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

文/单继刚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经历了从社会进化论到唯物史观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演变，实践进程则经历了从拒斥马克思主义到照搬马克思主义再到辩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演变。

《资本论》片段翻译的开端意义

1899年，《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节译的《大同学》，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提及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中文文献。《大同学》第一章援引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一段文字：“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曼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正是这段文字的翻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门。

《大同学》的底本是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遍查此书，仅能找到两处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均出自英文版《资本论》（Capital）。全书未提到《共产党宣言》，因此，它不可能成为前述译文的来源。所谓“纠股办事之人”乃指“资本巨头”，他们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比“君相”的权力还要大，后者的影响不过限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垄断资本主义导致无产阶级受剥削压迫程度进一步加深，必然引起暴力革命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比较《社会进化》和《大同学》的相关段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论》而非《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最早被翻译为汉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就哲学来说，它包含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世界历史理论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著作初传入中国之际，很多翻译都带有编译的性质。译文与原文有明显差距。汉语版相对于原版来说，显然是“另一个版本”。即便后来更为贴近原文的翻译，仍然受制于目标语言和源语言的巨大差异，所以仍然是“另一个版本”。无论是初期采用的汉语固有词汇，还是后来从日文中借来的词汇，这些译语与源语言相比，在意义和功能方面都难以完全吻合。以“bourgeois”和“proletarian”的汉译为例。《大同学》将它们译作“富家”与“穷黎”，朱执信1905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片段中则将它们译作“豪右”和“细民”，再后来，李大钊从日语中借来了“有产者”（稍后译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这些术语都难以把它们和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揭示出来。汉语中的“产”，总是首先让人联想到“财产”（property），也就是生活资料，而马克思的“产”与“生产”（production）的关联度更高，所以主要指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尽管有了财产，但只要不占有生产资料，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那么他们的无产阶级身份就没有改变。在汉语语境中，似乎无产阶级有了财产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在德语、英语、法语语境中，引起这种误解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意义距离，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时候，意识形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译文的面貌。李提摩太深知“华人亦有步外国之后，而同受其迷者”，希望翻译《大同学》而让中国的有志之士“俯赐披览”，避免走西方的旧路，所以强化了颉德思想中“节性以救进化之弊”的方面。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加了大量按语，对译文进行了斯宾塞主义的改造，强化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观念，增添了较为浓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目的是“自强保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这里之所以讨论翻译标准问题，无非想证明这样一个观点：译文不等于原文，译文是原文基础上的再创作。翻译的限度和不确定性导致了笔者所称的“引用困境”（quotation dilemma）或“引号悖论”（dilemma of quotation marks）。当我们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时，引号之内的应该是“原文”，例如德文、英文、法文等等，是作者的话，而不应该是“译文”（汉语）——译者的话。大多数人把外文作品的译文放进引号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任何不妥。然而，就引号的定义来说，这样做确有不妥。将译文而非原文放进引号的做法产生了“引用困境”或“引号悖论”——非引用的内容与引用的形式相矛盾。国内学者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多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依据，其实中文版只是“桥梁”，它的意义在于将我们引向原文。

“两个决不会”影响下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循一定规律，沿着一定道路、方向、阶梯进化，不能躐等，中国也难以独异。“人类治生方法”的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组织的次第变更发展，社会一切组织亦随之进化。人类社会由“游牧酋长时代”到“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再到“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的演进是历史的必然，非人力可以阻挡。虽然在空间上各民族“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但是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从这些论述来看，陈独秀无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具有明显的机械化倾向。

同那个时代中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陈独秀能读到的马克思经典著作（译本，包括节译本）非常有限。在题为《马克思学说》（1922年4月23日）的演讲中，他提到介绍唯物史观的三种著作：《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中一段文字值得高度注意，它明显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两个决不会”成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来源。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这种制度肯定是保持不住的。中国产业还未发达，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经过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而这种制度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可能被推翻的，所以无产阶级还要等待，一直等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或者按照陈独秀的说法，至少在成熟的过程中，那时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如何理解“二次革命论”中的“二次”？“二次”显然指“资产阶级性质革命”与“无产阶级性质革命”这两次。由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这两次革命的主张，是不是可以称为“二次革命论”呢？显然不可以。这里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的领导权和两次革命之间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经过了充分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然后搞资本主义，经过充分发展后，无产阶级再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那么这是典型的“二次革命”。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保证，那么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那么就谈不上“二次革命”。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中间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加之两次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俄国革命并不是“二次革命”，而是“不断革命”。

唯物史观与俄国道路冲突吗？“二次革命论”与“不断革命论”冲突吗？回答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键，是弄清楚唯物史观的强纲领和弱纲领之分。“两个决不会”是唯物史观的强纲领，但并不适用于俄国。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草稿）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马克思在“西欧各国”的下面加了着重号，无论在草稿中，还是在正式的复信中，都是这样。这等于说，在西欧以外的地区，“五形态论”是不是适用，要看具体的历史环境。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遭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评。在反思俄国以及其他非西欧地区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弱纲领，“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这意味着，唯物史观并不提供“万能钥匙”，它的真理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唯物辩证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奠定逻辑前提

汉译文本打开了新的意义空间，它与原文的意义分殊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汉传马克思主义”，但还不足以使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经过汉语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以原创性成果的出现为首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上，1927年是个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前，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社会进化论体系和唯物史观体系，自此以后，流行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1923年，瞿秋白自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系统讲授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互辩律的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在“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的政治氛围中，这种新哲学并没有成为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更没有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到了1927年，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1927年开启的唯物辩证法的大流行，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成为可能，故可以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元年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元年。

唯物辩证法为什么在1927年风靡全国？究其根本，乃起于对大革命失败的哲学反思。谭辅之指出：“自一九二七而后，政治活动的路子碰了壁，于是有许多人就转到学术思想的路上来。的确，行动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审，则感觉做政治运动是离不了理论工作。这时又深深感觉到旧的理论已成窳腐，不堪使用，于是群起介绍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王独清也持同样看法：“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给予一般民众许多教训，前进的智识分子便露了一个对过去革命检讨的企图。不过要达到这层目的，却非先有一个基本理论的建立不可。”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仅仅依靠唯物史观是不够的，必须更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行，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的现实社会，形成真理性认识，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反对本本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论战、新启蒙运动、《实践论》、《矛盾论》……经过这一系列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本途径越来越清晰。

蔡和森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二次革命论”。实际上，这一术语正是蔡和森的发明。他把陈独秀视为中国的孟什维克派，认为两者的理论没有实质性差别。两者都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截然分开，中间横插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等到经济条件成熟以后进行，而缺乏从民权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从蔡和森的分析可以看出，孟什维克的错误在于把马克思关于西欧道路的论断照搬于俄国。中国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以像俄国那样快呢？对此，蔡和森给予否定的回答：“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国与印度，农民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严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低，不够独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社会主义先进国的帮助，所以这些地方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像如俄国一样。”据此，蔡和森对瞿秋白主张的由民权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也进行了批评，称这种理论“混淆中国革命的性质”，“混淆无产阶级政党最低度党纲（工农民权独裁的）与最高度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的任务”。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强调领导权问题、军事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响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体现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思考。此后，他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不断破除教条主义，推动经典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实现了“哥白尼式反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主张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革命发展论是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结合。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规划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纲领。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百余年的艰辛探索。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