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角下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时间：2024-05-08

赵丽

(山西工商学院，山西太原 030000)

一、引言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处于中国文化典籍和英译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涉及许多与这两个学科相关的理论。近年来，中国文化典籍和英译研究经常需要接触一些基础理论，其中接受理论、话语理论与多元系统理论，与符号学的研究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符号学视角下，如果人们以符号学为基础理论，结合相关的理论体系，建立一个纵横交错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网络，将有助于对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进行深入的全面化的相关探究。文章将通过相关论证建立该系统网络的可行性。

二、国外符号学的相关研究

符号学是一种研究符号系统的学术研究。20世纪初，开始建立符号学的概念，而人们对于符号的关注从未停止，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于符号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现如今随着人们对符号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20世纪初，逐步形成了两大学派，即在美国的符号学学派，处于欧洲的大陆学派。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与法国著名中国文化典籍理论家、结构主义美学家的罗兰·巴特，是欧洲大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和查尔斯·莫里斯，是美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符号学的著名研究学者索绪尔研究中提到语言符号的研究意义取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派的奠基人皮尔斯对于符号有其自身的定义，即“符号也许就是用于展示或者内涵某方面的能力的所指”。换句话说，符号表示的是对于某种对象的某种解释，皮尔斯将符号的阐释引申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后续的莫里斯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引申。他的理论认为能指过程是由三个方面进行构成，即符号的承载、能指和解释人，莫里斯的解释中还指出，还有可能存在着第四方面的因素，即口译员。莫里斯对于符号学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研究突破，他指出了能指的本质，将人与符号链接起来，是人们赋予了符号的含义，产生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符号学本身是一门语言研究的科学。其发源于结构主义理论，并引申出来。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之前的符号学研究，片面看中符号自身的自然结构与代指含义，不注重对于符号自身的社会化研究，忽略了符号在社会中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关系，之前的符号学研究，往往注重符号自身的所指，忽略了符号自身所处的特定环境与在特定环境中体现的不同意义。这些争议的存在，产生了一门新的研究方向，即社会符号学。在社会符号学研究中，其代表人物就是韩礼德和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与英译方法方面的研究。还有研究学者通过对他们思想的研究，吸取了其中新的思维方法，创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即在中外文献英译中的英译方法。社会符号学的研究原理与一开始的符号学研究基本概念是一致的，在研究中外文献英译的过程中，需要对符号学的自然固有成分进行再研究，突出符号所指的社会信息的研究，利用符号学的多重特点进行多重剖析。因此对于符号学的研究是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的基础理论的。

三、中国文化典籍研究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髓的汇总，是几千年来各类优秀人才的思想的汇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典籍的文化传播逐步深入世界各个角落，世界的目光也逐步从欧美文化转向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播成为必然，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语言的因素，需要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专门英译，典籍英译中需要涉及多方面因素，即英译的语言环境、文化环境、用语习俗、意境的变更。尤其是在中国文化需要展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需要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专门研究。以诗歌为例，中国古代诗歌文化辉煌灿烂，在诗歌英译中，需要结合国外的文化背景与语言特色，巧用意境转换，从而保证诗歌的精神内涵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从美国的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的角度而言，其认为诗歌的英译需要更加的全面，可以从相关意义即名义、语内、语用等方面进行多维度阐释。

巴赫金在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颇有建树，是集成中国文化典籍、语言学、美学、历史文化科学和符号学的集大成者，他在英译研究中充分同意符号学在英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巴赫金在研究中指出，“所有的符号形态所指向的事物都有其固有意义，在以往的很久以来的研究中，精神的东西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意义类的符号。”比如在现实中，当某个事物作为某种事物的象征而存在，当慢慢被人们接受后，这个事物的象征已经成为一种固有的概念性的认识。换句话说，巴赫金认为世界就是由文字与符号组成的现实世界，符号本身具有社会性、指代性、思想性、物质性。

根据相关的研究理论，运用符号学的思维进行英译中国文化的典籍工作，需要在结合以下的英译概念进行深入探讨。

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一种意义性的符号，社会也就是符号的社会，社会本身蕴含的文化内容，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符号范围，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就是符号的次系统。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亚文化系统，但它不是唯一的表意系统，文本中所有符号的意义都与社会息息相关。

中华文化典籍的英译过程可以设定为一个系统的符号学理论。每个符号学理论又可以分为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都是来源于对社会的映射，这些子系统都在阐释着世界的各个层面，它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学作为一个文化的子系统，是符号学与中国的古代文化书籍、中国文艺发展史、相关的心理学、中国的社会学系统、中国的语言文化系统，文体学系统、语用学系统、中国的话语分析系统、文化学系统、中国传统美学等诸多子系统有着纵向的聚合或横向的结合。

中华文化典籍的英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对于中华文化与其他外国文化的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华文化的典籍中，中华文化的符号学承载着诸多中华文化的信息，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均是中华文化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文化英译过程中，是从中华文化的符号系统转换为英译的目标系统，这种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换，一种符号的交换。

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中需要注意的核心要义是英译其内涵与实际意义。符号学中经常提到三位一体意义，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是一种常态的意义研究，在英译中国需要结合其自身的意义、语内意义和语用意义进行英译。意义需要结合在整篇文章中的修辞，语法、语句结构等进行英译，语句的意义问题是文化典籍研究，文化典籍英译的核心要点之一，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符号学中常用的意义概念是在一定时空中构建的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在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过程中，典籍自身所代表的符号与周围社会与环境产生的相关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某种内涵。符号学的英译过程中，同时还注重对于语用意义的研究，注重人在相关意义建构中国的作用，注重通过相关语言的语境及外部的因素的影响而建构的相关意义，这与海德格尔等人的解释学角度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中，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更加宽泛与深入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内涵，更加多维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相关文化典籍的深刻内涵，使相关英译更加客观与公正，在更加准确的角度上去理解相关的文化现象与语言现象。

英译至少涉及源语和目的语所反映的两大社会符号系统。社会建筑是一种等级制度，生活在社会建筑中的人，由于其社会地位、职业、经历、个性、好恶、文化程度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组成与形成了不同的符号个体与符号束。在英译这些符号束过程中，需要深入研究其内涵，更多的研究当时符号束语域的语场、语旨和语气，也就是要研究与当时社会大环境相关的语言环境的表达策略。在中华文化典籍英译的过程中，对于语域的定位十分重要，如何打造这种有效的契合点，是一种很高的英译艺术。这种英译的过程，也是一种对于中华文化典籍再次创作的过程。

在英译过程中，就语篇而言，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具有指向意义的符号。对英译文本而言，文本自身就是一种对于符号的堆砌与加工，但是这种堆砌与加工是受到其他文本符号、同时与文本符号相对应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在中华文化典籍英译中，应该注重研究其互文性。

在中华文化典籍英译英译过程中，英译文本是能指，英译人员是其解释者，需要做众多的工作，对于解释体需要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对相关符号进行选择性研究。但是在相关的符号文本英译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英译所处的外部环境、英译人员自身的英译素养等，均影响着中华文化典籍的英译结果。