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与西方现实主义方法的差异

文/李滨 陈子烨

（李滨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子烨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原题为《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兼评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方法差异》）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从具体的经济基础出发研究社会与历史的一种方法。它从现实存在的生产方式着手分析社会问题，同时注重既定的上层建筑对社会的反作用。这种既定的上层建筑也是现有或历史的生产方式的产物。由于上层建筑建立后就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会反过来影响社会与历史变化，因此，在一个历史片段中既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对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产生合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有以下特征：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经济基础来分析社会与历史的；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机械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既是政治经济学方法，也是历史的方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具有数学模型的、跨历史的一些所谓“科学”方法是有区别的：前者认为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后者则不是。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差异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从国家或国际体系层面（或者两者结合）出发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历史唯物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同样可以从这两种视角展开分析。

在国家层面，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路径从某个时段国家的经济基础（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出发，结合国家的具体历史传统和相应的政治体制分析国家对外行为。这是一种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合力”分析，其路径是某一时期国家的具体经济基础、特定政治体制与风格以及历史传统是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合力”。这种“合力”分析使得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变得具体而独特，可以用来诠释国家对外行为变化的可能性，但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精确预测。另外，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并非循环往复，历史经验只是作为借鉴来理解未来可能性，无法从中确定数量模式以精确地“算”出未来。

古典现实主义同样从国家层面分析国际关系，其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主要存在三点差异。

首先，两者对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动机的认识不同。两者都认为国家行为动机是利益，但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决定利益的是先验的人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经济基础为出发点，不承认这种先验的人性，认为人的善恶本性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社会生产实践产生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人的阶级划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按其需要决定着国家利益。为了证明这种利益的正当性，统治阶级往往将其包装成能够代表国内所有群体的普遍性利益。不难看出，人性实际上来自社会实践，具有阶级性和历史的变化性。阶级利益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因此，这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分析。

其次，两者在对外交往的内在机制上具有不同看法。国家只有在交往中才会产生冲突与合作。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交往的内在动力是经济的，国家间的交往基础在于满足“吃喝住穿”的生产。生产是决定国家间交往的基础。这种生产实践的历史性产生了利益的具体性和独特性。古典现实主义往往不涉及建立在生产基础上的交往，将交往的内在动力机制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给定”进行了回避。正是基于在经济基础上讨论交往与交往理性，马克思主义才把资本主义下的帝国主义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了国家利益的阶级属性。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的不同本体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和国家间交往的机制都立足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生产关系。而在古典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利益和国家交往机制建立在抽象的人性以及基于人性追求权力的本性上，由此不变的人性推及不变的国家属性（国家拟人化）。可见古典现实主义并非基于社会生产关系讨论国家。这种本体观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历史的重复与循环，认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的实践过程产生的矛盾促使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历史看成不变人性的产物，认为国家间交往都建立在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判断之上。

综上可知，历史唯物主义从国家层面分析国家的对外关系遵循以下路径：国家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国家对外交往，国家对外交往体现的利益由国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交往属性来决定，国家间的冲突并非产生于先验的人性，而是产生于经济交往过程中具体的利益以及保障这种利益的权势。具体的政策形态则是由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传统共同决定的，因此建立在生产交往过程基础上的国家、国家利益与交往动机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具体的、变化的。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差异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国际结构或国际秩序是一种建立在国际生产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与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所构成，施动者与结构之间是相互决定的关系：施动者可以塑造或改造结构，结构反过来通过压力与约束影响施动者的行为，但施动者并非完全是结构的消极承受者，其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突破结构束缚或改造结构。这种结构分析在国际关系结构研究中同样适用。

一些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色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都具有这种特性，例如考克斯的历史结构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的结构大体也是如此（虽然历史主义成分薄弱一些，结构的固化色彩较强一些）。从这两种公认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结构理论中，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国际结构理论中的应用踪迹：在世界经济基础上分析体系或结构的来源（如考克斯的理论更注意世界经济的不断变化性），强调由此建立的结构是一种政治经济的结构，结构中的政治经济矛盾是结构改造的动因，结构是新兴大国塑造与改造的产物，现存的结构稳定都有“合力论”的成分（如国际权力分配、制度和文化的共同护持作用）。同时，这些理论都比较重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等级性，如中心与外围、世界都市与乡村之间的支配与从属。

与比较典型的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相比，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与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主要存在三点差异。

第一，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结构完全是一个自主的政治结构，要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而且完全是自发产生的。这种国际结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结构，不涉及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施动者对结构的创建。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眼中，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是由霸权国塑造的，这种塑造在于霸权国国内的生产与交往模式决定它需要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满足其内在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要求。由此，在结构与施动者关系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结构在于施动者的主动塑造。

第二，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结构不同于国内等级式的政治结构，是一个水平的结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结构则既具有水平性（大国之间）也具有垂直等级性（中心对外围）；既存在大国间的权力竞争，也存在着小国对大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的依附，还存在着由霸权国家主导的“无政府的治理”。究其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把国际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国际生产与分工）作为国际结构的基础，将国家在分工中的地位作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

