、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一贯的文化品格。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初心被具化成不同朝代的对外友好政策，如汉武帝奉行外施仁义与推行德治的外交政策、唐贞观时期采取的友善的纳贡政策与优惠的外贸政策，以及明朝结伴亚非的友好政策等。中华传统文明中蕴涵的和平文化基因以及中国“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伙伴外交在丝路萌芽与发展的强大思想来源。中国古代谋求结伴的朝贡制度与交友政策，折射出中国丝路外交历史演进的和平本质，并对新中国人民外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和平性成为中国外交在“丝路精神”引领下演进的本质。

（二）和平合作促推中国与丝路伙伴国家共同发展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丝路精神”所铸就的丝路多元行为体和平合作共处之道，成为中国长期以来伙伴外交的基石，为人类发展持续贡献智慧与力量。目前，“一带一路”已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越南“两廊一圈”、巴基斯坦“2025年愿景”、沙特“2030年愿景”、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等实现战略对接，表明弘扬“丝路精神”的共建“一带一路”新实践，正在带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伙伴外交进入提质增速新阶段。今后，我们还应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做大做强“一带一路”朋友圈。

（三）丝路外交与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具有同构性

在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互动中，“丝路精神”成为中外丝路伙伴上千年和平共处之道，使得丝路外交与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具有同构性。这三类外交受中国上千年和平外交传统的影响，其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三类外交目标都是结伴交友，所交往领域主要包括经济、人文与安全等，烙有商旅、教旅和学旅“三轨并存”的丝路交往模式影响之印；二是睦邻制度与友好政策，尤其是朝贡体系向结伴体系的演变，渗透着中国和平外交的“文化基因”；三是在丝路外交中，中国不仅能向世界提供“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还能提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能提供“强而不霸”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凸显“丝路精神”所塑就的丝路多元行为体和平合作之内质，揭示了中国与丝路共建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具有同构性的事实，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的和平外交传统，弘扬了“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的中国“和”文化精神，这有利于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也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突出成效，已成为南南合作典范而助力世界和平与发展，且在弘扬“丝路精神”的现实中彰显出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结语

解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有多个视角，而中华文明之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为解读“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其中，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成长与复兴的动力，包容性是中国丝路人文共同体的建设方略，和平性是中国伙伴外交在“丝路精神”引领下的演进本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是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新实践的关键，凸显了中国伙伴外交格局中亚非拉伙伴外交的基石地位及其南南合作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