第三，华尔兹体系内的单元除了能力大小，功能基本相同，都是追求安全的实体，而且国家应对外部无政府结构的反应是在“科学化”的工具理性（它不同于古典主义内在自然理性主义的理性，具有实证主义色彩）上展开权力互动，最终导致均势。而历史唯物主义结构理论中的国家至少有中心与外围国家的区分（阶级分析的一种国际应用），并且强调国家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对国家特性的建构。国家会依据这些独特性对结构压力与限制做出不同反应。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对安全的考虑是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从而导致政治决定经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更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

第四，结构的作用是引导只具有工具理性的国家互动形成了权力制衡游戏（国家间互动的结果），体系中国家实力的变化并不影响结构的本质——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无政府状态作为体系中的结构规定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的状态和国家的对外行为。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旨在说明某一历史时期的结构促使各国按霸权国的要求进行互动，通过结构体现出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力护持霸权国希望维护的政治经济秩序。新的霸权国家带来的结构体现了结构规定性的内在不同，如各领域国际制度的变化。由此，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结构及其规定性仍是霸权国的得益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实力优势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差异，这成为制约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通过比较可知，结构现实主义仍然是一种静态的本体观与历史观。这种体系中的两个要素——结构和单元——基本是不变的。无政府结构自发地引导着单一的工具理性的国家进行互动，结果就是循环往复的均势。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种跨历史理论，它从经济角度研究不同时代的国家经济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间生产与交往。生产的历史性导致民族间的生产与交往也呈现历史性。因而这种体系是一种历史的体系，由此产生的体系结构也是一种历史的结构。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体系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定义的结构不是新现实主义自发的且本质不变的结构，在其看来，随着大国不平衡发展，国际体系是主要大国国内体制的国际投射，是一种人为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是一种内在属性具有历史变化性的结构。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差异

在国家如何应对国际结构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国际研究与结构现实主义截然不同。这也决定了它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注定存在差异。

从根本上说，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补充理论，仍然没有跳出结构主义的窠臼。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国家内部对外部相对权力变化的评估机制的失准、战略转型的困难、内部政治体制（如议会、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的掣肘、国家征调和动员能力的困难以及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影响力等方面分析了国家面对国际相对权力变化时短期内不能遵循结构“律令”的原因。正是这种违反结构“律令”的行为导致国家对外战略遭受挫折，最后“迷途知返”回到结构的预期轨道，实现了结构下的均势。结构现实主义中的结构主义精华由此在新古典现实主义中保存下来，即认为施动者是结构的奴隶，固守静态的历史观，漠视施动者在结构下可能具有的能动作用。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施动者与结构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彼此不存在绝对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结构是施动者塑造的，同时对施动者具有束缚作用，但这种束缚并不是绝对的，存在着施动者突破结构束缚甚至重新塑造结构的可能。这里既涉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涉及人的辩证思维与历史的进化。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国家在结构下的反应时是综合考虑各国的属性，如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领导者的素质与领导能力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地位，而不是机械地断定国家必然在结构下“逆来顺受”。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结合国际结构与国内属性的国际研究应当具备四个特点。第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国际结构是一种政治经济结构，它由霸权国建立与主导，通过物质权力、制度和意识的“合力”形成一种结构性束缚力，迫使体系成员遵循国际结构的“律令”，遵守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这种压力还不同程度地压迫着体系内各国改革/改造国家属性，以使自身在体系内获得“合法性”存在。第二，由于体系既有水平性也有等级性，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对结构的可能反应。但这仅仅是可能的态度，一国采取的最终战略取决于多种因素，不能机械而简单化地认为其在体系中的身份决定了一切。第三，从大国关系来看，不存在必然的制衡与协调，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秩序的霸权性。第四，从垂直层面而言，外围国家对结构的反应比较复杂，既可能是反抗者，也可能是追随者，还可能是两者的综合。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国家面对结构的反应的研究同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是结合历史条件对单个国家的具体研究，都不是普遍适用的理论。但新古典现实主义最终仍以结构作用为归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则既注重结构的整体作用，又强调施动者的内在属性，特别是国内经济基础的作用及其相应的能动作用，以此说明国家不一定是结构的“奴隶”，从而摆脱了结构主义的窠臼。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国家依据社会经济结构、实力的大小以及领导者政治智慧对其所在结构的压力做出具体反应。这种反应不像新古典现实主义一样，最终以结构“律令”为归依，而是注重国家内在属性与政治智慧对结构的压力做出“顺从”“反抗”“周旋”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的国际关系研究虽然也注重结构的作用，但更强调相关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如中心、外围）以及有关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政治文化。可以说，这种研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仅仅从国家的内在经济与政治社会属性分析其对外行为（即上述的国家层次研究）进行了扩展，结合了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作用，是整体与个体结合的研究，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